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种资料，《万历会计录》、《工部厂库须知》中绝大多数物品都只有一种价格，它们作为招商买办的标准价格，反映的应当是各种物品的中间价格。《宛署杂记》记录的是实际支出费用，很多物品都有两种以上的价格。其中少数物品的价格歧异，是由于记录舛误造成的。比如，书中多次提到红烛，都是每斤值银1钱，只有一次记载：“大红烛一对，重一斤，银一钱；中红烛一对，重半斤，银五分；小烛一斤，银二钱。”此处所记小烛价格，不仅与大红烛、中红烛的价格矛盾，也与他处所说小烛价格不一致。还有少数物品，价格相差似乎过大，但又无法判断是否误记。如速香的价格，书中几次谈到都是每斤4钱8分，只有一次记为每斤4两8分，相差近10倍。又如书中一次提到磁青纸9张，价银22两5钱，平均每张2.5两，一次提到大磁青纸10张，价银1两，平均每张0.1两，前者价格奇高。
但绝大多数物品的价格差异并非误记，而是实际存在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同一种物品在规格和质量方面也会有不小的差别。《宛署杂记》谈到各种物品时，偶尔会提到质量和规格，如茶和墨均有上、中、下之别，面有上白面、次白面，银朱有上好银朱、中银朱，这些当然都会影响到价格。如书中所记墨的价格共有6种，每斤最高0.64两、最低0.3两，其中每斤0.6两和 0.48两者，个别地方曾说明为好墨。书中前后提到的荆筐价银，有每个1两、0.03两和0.025两三种，其中值银1两的荆筐，是长7尺、阔0.5尺、深3.5尺的特大号。炭篓的价格则有两种，大炭篓每个0.005两，小炭篓每个0.003两。乡饮酒礼的宴席，上席用重5斤鲜鱼1尾，价银0.1两，上中席用重3斤鲜鱼1尾，价银0.075两，中席、下席均只说明用鲜鱼1尾，未标明重量，但中席每尾价银0.03两、下席0.025两，显然大小有别。除规格和质量不同外，造成同物异价的另一种可能是各个项目的费用标准确定于不同年代，受原额主义赋税原则的影响，未能根据实价进行调整和统一。因此，上述三种资料，特别是《宛署杂记》和《工部厂库须知》中的物价记录，只能说大体反映了万历年间北京市场的价格水平

.服饰
关于服饰类，《宛署杂记》和《工部厂库须知》中只有少量记载，见表13。

其中白线鞋为穆宗大丧所用，不必讲求结实耐用，可能比普通鞋的价格要低。
11.纸张与文具（附乐器）
关于纸张的价格，《宛署杂记》记载甚多，《工部厂库须知》也有一些记载，兹整理如下，见表14。

有些纸的价格不止一种，当是质量有异。但磁青纸的价格，《宛署杂记》记载隆庆六年每百张 250两，万历二十年每百张10两，参照其他纸张价格，后者当更合理。内中品名相同可做比较者，只有连七纸、奏本纸、白榜纸、呈文纸、中夹纸、开化纸等，就其中间价而言，明代后期较之前中期，这几种纸的价格普遍较低，而且连七纸、白榜纸、中夹纸、开化纸的落差很大。
关于笔、墨以及其他文具的价格，《万历会计录》无载，《工部厂库须知》只记有炙砚1副0.008两、裁纸刀1把0.02两，其余均出自《宛署杂记》，见表15。

至于乐器，记载很少，见于《宛署杂记》者有：大鼓1面0.6两、小皮鼓1面0.3两、杖鼓1面0.2两、铜锣1面0.35两、锣槌1把0.03两、鼓槌1副0.015两、子1面0.3两。《工部厂库须知》记载横笛1枝0.02两，此外还记载：“喇叭一对、唢呐一对、\罗一对，共重五斤十二两，每斤银一钱三分，该银七钱四分七厘五毫。”看来铜制乐器的价格，主要由其用料重量决定。
炊餐具与家具
关于炊具、餐具与家具摆设类的价格，《宛署杂记》、《工部厂库须知》中有如下记载，见表16。


万历后期与前中期价格可比的物品，有铁锅、铁勺、铜茶匙、磁茶钟、饭碗、汤碗、酒托、竹箸、乌木箸等。由于可比物品数量较少，难以据之判断物价的变动趋势。但从这几种物品看，有的价格大致持平，有的有所升高，有的有所下降，并未出现整体性的升高或下降态势，应当说物价水平还是比较平稳的。

工具和日用品
关于工农业生产工具和日用品，《宛署杂记》、《工部厂库须知》中有不少记载，兹整理于下，见表17。

内中万历二十年与三十七年价格可比者，把筒（桶）1个分别为0.03两、0.02两，芦席苇席1领分别为0.04/0.03/0.015两、0.025两，竹筛1个分别为0.03两、0.01两，竹箩（罗）1个均为 0.1两，罩篱（笊篱）1把均为0.005两，铁火箸1双均为0.01两，或完全相同，或略有下降，说明物价基本平稳。

