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 (李敬忠 教授)

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 (李敬忠 教授)
一、粤语的形成与百越民族的关系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一种语言，它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同使用它的社会集团的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息息相关的。粤语也是如此。
粤语被认为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它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省的中部、西部和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南部，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人口大约有5000万。
在粤语区的周围，南边（从雷州半岛至海南岛）讲的是闽语南部方言；西边是壮语；北边（韶关以北）是理瑶语和壮语（也杂有某些汉语方言）；东边从惠州市至汕头市的沿海地区也是闽语南部方言；东北边（梅县地区）讲客家话。简而言之，粤语区被闽语、壮语、瑶语和客家话所包围。
那么，在这样众多的语言包围的情况下，粤语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呢？据《治通鉴》、《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大量的史籍记载，现在的粤语区，从周秦以前直至近代，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秦以前，把居住在现今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之为“蛮夷”。春秋战国以后，又统称之为“百越”。一百多年前，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103卷还清楚地记载，现在的广东省境内，东至龙门、博罗、潮州；南至化州、茂名、电白；西至信宜、郁南、封开；北至乐昌、连县。这片6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分布着1284座瑶山、壮寨。在该书105卷里，同样也清楚地记载，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的苍梧、藤、容、岑溪、玉林、北流、陆川、博白、兴业等县，也还有瑶山、壮寨287座。可见，尽管经过了两千多年的物换星移，历史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直到一百多年前，还有众多的经过民族融合残留下来的瑶、壮民族生息在这块富绕的土地上。今天，除了粤北、粤东的瑶、壮、畲几个民族聚居区外，在南部的阳春、信宜等地，也还可以找到上述民族的踪影①。
语言的演变，尤其是从一种语言演变成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粤语当然也是这样。
公元前三世纪，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派遣50万大军到岭南来“镇守边疆”。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为了征服南越国，又从巴蜀夜郎等地，强行征调了数以十万计的兵丁，连同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归服的小国兵勇组成“楼船十万师”，从水陆两路夹攻，从而陷广州，灭南越。

以后，历代王朝又不断地将各种重犯及持不同政见者流沛，加上中原商贾、冒险者和亡命之徒，络绎不断地来到岭南。这些人到来之后，很少再回原地。他们带着中原和内地各处不同的语言和习俗，以广州为大本营，以各州县城镇为据点，或因“戍边”聚群而居，或由某种原因分散杂处。他们跟当地的“土著民族”风俗不同，言语不通。但为了生存和发展，在经济上又不可能不相互往来，不互通有无。
这些“华夏人”与土著“蛮夷人”长期频繁交往的结果，使两种（或多种）语言慢慢变为“混合语”，再由“混合语”发展演变成为既非原来的“华夏语”，亦非原来的“蛮夷语”，但却吸收了这两种（或多种）语言的部分词汇和语法特点而形成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经过民族融合后形成的新群体的长期使用而不断发展完善，成为现在粤语区广大人民使用的共同语。
世界语言融合史告诉我们，由两种（或多种）语言融合成为新的第三种语言，必须要有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就是，民族的大迁移（不一定是整体）使两种各有优势的语言发生急激的大碰撞，在经济生活急需而彼此言语不通的情况下，双方为了交际而吸收对方的语词逐渐形成“混合语”。以后，随着两个民族的融合，“混合语”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语言，就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既吸收了原来两种语言的特点，但又与原来两种语言有很大差别的新的语言。
粤语正是在秦汉两个王朝派遣大军征服南越为先导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数百万“华夏人”陆续拥向岭南，与当地的土著民族相互交融而逐渐发展形成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造成的民族大迁移，只单纯依靠在一般的历史条件下，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可能发展演变成为新的第三种语言的。

李敬忠(金钟)广西邕宁人,壮族。现为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教授）。系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中国语言学会永久会员、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学会理事及学术委员。
从事高等教育工作30多年，50年代中曾在中国科学院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普查及创制文字工作。
在高等院校主讲过《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基础知识》等课程。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渊博的语言专业知识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在教学工作中，培养了不少人才。
语言科学研究亦成绩卓著。其所著、《语言演变论》，不仅提出了汉语并不是孤立的语种，而是有一个“汉语语族”的新观点，填补了长期以来认为汉语只有八方大言，没有语族的空白。
还根据我国丰富的语言事实，提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两种语言的融合，完全可以产生新的第三种语言”的新观点、新理论，突破了斯大林传统的语言融合观。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开创了把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结合起来研究的先河，因而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好评。
在《濮与中华民族》专著中，更是独树一帜，利用历史语言研究历史，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利用历史语言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他通过对语言“活化石”的细心鉴别。顺利破解了数千年以来中国历史积留最多的千古谜。如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及商，周的古代民族；“华夏”名称的由来；所谓“蛮、夷、戎、狄”及荤粥（熏鬻）、玁狁，乌桓、鲜卑、契丹等古代民族的渊源关系；以及被历史遗忘“楼兰”古国的千古之谜，并打破众多史籍藩篱，首次肯定“濮（百）越”先民是主要创造中华古代文明的民族。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都是他们对中华古代文明和人类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
此外，还有众多的古代地名、人名、民族（氏族、部落和部族）名和国家（包括方国、邦国）名也都一一破解。
三千多年前成书的中华宝典《山海经》，是伟大中华历史文化的瑰宝。但它记录众多的山名、水名、人名、国名和怪兽、鸟、虫、鱼之名，都是古代民族语言的汉字译音，音义分离，从汉字意义无法理解，因而司马迁写《史记》时说“不敢言”，郭璞注解时更是无奈地说：“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
《山海经》（全新注释）用“濮越”语破解了这一千古谜，为后人省了许多阅读的精力与宝贵时间，也让这块珍贵的中华文化瑰宝更加通明剔透，继续熠熠生辉，万古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