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大一统国度 ,打破了分立政权的此疆彼界 ,扫除 了妨碍互相交往的政治藩篱 ,为国内城市的发展开拓了广阔 的空间 。明代进一步巩固了元朝以来的大一统局面 ,再加之 封建专制制度日趋成熟 ,使得城市形制 、布局上无不受此影 响而被打上深深的烙印 。明代中叶以后 ,商品经济逐渐恢复 发展 ,与此相适应 ,城市形态 、功能上日渐完善 ,城市的社会生 活不断丰富起来 。正是这些因素的互相影响 ,使得这一时期 成都的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
一　明代成都城郭的营造
元朝灭宋前 ,由于蜀中承平日久 ,长期无警 ,所以成都城 池防务根本无人过问 。以至当蒙古军即将深入蜀境时 ,川西 平原的防务之松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号称成都 “外 蔽 ”的绵州 (今绵阳市 ),长期城池不修 , “颓墉坏堑 ,若有若 无 ,三尺之童牧可挑达而逾 ” ① 。号称 “东西之冲 ”的怀安军
( 今金堂县怀口 ),防御工事也不复修葺 , “岁月既久 ,渐以颓 塌 ” , “人皆可逾 ” ② 。号称 “西南大都会 ”、四川制置司驻节 的成都城 ,原本无险可守 ,城防部署淡薄 ,在端平三年 (1236) 蒙古兵临城下之时 ,城内所管之军 ,总数不过七百 。 ③ 其城郭 楼堞设置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一斑 。 宋元战争中 ,成都城是蒙古军最先攻取的目标 ,早就被 焚毁一空 。虽然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曾经于淳佑元年 (1241) 春 ,在成都 、汉州 (今德阳广汉市 )旧城的基础上 , “复 立其城 ” ④ ,但很快又遭破陷 。鉴于在蒙古铁骑的冲击面前 , 川西平原无险可守 ,南宋不得不放弃包括成都在内的平原郡 邑 ,设在成都的军政机构也相继搬迁到金堂云顶山上筑城拒守 。在成都城被宋军放弃十余年后 ,蒙古军于 1257年进驻成 都平原 ,重兴修葺宋军废弃的成都城的 “楼堞隍堑 ” ⑤ ,由此奠 定了元一代蒙古统治成都的城防基础 。其后 ,驻守嘉定 ( 今 乐山市 )的宋军溯泯江而上 ,奔袭成都 ,曾经抵达东郊沙坎 ( 今沙河堡 ),攻入成都外城 ,元军失备 ,退保子城 。可见当时 处在军事拉锯之中的成都 ,蒙古人也是无暇修筑城隍的 。 洪武四年 (1371)六月 ,大夏政权覆灭 。七月 ,曹国公李 文忠奉明太祖之令入蜀 ,抚绥军民 ,修筑成都新城 。十月 ,平 定川蜀各地 , “筑成都新城 ”,并派兵驻守 “诸郡要害 ” ⑥ 。由 李文忠等新筑的 “成都新城 ”,即明代成都府城 , “成都府城 , 与省会同 ” ⑦ ,故亦称省会 。由于成都府城历经宋 、元 、明夏战 乱 ,城垣官署早已倒塌焚毁 ,到了明朝一统天下 ,已经到了重 新修筑的时候了 。从明初洪武年间增筑成都大城开始 ,成都 城曾经历过多次浚修 :洪武二十二年 (1389)蓝玉在成都练兵 时 ,曾 “复督修城池 ”。 ⑧ 宣德三年 (1428年 )都督陈怀 “复浚池 隍 ,至今赖焉 。” ⑨ 嘉靖二十二年 (1541), “奏准包砌以石 ,设 四门如砖城制 ” ⑩ 。其中 ,以都指挥赵清 “甃以砖石 ”、都督陈 怀复浚城隍这一次最为关键 , “至今赖焉 ” 11 。
中国古代城池是封建中央集权政治间架性设计的主要
因素之一 ,它是皇权对地方统治的象征 ,体现着行政等级设置 与礼仪规制 。明代城池的规模与等级都有较为严格的制度规 定 。从一开始成都城就是按照省会城市和四川第一府城来设 计营造的 。正德 《四川志 ·城池 》记载了洪武初使赵清等筑 城的情况 :“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 ,包砌砖石 ,基广二丈五尺 , 高三丈四尺 。复修堤岸以为固 。内江之水 ,环城南而下 。外 江之水 ,环城北而东 ,至濯锦桥南而合 。辟五门 ,各有楼 ,楼皆五间 。门外又筑新月城 ,月城两旁辟门 。复有楼一间 ,东西相 向 。城周回建敌楼一百二十五所 。其西南角及东北角建二亭 于上 ,俗传象龟之首尾 。城东门龙泉路曰迎晖 ,南门双流路曰 中和 ,西门郫路曰清远 ,北门新都路曰大安 。其小西门曰延秋 者 ,洪武二十九年 (1396)塞之 。”这段史料证实了以下三点 : 第一 ,赵清所筑明城为砖墙 ,不是宋以前的土墙 。第二 ,砖城 基础宽 2. 5丈 ( 约 8米 ),高 3. 4丈 ( 约 11米 )。第三 ,内江即 今府河 ,环城南流 。 12

