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心雕龙》的学术文化渊源
刘勰《文心雕龙》是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批评繁荣发展的产物。
刘勰精通儒学、佛学，当时融合儒道的玄学流行，他也受到了玄学的影响。《文心雕龙》一书，如刘勰本人所说，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也显示出玄学、佛学的影响。
（一）《文心雕龙》与儒学
刘勰《文心雕龙》是以儒学为指导思想而写作成功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儒家思想对《文心雕龙》写作的指导作用，集中体现在“原道”、“宗经”、“征圣”之说，其对后世影响最深者亦在此。
1、原道的观点
明道，是荀子文学观的核心，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很深，要求文学必须服务于政治，以人伦之道为创作与批评的标准。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立《原道》一篇，论述文道关系，认为一切文皆本于道。对此，刘勰在《原道》中说：“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道明”。
此所谓“道”者，一是指自然之道， 二是人伦之道。《原道》篇标举自然之道，即宇宙万物的自身规律、法则，但又提出圣人之文是阐明自然之道的，这就说明刘勰的“自然之道”与人伦之道是相通的，倡导“因文明道”。
刘勰发扬了荀子关于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儒家文学思想。
明道，是文学的本质；明道是文学的功能。把文学纳入明道的轨道，把儒家的圣贤之道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这就是我国文学史上“道统”的思想纲领。
因此，从根本上说，刘勰所讲的“道”还是儒家之道，至少是以儒家之道为主体的。
2、尊儒的观点（征圣）
刘勰自称是孔子的信徒，以儒家“三不朽”为人生最高目标。在《文心雕龙》中，特立《征圣》篇，提倡作文应以圣贤为师。
刘勰尊儒，除孔子以外，首推荀子，次为孟子。儒家圣贤成为“道统”的代表，而且被尊为偶像，这固然有其深厚的政治原因，但也由于儒家学说在不同的时代获得不断发展而且还具有强大的社会作用。
唐、宋古文家开列了一份“道统”人物名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其实，这名单的排列，刘勰早已拟定。
如果说，“原道”只是提出了一般的原则，那么“征圣”则给人们具体指定了作家必须学习的榜样，也即是“道德”的具体化。这也就是儒家文化渊源的具体化。
3、宗经的观点
原道、征圣、宗经是三位一体的。原道是形而上的概念，征圣是寻求“道”的实行者，而宗经则是从形而下的具体经典中去认识“道”的实际内容。
可以说，刘勰提倡的“圣贤之道”，最终道要体现在圣贤的经典中，这就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全部含义。
宗经，是《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刘勰立《宗经》一篇，论述文学创作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宗。
刘勰说：“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
可以说，宗经思想始终贯穿了《文心雕龙》全书。其中儒家经书中的《周易》尤为刘勰所崇尚。

（二）《文心雕龙》与道家思想
刘勰对老庄之学有精深的研究并深受其影响，这是很明显的。魏晋玄学，杂揉儒、道、佛思想而别成新说，刘勰亦吸取各家之长而自成体系。他明显高举儒学旗帜，实际上又大量吸取道家之说，在《文心雕龙》中引用老庄说，或用其理论分析问题者随处可见，足见其道家文化渊源之深。
从文学理论自身来说，其受道家思想影响最大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之道”的理论
刘勰在《原道》中标举“自然之道”。这“自然之道”则来自老庄哲学。
刘勰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又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论道而及于德，论道而言自然，我们可以从《老子》中找到其渊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之尊，德之贵，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2、神思的理论
在刘勰的创作理论中，“神思”理论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它涉及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想象、联想等艺术思维活动，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
刘勰专设《神思》一篇，“神思”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丰富的美学内涵的文学理论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与道家学说有联系。
3、虚静的理论
刘勰在《神思》中，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观点。这“虚静”的思想，自非独来自道家，儒、法各家也讲虚静。荀子说：“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韩非子说：“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之正”。
但对虚静状态作深入描述的则是老子和庄子。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
庄子说：“唯道集虚”。

（三）《文心雕龙》与佛家文化
刘勰一生有两次入佛寺，并以僧人的身份辞世，可以说是始于沙门而终于沙门。中年虽入仕，但乃笃信佛学。佛寺不仅为刘勰提供了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且为他撰写《文心雕龙》提供了很好的文化和学术环境。由此可见，刘勰在三十岁左右写《文心雕龙》时，不可能不受佛学的影响。
由于刘勰在《序志》及《原道》、《宗经》、《征圣》诸篇中，特别强调对儒家的崇敬，而对佛学则很少提及，故有学者认为他的文学思想与佛学无关。例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在《文心雕龙》里，严格保持儒家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
又有学者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以佛学为主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
我们认为，佛学对刘勰的文学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这并不表现于文字表面是否崇扬佛学，而是在认识论和思维方法上的内在影响。
印度佛学精致的分析理论为《文心雕龙》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和方法论参照。
杨明照先生在《文心雕龙注拾遗》中说：“按《文心》全书，虽不是佛理，然其文理密察，似又与之有关”。
王利器先生也说：“印度佛学进步的思考方法，对刘勰的治学方法很有影响”。

