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批准对载垣、端华、肃顺等“三凶”行刑的上谕一下，奉旨监刑的肃王华丰、睿王仁寿，就分别率绵森和载龄带上各自行刑的全副执事，先后赶赴位于户部街的宗人府。自头一天在宗人府召开的联席会议给八大臣定罪之后，“三凶“就已经被分别关押。按事先的布置，睿王和载龄先到，等他们先将肃顺五花大绑的从宗人府押出后，再由肃王与绵森入内，向载垣、端华面传谕旨，并监视他们在被关押地、宗人府的“空室”里就地自尽。不如此布置的话，两边同时动手，以三人、尤其是端华与肃顺兄弟俩的二杆子脾气，一向庄严肃穆的宗人府，恐怕就要被闹成一锅粥了。
汝佳按：所谓宗人府“空室”，其实就是专门监禁皇族囚犯的牢房，地处宗人府里最后一个院子，位置坐西向东。这里除了中午偶尔能有机会见到一小会儿阳光以外，一年四季几乎暗无天日，所以又称“高墙”。清朝自顺治入关以来，皇室成员犯了错，一般不下刑部大牢，而是按“家法”圈禁于“高墙”之中。
在清朝历史上，被赐令自尽的大臣虽然有很多，但自尽的方式却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上吊，一种是服毒。一般来讲，不会强迫自尽者必须采取哪种方式，所以通常都会给被赐令自尽者同时准备一条白绫和一杯毒酒，让他自己二选一。
当然，由于被赐自尽的人胆识、气概、甚至身体的素质等各不相同，都可能会给监视自尽的大臣带来极大麻烦。最好料理的莫过于是那些并不畏死、甚至只求速死的人，这种人无论是上吊还是服毒，都绝不含糊，片刻之间，即可干干脆脆地命赴黄泉；最麻烦的莫过于那种绝无死志，求生欲望异常强烈的人，别看他平日里一副威风赫赫、不可一世的样子，可一旦死到临头，却往往不是哭天抹泪地死活不肯就范，就是吓得浑身瘫软如一滩烂泥般不能就范，毫无气概可言；更有一种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就算他本身并不怕死，但无论是上吊还是服毒，一时半会儿都弄不死自己，这样不但会误了法定毙命的时刻，使监视者不能按时向上头复命，而且对自尽者本人而言，也是一种万分痛苦的折磨。
对付后两种人，在清朝入关之前，曾经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弓弦将其勒死。这样虽然也能达到致命的目的，不过严格讲起来，却已经是绞刑。而且死者身上既有明显致命的外伤，再硬说他是“自尽”，就未免太过牵强了。于是，两百余年下来，那些负责具体执行的司官胥吏，便逐步摸索出一套处理这个难题更妥善的办法，那就是所谓的“开加官”：不管什么原因，一旦自尽者自己不能速死，那就把他摁倒在一张刑床上，先将其手脚强行捆住，让他不能挣扎，然后再用北方糊窗户的牛皮纸，把他的整个脸完全蒙住，以酒或者水喷在他的眼耳鼻口等可能通风透气的地方，这样，自尽者固然立时就可毙命，身上也绝无让外人质疑的伤痕。
在李翰祥的电影《垂帘听政》中，载垣就是因胆小怕死而被“开加官”致死的。不过，影片的情节虽然很生动，也具备历史的可能性，但我遍查各种史料，也没有找到有关载垣、端华二人自尽情形的可信记载，看来影片中的这个情节，应该是出于编剧合理的虚构。
不管怎么样，相对于肃顺的公开“斩立决”而言，载垣、端华二人不但好歹还算是留了个全尸，而且因为他们是被秘密处决的，也多少保住了一丝“铁帽子王爷”的尊严，而肃顺却是被五花大绑到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地地道道的“明正典刑”。
有清一代，在菜市口杀的人不计其数，就是杀位高权重的一、二品大员也不在少数，如咸丰八年，在肃顺的坚持下，当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就曾因“戏子门”丑闻而毙命于此。但把一个身兼顾命大臣、赞襄政务王大臣、协办大学士的皇室宗亲绑到这里来砍头，却还是清朝入关二百六十八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
肃顺素来重汉人而轻旗人，常骂旗人糊涂没用，只知道要钱。加上他当国之时，为了保证前方将士的军需供给，曾经大肆裁减过八旗的粮饷，凡此种种，都导致旗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当作吃里爬外的“旗奸”。而北京城里的旗人最多，所以，这天的菜市口刑场简直就是人山人海，比寻常杀人时多了不知多少倍，有些肃顺的“仇家”，甚至还专门驾车载酒的赶到菜市口观看。