我国古代城池的建造方法 ,均以土为主 ,采用夯土修筑 城墙 ,也用夯土版筑的方法进行施工 。从汉代开始 ,各地也有 用砖砌城墙的做法 ,砖也是用土做墙心 ,然后经过焙烧而成 。 这种砖城墙 , 实际上是在土墙外包砌一层砖 , 故称 “砖砌包 皮 ”。成都城之有砖砌城墙 ,始于唐代高骈 。不过那个时代 , 砖城尚不发达 ,仅仅在个别地方有个别城墙做成砖墙 。到了 明代 ,国力强盛 ,经济及手工业迅速发展 ,制砖技术达到一定 水平 ,因而烧砖业得到较大发展 ,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建 砖城墙 ,即内外用青砖进行包皮 ,使明代砖城墙有了突飞猛 进的发展 。今天 ,我们在各地所能见到的以及所知道的砖砌 城墙基本上都是明代的 。 13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成都城墙 的修筑也采用了 “包砌砖石 ”的技术 ,在城墙材质上大多为土 夯包夹砖石 。这是明代成都城墙与此前时代的土城之间的 划时代的区别 。 明初成都的修筑 ,一方面是出于军事上防守要害的需 要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大明王朝统治四川 ,显示封建皇 朝的威仪 。正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 (1358)谕蜀景 川侯曹震所说 :“蜀之为邦 ,在西南一隅 ,羌戎所瞻仰 ,非壮丽 无以示威仪 ”。 14 天启 《成都府志 》载有两幅地图 :一幅是 “成 都府治图 ”,另一幅是 “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 ”。它们为今天 再现当年成都大城的修建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依据 。图中形 象地绘出了用城墙连接起来的城门与城楼 。四座高耸的城 楼 ,城楼上插有一面大旗 ;在月城的空间 ,各绘有一座小庙 : 东 门是五显庙 、南门是关王庙 、西门是温帅庙 、北门是玄坛庙 。
这些设置将成都城墙的防守功能和王朝威严的形象展示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 ,凸显出皇权高高在上的政治象征意义 。 成都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 ,自唐代高骈改二江 、筑罗 城以来 ,城池只能在今府河和锦江之间修筑 。明代大城也必 须因地制宜 ,修筑在二江之间 ,所以这才形成了 “内江之水 , 环城南而下 。外江之水 ,环城北而东 ,至濯锦桥南而合 ”的形 制和格局 。所谓明代成都城池 “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 ”的说 法 ,反映了历代成都城墙存在着明显的叠压关系 。这一城墙 的构筑特点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资料所证实 。 近年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多处成都古城墙遗址 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清理 ,西城墙发掘了通锦桥 、上同仁路 、中同仁路等地点 ,南城墙发掘了外南人民路 、羊皮坝街 、新南 门王家坝街等地点 ,北城墙发掘了北校场一处 ,东城墙发掘了 北青安街 、天仙桥街 、东安南街等地点 。通过对这些路段发掘 的成都城墙遗址观察 ,进一步证实 ,宋明城墙的位置就是介于 唐代城墙和清代城墙之间 ,元明代成都城的城垣就是在宋代 城墙的基础上重筑而成 。 15 2009年 3月至 6月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安街中 段西侧城墙墙体遗址进行解剖发掘表明 ,在宋代墙体之上 ,是 此段城墙遗址的主体 ———元代墙体部分 ,土层内大多为黄褐 色 、青褐色或黑褐色泥土 ,夹杂着大量的陶瓷片和破碎砖瓦 块 ,堆积较疏松 ,墙体下部土层夯筑相对紧密坚质 ,河道淤土 含量较多 ,且夹杂有相当数量的螺 、蚌等水生生物的外壳残 片 。此外 ,最下层还发现有铺垫的一层木板 、荆条和竹条编织 物遗迹 ,以及一段用十余块红砂石铺筑的墙体 。在城墙夯土 内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残片 ,以川西诸窑场烧造为多 ,如邛 窑 、磁峰窑等 ,外来产品则包括景德镇青白瓷 、枢府瓷 ,龙泉窑 青瓷 ,钧窑天青釉瓷器等 ,其窑口组合与全国其他元代遗址的 陶瓷器出土情况大体吻合 。 16