总之，我们认为《文心雕龙》中所包孕的文化渊源，虽以儒学文化为主，但也吸取道家和佛家文化，而且融为一体，成就了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

（一）刘勰论艺术想象
《神思》是创作论的第一篇，也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是专论艺术想象的。
何谓“神思”？刘勰开头就写道：“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
又说：“文之思也，其神远也，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
又说：“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
又说：“夫神思方远，万涂竟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创构思的过程，是一个从物到情再到辞的过程（物——情——辞）。刘勰用“神于物游”来概括从物到情到辞的整个创作过程。
刘勰认为“想象”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想象”又并非空穴来风，他要受到“志气”（感情）和“辞令”（语言、思维）两个因素的制约。
关于想象的培养，刘勰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一是对内要求作者内心澄静，精神净化。“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
虚指虚怀以纳万物，静指静虑以明事理。
二是对外强调积累知识，增长才干，明辨事理，增强驾驭语言的能力，“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

（二）刘勰论创作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心物关系）
刘勰关于创作中的心物，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论述，集中在《物色》篇中。在这里，他论述了自然物色与作家主观情意的关系。
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感物而动情，情动而辞发。
《物色》篇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作家情感是随外界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文章即是这些情感的勃发，亦即《明诗》篇中所说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他还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一年四季的气候景物，激发了人们不同的感情和思绪，作家在物色的感召下兴起了强烈的情思，便要用文辞表达出来，于是创作便产生了。
这便是刘勰对文学创作中对“物——情——辞”三者关系的论述。（理论内涵）
1、刘勰把景物看作是创作的源泉，把作家感情看作是景物的反应。
2、创作的产生，是审美客体和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所抒情思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
3、创作活动，是饱含感情的思维活动。
4、创作中，存在着物——情——辞的关系。情依存于物，辞依存于情，情是物的反应，辞是情的表现工具。
这样，刘勰就准确地概括了自然景物与作者主观情感的关系，精辟地揭示了创作中物、情、辞的内在联系。
刘勰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就是客观与主观交互作用，物与心、心与物相互融合的全过程。

（三）刘勰的论情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情与采”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是贯穿整个《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红线。刘勰专列《情采》一篇来作集中论述。
“情”（情、理、事、义）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采”（采、辞、文、藻）指作品的艺术形式。
情与采有时也用“文与质”的概念来表述。
情与采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形式离不开内容，另一方面内容也需要美的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
“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原道》）
“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
他提出了“文附质也”，即形式离不开一定的内容；“质待文也”，即有了内容还需具有美的形式表现。
刘勰要求文章写作要以“述志为本”，应该“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

八、《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文心雕龙》的出现，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前人来说，它把先秦两汉至魏晋六朝的文学理论，其中包括儒家、道家、佛家各家的文学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加以融合，而且有许多新的发展。对后世来说，开拓了更广阔的文学理论领域，诗论、文论、画论、乐论，都获得独立发展。
由于《文心雕龙》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因而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至到今天，人们还不断地对它进行研究，并发展成为“龙学”。
《文心雕龙》自成体系，卓然一家，代表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1、理论体系的系统性
《文心雕龙》则对齐梁以前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作了全面总结，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部书里，刘勰对文学的性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的构思与创作、文学的体裁与风格、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原则等问题，做了深入全面的探讨。
刘勰自己在《序志》中说过：“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他写《文心雕龙》就立志要“弥纶群言”，而且要做到“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因此，清章学诚称之为“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
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序志》中说得很清楚，“文之枢纽”是理论总纲，“论文叙笔”各篇是文体论，而“割（剖）情析采”则包括创作论和批评鉴赏论。《序志》是全篇的总序，有纲有目，溯本求源，井然有序。像这样有严谨理论体系的巨著，在我国文论史上，实在是少有的。
2、理论的深刻性
在刘勰之前，我国的文学理论资料已很丰富，但多散于诸子典籍之中，或三言两语，或片断篇章，或表述一个观点，例如“诗言志，歌咏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类，虽观点鲜明，但毕竟未作深入的理论分析。有的虽有专文论诗论文，如《诗大序》、《典论·论文》之类，或论诗的社会作用，或谈文学批评，但都未对文学作深入的理论探究，因此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深度。而《文心雕龙》则能从总体上对文学理论作理论上的深入探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主要表现在，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揭示创作的奥秘，（如对“神思”的探讨），总结写作技巧等。
刘勰在论述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和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虚静”、“意象”、“隐秀”、“风骨”、“通变”、“奇正”、“体势”、“博观”等，对后世文学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3、理论的实践性
《文心雕龙》的理论，不是脱离实际的理论，它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意义。
刘勰对先秦两汉以来的历代文学，做了深入的研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现状和文学理论，也是了如指掌。因此，他的理论都是有针对性的。他总结的一些理论概念和审美观念，也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因此，它的理论许多具有普遍意义，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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