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上看到俄罗斯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病逝的消息，鲍·瓦西里耶夫是谁？名字似很生疏。待得知他就是著名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时，相关的记忆像擦着的火柴 “呼”地燃起，久久不能平息……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有些作家因为职务或其他原因名气很大，但熟知他们作品的人却不多；而有的作品广为读者称道，却很少有人记得它的作者。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如此。特别是由它改编的电影，曾感动了无数观众，却很少有人关注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我们的感受，1987年，瓦西里耶夫来我国访问，翻译家高莽陪他游览长城，对他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可以随意问问游人，他们都会证实这一点，但瓦西里耶夫不好意思开口。自长城返回的路上，他们在一家餐馆用午餐时，瓦西里耶夫忍不住悄悄对高莽说，他想问问女服务员有没有看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高莽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当女服务员得知在座的这位外宾就是那部影片的原作者时，立即情不自禁地说：“看过，看过，看了两遍呢！”她为影片中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兵舍生忘死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只顾述说，连高莽这位“高翻”都来不及翻译。瓦西里耶夫拍拍高莽的手说：“无须翻译，我听懂了……”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也湿润了……
那位女服务员是幸运的。当时这部影片正在全国热映，不少观众像她一样，一遍不够，特意看两遍、三遍……而我们第一次看这部影片，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前。那时，电影院公映的片子，除了“样板戏”之外，就只有许多观众都能把影片中的对白倒背如流的“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然而，在北京地质礼堂等处，却时不时放映一些所谓“供内部观摩与批判”的影片。那时，前苏联被称作“社会帝国主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便是作为批判“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需要——既宣扬和平主义、人性论，又鼓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毒草”，用来“观摩”与“批判”的。这种荒唐事，恐怕是那位女服务员和今天的读者与观众们，难以想见的……
鲍·瓦西里耶夫1924年5月21日生于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一个军人家庭，自幼受部队生活熏陶，喜读军史，曾想将来做个历史学家。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德国法西斯入侵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他，志愿参军上前线。1943年因负伤撤回后方治疗，伤愈后考入装甲兵学院，担任过军事工程师。1956年退役后进入剧作家包戈廷办的电影剧本写作讲习班，毕业后，在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并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创作的题材相当广泛，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军官》《我的祖国，俄罗斯》，也有卫国战争题材的《伊万诺夫快艇》《遭遇战》，还有历史题材的《虚实往事》等等。1969年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他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与后来的《未列入名册》(1974年)、《后来发生的战争》(1986年)被誉为他的战争题材“三部曲”。
苏联卫国战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前苏联作家们创作的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不下百部。而较之前辈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在战火倥偬中写就的纪实性的急就章式的著作来，鲍·瓦西里耶夫1969年创作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及和它差不多同期的邦达列夫的《热雪》、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作品，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也由于作家们有更充沛的时间、精力，从更深的角度和更广的视野重新回顾与审视了那场战争，创作手法上也更从容、更自由、更少程式化约束，因而无论思想性与艺术性，较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自然更胜一筹。这部作品部分取材于作者的经历，但他却特意将主人公换成了一群尚不谙世事，却对未来充满向往与期盼，又突然间被卷入战争的年轻女兵，为的就是更具体、更真实地表现战争给人类，特别是给妇女带来的深重灾难。它虽不是《生者与死者》那样场面恢弘的全景式的“大制作”，而正因为它短小、凝练，反映的内容也更集中、更人性化。