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流传甚广，以一把磁勺放在一个铜盘上的“司南”造型，确切的出现时间是1940年代末，而学术界的一种看法则是，这个造型从来就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司南。
1952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金属物理研究的钱临照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要去访苏，需要带—件象征中华文明的礼物送给苏联。礼物确定为仿制一套代表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司南”。钱临照找来最好的磁石，又到全北京玉活最好的琉璃厂找玉工帮他琢磨，琉璃厂的师傅取型于汉代勺子，雕琢出来—把造型优美的天然磁石器物。这只磁勺被安放在精美的青铜地盘中央，地盘四周刻着四维、八干和十二地支共二十四个方位。地盘中央部位被打磨得光滑无比，但是经过反复试验，这只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就是不会指南。
自新中国以来，无论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时期，还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年代，收藏和展出的陈列品中，“司南”都是经人造磁场充磁的钨钢(即普通电磁铁)，或经人工用电磁场传磁的天然磁。但中国古人并不会用电线绕成线圈来制作人造电磁场，如果古人真的用天然磁石雕出“司南”后，怎么让它指南呢？
从王振铎完稿于1947年12月15日的一篇论文可知，“三十四年十月”(即1945年10月)，他已经开始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做人工磁体和天然磁石勺型司南在地盘上指极性准确性的试验，在此前，他已经完成了司南形状的设计和玉床琢洗的阶段。在这个复原和实验的过程中，他将司南设计成了一个“勺”型。对于这个“勺”型的来源，王振铎根据的文献是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流传下来的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通行本。其中对王搌铎的复原工作起到决定作用的几个字是“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现代汉语的解释即为：“如勺之司南，投转于地盘(东汉占卜器具)之上，勺柄指南”。
也就是在这十二个字的指引下,一个磁勺放在方盘上的造型诞生了。这个造型,成为日后中国人重新认识司南的开始。但是,按照这个造型制作出来的磁勺如何指南,却是数代文物工作者的难题。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学者孙机在2005年第4期《中国历史文物》上发表的《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一文中,提到了更古老的《论衡·是应篇》版本——前北平历史博物馆旧藏残宋本,存卷十四至卷十七。宋本中相应的这几个字为:“司南之酌”,“酌”字一直至元本都没有改变。而“酌”与“杓”在古文中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酌”训“行、用”,也就是司南的使用。
一字之差,不但关涉的是司南的造型,而且在于司南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问题。另外,“其柢指南”中的“柢”字,在《集韵》、《广韵》中,都是指“碓衡”。碓衡是一段横木。而这与司南车上木入指方向的臂部相当。(孙机《简论“司南”兼及“司南佩”》)孙机于是提出,司南其实指的是指南车,这样一来,“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现代汉语解释就成了:“使用司南车,把它放置在地上,其横杆指向南方”。
不仅宋本的《论衡·是应篇》中为“司南之酌”,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清朝本涵芬楼盛名通津草堂本中,宋刻元明补修本《论衡·是应篇》中,用的也是“司南之酌”。该本虽为清朝本,但因是“宋刻元明补修本”,所以还是延用宋刻时的“酌”字。而指南车,在宋以前的文献中也叫“司南”,是一种木制的、靠机械结构的运动来固定指向的器物,如果孙机的论点正确,这也就与天然磁性材料指南无关了。

根据现有的文献,中国人发现磁性能指示南北方向,是从北宋开始的。而司南的出现远远早于北宋。《论衡》是东汉时代的著作,如果将司南解释成利用天然磁性指南的磁勺的话,那么中国人使用磁性辨别方向的时间,将往前推大约1000年。而按照邮票的解说，就已经直接把这个造型推断为战国时期的产物。
虽然按照目前的文献资料，无法复原和展现所谓战国时代的“司南”，但是即便中国人发现磁性指南出现在北宋,也是人类最早利用磁性指南的开始，这点足以安慰我们总喜欢以四大发明窃喜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