在资本主义下,社会公共事业(如科研、媒体等)天然地掌控在有产阶级手中。这并非由于某些邪恶老板蓄意的幕后操纵,而是社会化大生产在私有制基础上开展的必然结果。身兼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独裁者和各项事业赞助者的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假公济私,绑架学术与媒体来为利润率保驾护航。
作者指出:“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在把金钱倾倒到大学里以支持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金和有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出于私利的偏袒导致了“在美国仅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基于同样原因,学界不可避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要把所有坚持要求使其食物避免受到杀虫毒剂污染的人都扣上‘盲从者’的帽子。”
而在媒体方面,关于虫害因抗药性反弹的不幸消息被消声,以至于一个作家评论说“像这样一些通过科学交流悄悄泄露出来的、只在对外书刊中占一个小小位置的新闻是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登出一个同新原子弹消息一样大的标题的。”因此作者愤怒地谴责“我们的世界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另外一面。”
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决定了生产者直接关心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除非影响卖出,资方并不介意进入消费环节的使用价值对环境会带来何种不良影响。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推销杀虫剂仅仅只是这一必然性的具体表现之一。为了尽可能地售出商品获利,资方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买的没有卖的精”——
①隐藏产品成分信息。“商标名字上看不出这些农药的特征,但是它们的配制中包含着像汞、砷和氯丹这样有害物质。”②暗示杀虫剂的安全性以避免削弱产品亲和力。杀虫剂上没有警告标志,并和日化摆在一起,消费者很难不产生“低毒”的错觉。似乎是要锦上添花,说明书上描绘的是幸福家庭的景象,“父亲和儿子微笑着正准备去向草坪喷药,小孩子们和一只狗正在草地上打滚。”③巧妙玩弄文字游戏。马拉硫磷被认为毒性最小,“商业广告业在鼓励这种宽慰的态度……”然而“毒性最小”不等于“毒性小”,实际上人体抗马拉硫磷有赖于某种酶,而该酶的产生不幸也遭其他杀虫剂破坏。④怂恿政府放弃农药残留“零容许”而制定残留底限。但现实中人类不可能只从单一渠道接触一种农药,而是多渠道地被迫摄入,因此形式性的“残留底限”根本毫无意义。
蕾切尔·卡逊女士的挺身而出掀起了美国环保运动,那么资方是否因此有所收敛、洗心革面?在戈尔为《寂静的春天》写的前言里,我只能找到资方变本加厉的证据。大致的变化是:①农药产量不降反升。“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在美国国内禁止一些农药的情况下,这些过剩的产品用以出口他国获利。且不说有以邻为壑之嫌,“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②尽管DDT和PCBs在美国国内禁用,但毒性相仿的新产品被不断开发出来。特别地,我注意到戈尔用了“由于其他原因”来解释DDT的被禁,真是微言大义。③老板们没有让老板政府闲下来,而是鼓动它不惜打压出版自由来保证舆论环境。“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④国会也积极地表现它对农药工业资本的忠诚,在监管上明显地放水。“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而安全标准被刻意制定得难以落实。
【元凶难逃其咎】
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基于“人类”角度的反思与自责——“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云云,“人类面对自然表现出狂妄自大”云云。然而即便全人类都要为生态破坏负责,但在问罪时就必然等而视之的么?
作者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她把那些由于恶劣劳动环境而身患重症的普通工人视为剧毒物最早的受害者,她在提到那些遭遇灭顶之灾的消费者和农民时充满同情。她很清楚她面对的敌人只是官僚-学棍-资本家的神圣同盟——作为盟主的资产阶级一手豢养着学术打手,一手操控着政府:“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
在本书第八章末,可敬的蕾切尔·卡逊女士发出这般的控诉:“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回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做了这个决定,它使得这些致毒的连锁反应运动起来,就像将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这个决定使不断扩大的死亡的波纹扩散开去?……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做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耷拉的翅膀而变得暗淡无光?这个决定是一个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是在对千百万人的忽视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对这千百万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还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深刻的和必不可少的。”
与那些出于无知或恶意而把环境问题归咎于人类本性、归咎于意识道德问题的人不同,蕾切尔·卡逊女士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政治问题”无疑是政权问题。我相信,蕾切尔·卡逊女士口中的“独裁主义者”所指正是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那支持这一瘦小身躯终其后半生与病魔和有产神圣同盟战斗的,是一副平民的傲骨。在全球资产暴政跨入21世纪的今天,有一位女性在数十年前断定,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千千万万自古以来被“权力与货币”视如草芥的平凡人,终将要亲手终结这个旧世界、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以前听说一种耳熟能详的说法:保护我们的地球。