另从成都城东城墙一部分的迎曦下街古城墙的考古发掘也证实 ,成都宋代 、明代 、清代城墙都是在原唐代城墙的旧 址上增加夯筑而成的 ,它们有非常清楚的叠压关系 ,而且随着 时代的变迁 , 城墙越筑越宽 ,规模越来越大 ,唐代城墙宽约 7. 4米 ,宋代城墙宽约 12. 7米 ,明代城墙宽约 24. 5米 ,清代城 墙宽约 28米 。 17 从实物材料上也证实 ,与文献记载的 “包砌砖 石 ”相符合 。无论从结构 、砌法还是用料来看 ,明代城墙都稍 显粗糙 。至于有论者依据清人陈祥裔 《蜀都碎事 》记载 :“成 都东门外有红布街 ,旧青楼业也 。”以红布街至东门内推断 , 明初增筑之新城 ,因当时人口较少 ,故其城址 “或较南宋罗城 略小 ” 18 。这种说法 ,还有待地下发掘来加以支持和说明 。

二 　成都府属郡邑筑城
在明初成都 、重庆修建城池之后 ,除个别要害地方屯兵之 外 ,各地郡邑城池并没有立刻模仿增筑 。但到了明代中期 ,各 郡邑的守臣无不把修筑城池作为该县的头等大事来抓 。其中 的原因有二 :一是鉴于明代中期四川境内频繁发生大规模农 民起义 ,统治阶级意识到非军事要害的一般郡邑也必须加强 筑城 。尤其是正德年间持续六年之久的鄢本恕 、廖惠农民大 起义爆发之后 ,各郡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有城不备的危害性 , 以及筑城设防的重要性 。正如明人张讳鹏 《修城记 》中所说 : “国朝著令 :郡县有卫有所始有城 ,盖要害必屯兵 ,屯兵必设 备 ,备无逾城也 。故有城以为之备 ,虽大郡弗城焉 。”正德戊 辰 (三年 , 1508), “蜀民起为盗 ,弄兵潢池 ,窃发萑符 ,劳重臣 而后定 。然当时有城皆不备 ,重臣议曰 :备无逾城也 ,已因便 宜 ,下令所司 ,虽无屯兵皆城焉 。邑有城自此始 。” 19 二是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 ,到了明代中期 ,各地的经济实力得到 了明显的增强 ,这就为修筑城池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正 是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 ,从明代中期开始 ,包括成 都府在内的全川各州县都掀起了一场修建城池的活动高潮 。 详见下表 :

上表透露出 ,从平均每县人口 “里 ”数看 ,最高的是泸州 、 重庆府与叙州府 ;最低的是雅州 、夔州和保宁府 。成都府 、眉 州 、嘉定州比值较为接近 ,皆在 7 ～ 9之间 ,体现了明代川西地 区的均衡性 ;相对应的是长江流域叙州府 、泸州和重庆府的 发展 。里数较低的雅州 、夔州和保宁府分别坐落于四川盆地 的西 、东 、北部边缘 。府州城池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口布局 , 正好与元末明夏时期四川战乱局势所带来的破坏后果相吻合 。另外 ,城池规模的大小 ,从总量看与人口成一定的正比关 系 ,这种关系在明代川西地区体现最为明显 ;而另一方面 ,川 南 、川东沿江流域地区的大发展 ,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 域的空间格局 。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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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人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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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ments were mustered

你妈逼你自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