作者长于话剧与电影脚本创作，他的小说也明显带有戏剧与电影的特色：语言简洁，情节紧凑，结构严谨。加上娴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以小示大，立意高远，酣畅淋漓，不蔓不枝地将卫国战争中那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呈现在读者与观众面前。小说后面，那个令读者观众们称道的“尾声”，也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艺术特色：多少年后的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一位名叫阿尔培特·菲道特奇的火箭部队的大尉军官，陪同他的爹爹菲道特·叶甫格拉费奇·华斯珂夫——一个白发苍苍、粗壮墩实、只有一只手臂的老人，带着大理石墓碑，乘着小艇来到这里。老人凭着当年他做的记号找到了那座坟茔，人们才知道发生在这静悄悄的密林中那个凄婉感人的故事……
这部小说发表，正值我国“文革”期间，依据那时奉行的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赞赏的作品，自然要痛加否定。由它改编的电影，也只能作为“毒草”，供“内部观摩与批判”。但对有幸能搞到这种“观摩”票的观众来说，却在那个全禁闭的时代，从那被撕开的缝隙中，得以窥视外边的世界，倒是难得的幸事。至于他们是否认真去“批判”，却是另一回事。父亲曹靖华一生从事苏联文学的翻译与教学，“文革”一来，他与苏联文学界的联系全被中断。当我们得知有这样一部苏联新拍的影片放映，便千方百计弄到一张票，让父亲也有机会去“观摩”。记得他看后和我们谈起时愤愤地说：“卫国战争时，正是苏联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前方后方，流血牺牲，才打败希特勒，赢得胜利的……这么好的影片，竟然被说成什么‘既鼓吹军国主义，又宣扬和平主义、人性论的双料毒草’，荒唐不荒唐！”
“四人帮”垮台后，“文革”中许多被迫停刊的文学刊物纷纷筹划复刊，《世界文学》酝酿复刊计划时，有人提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电影放映后反映强烈，不少观众盼望读到小说译文，《世界文学》复刊，应优先满足这一愿望。但又担心“拿不准”，万一有人又“打棍子”，不仅影响复刊计划，也会危及译者。商议中，终于想出“变通”的办法：在刊出小说译稿的同时，刊发一篇由译者参照以往批判文章的口径写的“批判文章”，这样既可应付审查，又保护了译者。后来复刊的1977年《世界文学》第一、二期，既刊登了刘白羽、冯牧、罗大冈、王朝闻、季羡林与父亲等人批判“四人帮”的笔谈，也全文刊出了这部小说的译文和译者王金陵的“批判”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译本终于得以在我国正式出版，由它改编的影片也陆续在各城市热映。不仅获得广大读者与观众的热烈反响，对我国新时期战争文学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雷场相思树》等等，也起了有益的借鉴作用。200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央视还播出了由中国编导、俄罗斯演员演出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鲍·瓦西里耶夫2013年3月11日病故。据说他将与妻子合葬在莫斯科西北部的瓦甘科沃公墓。他生性腼腆，不喜张扬，不少人对他的名字或许还很陌生，但人们会记住他的作品，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一个个年轻女兵的形象，仍会真实、鲜活地活在人们记忆中……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有些作家因为职务或其他原因名气很大，但熟知他们作品的人却不多；而有的作品广为读者称道，却很少有人记得它的作者。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就是如此。特别是由它改编的电影，曾感动了无数观众，却很少有人关注它的作者。这并非只是我们的感受，1987年，瓦西里耶夫来我国访问，翻译家高莽陪他游览长城，对他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可以随意问问游人，他们都会证实这一点，但瓦西里耶夫不好意思开口。自长城返回的路上，他们在一家餐馆用午餐时，瓦西里耶夫忍不住悄悄对高莽说，他想问问女服务员有没有看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高莽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当女服务员得知在座的这位外宾就是那部影片的原作者时，立即情不自禁地说：“看过，看过，看了两遍呢！”她为影片中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兵舍生忘死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她只顾述说，连高莽这位“高翻”都来不及翻译。瓦西里耶夫拍拍高莽的手说：“无须翻译，我听懂了……”他镜片后面的眼睛，也湿润了……
那位女服务员是幸运的。当时这部影片正在全国热映，不少观众像她一样，一遍不够，特意看两遍、三遍……而我们第一次看这部影片，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前。那时，电影院公映的片子，除了“样板戏”之外，就只有许多观众都能把影片中的对白倒背如流的“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然而，在北京地质礼堂等处，却时不时放映一些所谓“供内部观摩与批判”的影片。那时，前苏联被称作“社会帝国主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便是作为批判“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需要——既宣扬和平主义、人性论，又鼓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毒草”，用来“观摩”与“批判”的。这种荒唐事，恐怕是那位女服务员和今天的读者与观众们，难以想见的……