明末人表示万历皇帝已经远胜汉武唐宗，是为圣君在万历年入宫，明末流离出宫之老宫女刘氏，为李长祥收留，她向李长祥讲述了一件关于万历皇帝的事，被李长祥记录在案：李长祥记曰：一日内官以一朱票进皇帝，皇帝看毕不言，内官奏云‘爷爷左右尚不肯容，尚来拿’。皇帝默然久之曰‘据他朱票是巡城御史，何可夺他权柄，挠他法？且尔等必有故，任他拿去，朕不管’。然不知何事也！李长祥议曰：余常览神宗遗事，有人讼一内官于中城御史，御史不知其为已入皇城之内官也。即为之出朱票。持朱票之役又素非炼事者。即以向午门索问。诸内官愤夺奏之御前，上谕云云如刘氏言。……，呜呼圣人哉，圣人哉。东汉建武十九年，湖阳公主苍头杀人，……。苍头，公主人，与皇帝之人异，况在御前者乎？汉帝今犹称之，神宗与之相较，岂不胜之绝远？唐太宗谓：‘上畏天、畏祖宗，下畏言官’。考当日所为，亦饰语耳，若神宗乃真有其实，虽唐虞三代之令主，何以加此。其能使海内家给人足，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四十八年，有以哉！”

税收（商业税）
《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宛署杂谈》“至万历十年内，又蒙题，将铺行下三则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其买价至四十两以上者，每两止税银壹分伍厘。”　　《明史·食货二》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　　《明史·食货二》宣德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明朝的商税原先是30取一，也就是3.3%。后来明朝皇帝与内阁考虑减轻国用以减少百姓负担，万历时降到了1.5%。小生意、小商小贩、年营业额在40两白银也就是在营业额少于26432元以下的免税。——这算是照顾弱势群体吗？农民税在洪武初原先有三至四斗，后来民田税收减为每亩一斗米，约 18.9斤。官田为一至三斗多一点。人民税收少，也跟明朝的政府机构精减有关，但发生战争时费用大量不够，崇祯国乱时期，为求一点兵费，皇帝几乎四处求告。　　

社会福利
《明史·食货一》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　　明朝没有叫化子和流浪汉，每个县都有养济院免费收留。《宛署杂记》载“每名口月给太仓米三斗，岁给甲字库布一匹。”入养济院的条件是：“查都城内外之老疾孤贫者，籍其年以请。”由于有待遇以至于某些人发达了也不走，“间有家饶衣食、富于士民者。”也在里面混个名字捞个实惠。遇水灾旱灾流亡的人，凡有力可耕者，国家给田每人15亩耕种，给牛和农具。贫民没钱买地葬的，国家给地。老人八十岁以上的，国家赐爵。爵是有收入的。也就是国家养老。不过要等到八十岁。　过节。　　春节、元宵、清明、瑞午、中秋、重阳。对于现代瑞午节来说来说明代比较这个节日。　　“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明代《菽园杂记》。　

我们结合税收的政策上可以看出，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设计存在着种种缺陷，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内臣地位尴尬，为人乖戾，往往为士大夫和百姓所歧视。增加税额，在崇尚“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的国家里本就令人难以接受，一经内臣之手，世人的抵触情绪就愈加激烈，合理性更受质疑
从这些论述看，商税增加是增加了，但增加的实在是有限，基本上和原先的税收在同一个数量级别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税收结构严重脱节于经济结构的状况！如果把当时的商业税收乘以十倍，或许才是真正合理的一个数字。至于在这一时期，小冰河时期还未过去，灾荒依旧肆虐，万历皇帝也不断地减免受灾区严重地区的赋税，甚至是干脆免除，而万历为了平衡财政税收和自己内帑的收入所征收的这点可怜的商业税还是经过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经过了艰苦搏斗争取之后才得来的 ，可以说，万历矿税的实质是皇帝和私人工商业集团围绕着利益而进行的一场斗争，结果这场斗争中，结果还是因为皇帝缺少有力的同盟者而失败告终。虽说如此，万历多增加的这点商税，以及通过矿税形式收入内帑的那点银子，在后来的辽东战争中杯水车薪，但也让明朝能在极端的恶劣环境下维持了几年的时间。
然而即便如此终万历一朝，标志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万历的政策，通过收入工商税收，不仅承认了工商业的地位，还增加了国家收入。但实际上，万历的工商税还是很低的，所以南方工商业一片繁荣。连外国传教士对于大明人对商业的热情感到惊讶。

附明朝历代金，银，钱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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