可是我们做的可是截然相反喏。地球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人类把自己看的太高了。需要保护的是我们自己的良性发展意识
作者指出:“一些主要的化学公司正在把金钱倾倒到大学里以支持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这种情况产生了吸引研究生的奖金和有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出于私利的偏袒导致了“在美国仅有2%的经济昆虫学家在从事生物控制的现场工作,其余98%的主要人员都被聘去研究化学杀虫剂。”基于同样原因,学界不可避免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要把所有坚持要求使其食物避免受到杀虫毒剂污染的人都扣上‘盲从者’的帽子。”
而在媒体方面,关于虫害因抗药性反弹的不幸消息被消声,以至于一个作家评论说“像这样一些通过科学交流悄悄泄露出来的、只在对外书刊中占一个小小位置的新闻是完全有资格在报纸上登出一个同新原子弹消息一样大的标题的。”因此作者愤怒地谴责“我们的世界几乎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另外一面。”
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经济)决定了生产者直接关心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除非影响卖出,资方并不介意进入消费环节的使用价值对环境会带来何种不良影响。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推销杀虫剂仅仅只是这一必然性的具体表现之一。为了尽可能地售出商品获利,资方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买的没有卖的精”——
①隐藏产品成分信息。“商标名字上看不出这些农药的特征,但是它们的配制中包含着像汞、砷和氯丹这样有害物质。”②暗示杀虫剂的安全性以避免削弱产品亲和力。杀虫剂上没有警告标志,并和日化摆在一起,消费者很难不产生“低毒”的错觉。似乎是要锦上添花,说明书上描绘的是幸福家庭的景象,“父亲和儿子微笑着正准备去向草坪喷药,小孩子们和一只狗正在草地上打滚。”③巧妙玩弄文字游戏。马拉硫磷被认为毒性最小,“商业广告业在鼓励这种宽慰的态度……”然而“毒性最小”不等于“毒性小”,实际上人体抗马拉硫磷有赖于某种酶,而该酶的产生不幸也遭其他杀虫剂破坏。④怂恿政府放弃农药残留“零容许”而制定残留底限。但现实中人类不可能只从单一渠道接触一种农药,而是多渠道地被迫摄入,因此形式性的“残留底限”根本毫无意义。
蕾切尔·卡逊女士的挺身而出掀起了美国环保运动,那么资方是否因此有所收敛、洗心革面?在戈尔为《寂静的春天》写的前言里,我只能找到资方变本加厉的证据。大致的变化是:①农药产量不降反升。“危险的化学药品的生产增长了400%”,在美国国内禁止一些农药的情况下,这些过剩的产品用以出口他国获利。且不说有以邻为壑之嫌,“毒杀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最终会导致所有的食物链中毒”。②尽管DDT和PCBs在美国国内禁用,但毒性相仿的新产品被不断开发出来。特别地,我注意到戈尔用了“由于其他原因”来解释DDT的被禁,真是微言大义。③老板们没有让老板政府闲下来,而是鼓动它不惜打压出版自由来保证舆论环境。“在戈萨奇的环保署,例如综合病虫治理(IPM)、例如化学药品的替代,就确实地被宣布为异端。环保署禁止出版有关它的东西,综合病虫治理方法的证明书被宣布为非法。”④国会也积极地表现它对农药工业资本的忠诚,在监管上明显地放水。“杀虫剂、杀菌剂和灭鼠剂的法规的标准比食品和医药的法律宽松得多”,而安全标准被刻意制定得难以落实。
【元凶难逃其咎】
我们已经听了太多基于“人类”角度的反思与自责——“人类太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云云,“人类面对自然表现出狂妄自大”云云。然而即便全人类都要为生态破坏负责,但在问罪时就必然等而视之的么?
作者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她把那些由于恶劣劳动环境而身患重症的普通工人视为剧毒物最早的受害者,她在提到那些遭遇灭顶之灾的消费者和农民时充满同情。她很清楚她面对的敌人只是官僚-学棍-资本家的神圣同盟——作为盟主的资产阶级一手豢养着学术打手,一手操控着政府:“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们只眼盯着他自己的问题,而不清楚套着这个小问题的大问题是否偏狭。现在又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在工业中,不惜代价去赚钱的权利难得受到谴责。”“追求无法律约束的工业界正从它们的努力中获利。”
在本书第八章末,可敬的蕾切尔·卡逊女士发出这般的控诉:“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回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做了这个决定,它使得这些致毒的连锁反应运动起来,就像将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这个决定使不断扩大的死亡的波纹扩散开去?……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做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耷拉的翅膀而变得暗淡无光?这个决定是一个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是在对千百万人的忽视中做出这一决定的,对这千百万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还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深刻的和必不可少的。”
与那些出于无知或恶意而把环境问题归咎于人类本性、归咎于意识道德问题的人不同,蕾切尔·卡逊女士大胆地断定,“杀虫剂问题会因为政治问题而永远存在;清除污染最重要的是澄清政治。”“政治问题”无疑是政权问题。我相信,蕾切尔·卡逊女士口中的“独裁主义者”所指正是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那支持这一瘦小身躯终其后半生与病魔和有产神圣同盟战斗的,是一副平民的傲骨。在全球资产暴政跨入21世纪的今天,有一位女性在数十年前断定,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千千万万自古以来被“权力与货币”视如草芥的平凡人,终将要亲手终结这个旧世界、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以前听说一种耳熟能详的说法:保护我们的地球。
可是我们做的可是截然相反喏。地球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人类把自己看的太高了。需要保护的是我们自己的良性发展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