鲍·瓦西里耶夫1924年5月21日生于俄罗斯斯摩棱斯克一个军人家庭，自幼受部队生活熏陶，喜读军史，曾想将来做个历史学家。然而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德国法西斯入侵时，还在中学读书的他，志愿参军上前线。1943年因负伤撤回后方治疗，伤愈后考入装甲兵学院，担任过军事工程师。1956年退役后进入剧作家包戈廷办的电影剧本写作讲习班，毕业后，在电影制片厂任编剧，并开始了写作生涯。他创作的题材相当广泛，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军官》《我的祖国，俄罗斯》，也有卫国战争题材的《伊万诺夫快艇》《遭遇战》，还有历史题材的《虚实往事》等等。1969年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他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他的成名作，与后来的《未列入名册》(1974年)、《后来发生的战争》(1986年)被誉为他的战争题材“三部曲”。
苏联卫国战争，无疑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战争，前苏联作家们创作的反映这场战争的文学作品不下百部。而较之前辈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在战火倥偬中写就的纪实性的急就章式的著作来，鲍·瓦西里耶夫1969年创作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及和它差不多同期的邦达列夫的《热雪》、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作品，由于时代的发展、进步，也由于作家们有更充沛的时间、精力，从更深的角度和更广的视野重新回顾与审视了那场战争，创作手法上也更从容、更自由、更少程式化约束，因而无论思想性与艺术性，较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作品，自然更胜一筹。这部作品部分取材于作者的经历，但他却特意将主人公换成了一群尚不谙世事，却对未来充满向往与期盼，又突然间被卷入战争的年轻女兵，为的就是更具体、更真实地表现战争给人类，特别是给妇女带来的深重灾难。它虽不是《生者与死者》那样场面恢弘的全景式的“大制作”，而正因为它短小、凝练，反映的内容也更集中、更人性化。作者长于话剧与电影脚本创作，他的小说也明显带有戏剧与电影的特色：语言简洁，情节紧凑，结构严谨。加上娴熟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手法，以小示大，立意高远，酣畅淋漓，不蔓不枝地将卫国战争中那段感人肺腑的故事呈现在读者与观众面前。小说后面，那个令读者观众们称道的“尾声”，也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艺术特色：多少年后的一个静悄悄的黎明，一位名叫阿尔培特·菲道特奇的火箭部队的大尉军官，陪同他的爹爹菲道特·叶甫格拉费奇·华斯珂夫——一个白发苍苍、粗壮墩实、只有一只手臂的老人，带着大理石墓碑，乘着小艇来到这里。老人凭着当年他做的记号找到了那座坟茔，人们才知道发生在这静悄悄的密林中那个凄婉感人的故事……
这部小说发表，正值我国“文革”期间，依据那时奉行的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原则，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赞赏的作品，自然要痛加否定。由它改编的电影，也只能作为“毒草”，供“内部观摩与批判”。但对有幸能搞到这种“观摩”票的观众来说，却在那个全禁闭的时代，从那被撕开的缝隙中，得以窥视外边的世界，倒是难得的幸事。至于他们是否认真去“批判”，却是另一回事。父亲曹靖华一生从事苏联文学的翻译与教学，“文革”一来，他与苏联文学界的联系全被中断。当我们得知有这样一部苏联新拍的影片放映，便千方百计弄到一张票，让父亲也有机会去“观摩”。记得他看后和我们谈起时愤愤地说：“卫国战争时，正是苏联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前方后方，流血牺牲，才打败希特勒，赢得胜利的……这么好的影片，竟然被说成什么‘既鼓吹军国主义，又宣扬和平主义、人性论的双料毒草’，荒唐不荒唐！”
“四人帮”垮台后，“文革”中许多被迫停刊的文学刊物纷纷筹划复刊，《世界文学》酝酿复刊计划时，有人提出《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电影放映后反映强烈，不少观众盼望读到小说译文，《世界文学》复刊，应优先满足这一愿望。但又担心“拿不准”，万一有人又“打棍子”，不仅影响复刊计划，也会危及译者。商议中，终于想出“变通”的办法：在刊出小说译稿的同时，刊发一篇由译者参照以往批判文章的口径写的“批判文章”，这样既可应付审查，又保护了译者。后来复刊的1977年《世界文学》第一、二期，既刊登了刘白羽、冯牧、罗大冈、王朝闻、季羡林与父亲等人批判“四人帮”的笔谈，也全文刊出了这部小说的译文和译者王金陵的“批判”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译本终于得以在我国正式出版，由它改编的影片也陆续在各城市热映。不仅获得广大读者与观众的热烈反响，对我国新时期战争文学作品如《高山下的花环》《雷场相思树》等等，也起了有益的借鉴作用。2005年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央视还播出了由中国编导、俄罗斯演员演出的同名电视连续剧，也是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
鲍·瓦西里耶夫2013年3月11日病故。据说他将与妻子合葬在莫斯科西北部的瓦甘科沃公墓。他生性腼腆，不喜张扬，不少人对他的名字或许还很陌生，但人们会记住他的作品，他塑造的人物，特别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那一个个年轻女兵的形象，仍会真实、鲜活地活在人们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