据薛福成《庸盦笔记》中的记载，行刑的当天，因为即将死于非命而身着白袍和布靴的肃顺，被反捆在一辆牛车上，经由骡马市大街押赴菜市口刑场。囚车所经之处，围观人群对他咒骂不绝，有的小孩甚至还欢呼说：“肃顺也有今天啊！”人丛中不断有人向他投掷瓦片泥土等物。肃顺本就身肥面白，值此垂死之际又穿了一身白袍，这么一折腾，很快就“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了，想象他当时的模样，一定是十分恐怖。
肃顺一生轰轰烈烈、雷厉风行，当国数年而极有建树，无论怎样评说，也都算是一代人杰。但正因其轰轰烈烈、雷厉风行过了头，临到头来，才落了个“国人皆曰可杀”的凄惨下场。

关于肃顺临刑时的情形，各种记载很多，都无非是说他如何不改狂悖的本性，死前大骂慈禧太后和恭王叔嫂狼狈为奸、窃国乱政而已。在所有这些记载中，仍当属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最为权威和详细：肃顺临刑之际，破口大骂，骂的话之恶毒难听，“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照例行刑时受刑者都要跪下“谢恩”，但肃顺至死不屈，当然拒绝这样做，而且还很不配合刽子手，无奈之下，刽子手只好用大铁柄使劲敲击他的胫骨，直到两条腿的胫骨都被击断、根本无法站立时，他才不得不跪下。
据说在杀人这个行当里，有许多千百年相传下来的潜规则：大凡人犯被砍头，负责捆绑人犯的狱卒和行刑的刽子手会都有很多花样，这些花样的用处，无非是为了勒索人犯的亲属。如果人犯的亲属事先给了相当的好处，那人犯就会死得很痛快，不会受太多的折磨。否则的话，从狱中上绑的那一刻起，就会折磨得人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捆绑过紧固然不在话下，而且捆绑之时还故意将人犯手脚强行扭曲，其痛苦万状的情形，简直不忍想象。等到了刑场行刑完毕，刽子手和一班胥吏杂役等，更有趁乱将人犯的头颅藏起来的，亲属如果不花够了银子，就不给收殓。还有些业务熟练的刽子手，因为吃的是技术饭，所以挣的更是大钱——他行刑的刀法拿捏得恰到好处，一刀下去，喉管虽然割断，人犯也立时毙命，并无丝毫痛苦，但却能有一层皮肉相连，勉强算是个“全尸”，不至于真的“身首异处”，这当然非要人犯的亲属花大价钱不可。
肃顺执政时好以霹雳手段行申韩竣法，在庙堂之上、江湖之中得罪的人都不在少数，相信此时一定会有人出大价钱，买他一个极惨的下场。
这一年，肃顺四十六岁。
肃顺死后葬于北京海淀区小煤厂村。1930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恺去世，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但却找不到合适的墓葬石器，而其时肃顺的后人早已式微，守不住祖宗的坟茔，所以，经人撮合，肃顺的后人遂答应以大洋两千元的价格，将肃顺墓的部分石器出售给谭墓作装饰。不料那个撮合者竟然是一个文物骗子，被他瞒天过海，乘机将墓中的石器全部取出，除少数供给谭墓以外，余下的大部份打算走私到国外。这件事被时任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的张继得知，下令扣下全部石器，但其中的石狮、华表等精美石器，仍判归谭墓所有。1937年，抗战爆发，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肃顺墓再次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小土包。
时至一百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时权倾天下、威风赫赫的“肃中堂”，更是连一个“土馒头”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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