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传习录》 主观唯心这样的范畴来自西方，用来套中国哲学总不是那么地合适。王学特别强调的是良知，所以灵明其实是指“良知”、人的主体精神、世界意义的阐释者。在人出现以前，世界是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但世界的“意义”、“价值”等则是在人出现之后产生的。也就是说，世界的意义根源于人的存在，在于有意识的人对世界的理解和阐释。不过，王阳明强调人对世界意义的建构和主体作用，但并没有将“良知”置于客观自然事物之上，不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凌驾于自然事物那样将自然作为“良知”的“异化”；而是强调良知与自然事物的交融汇通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关系。阳明的心学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他否认了物质对于心（即精神）的决定作用。但是，这也不能掩盖他的“致良知”理论的光彩，这是其理论最精彩的地方。王阳明继承了孔子儒教的衣钵，进一步主观唯心地发挥了朱熹的“理学”，进一步认定：“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并坚决地发出了“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的反问。《王阳明全集》的开篇《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就明确了王阳明的“心即理也。”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尽管王阳明也追求“知行合一”，可是，由于受到当时的社会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制约，王阳明则没有追求到物事的“质”和物事发展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和定律，进而，他也无法实现正确的“知行合一”。他也只是客观唯物地从现象到现象来解释自己的“知行合一”思想。这由他自己的社会实践和坎坷人生所证明。
《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中记载：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请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请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请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请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其意思是说：爱问：“要达到善，只是从自己的心中去寻求，这恐怕对于天下的事理来说，就不可能穷尽了。”先生回答说：“心本身就是理。天下还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吗？”爱说：“如同‘侍奉父母要孝敬，侍奉君王要忠诚，交友要守信，治理民众要仁义’一样，这其中有许多理存在着，恐怕也不可不明察。”先生叹气说：“这种说法长期以来被隐蔽着，哪里是一句话就能使人醒悟的呢？现在姑且就你所问的话来论说：如果侍奉父母不成功，就去掉父母本身，追求孝的理；如果侍奉君王不成功，就去掉君王本身，追求忠的理；如果交友和治民不成功，就去掉友和民本身，追求信与仁的理。所有这些，都在于自己的心，心就是理。自己的心没有私欲隐蔽着，就是天理，不必须用外面的物事来增加一分。把这种比天理纯净的心，用于侍奉父母就是孝敬，用于侍奉君王就是忠诚，用于交友和治民就是守信和仁义。只要在此‘心去掉人的欲望、保存天理’上努力就对了。”爱说：“听到先生这样说，我已感觉到有所省悟。只是原来的说法仍然存在心中，还没有摆脱掉。如同侍奉父母这件事，其中需要省悟和确定冷热的理就有许多阶段，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必须去探求？”先生回答说：“为什么不去探求？只是自己有个头脑，只是在此‘心去掉人的欲望、保存天理’上探求。就如同说在冬天力求温暖一样，也只是要竭尽自己心中的孝敬，就是恐怕有一毫的人欲间杂其中；就说在夏天里追求凉爽，也只是要竭尽自己心中的孝敬，就是恐怕有一毫的人欲间杂其中；也只是请求得到此心。此心如果不间杂着人欲，是纯净的天理，是一个忠诚于孝敬亲切的心，在冬天里自然思考着父母的寒冷，自己就要去求个温暖的道理；在夏天里自然思考着父母的酷热，自己就要去求个凉爽的道理。这些都是自己的那种忠诚孝敬的心所发出来的条件。但是必须要有这种忠诚孝敬的心，然后才有这些条件发生出来。如同树木一样，这种忠诚孝敬的心就是树木的根，这些许多的条件就是树木的枝叶，必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并不是先寻求到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中说：‘有深爱的孝子，必定有和谐的气；有和谐的气，必定有愉快的气色；有愉快的气色，必定有委婉的笑容。’必须是有这个深爱做根，就自然有如此的心理。”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的主旨就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朱熹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抽象的“天理”是没有道理的，更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他认定“天理”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主观唯心地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性，消除每个人自己的私欲和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的“致良知”。他主观唯心地要求封建王朝：对人类实施教化，应该把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去，以自我的“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消除“心中贼”。
《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之一•传习录上》中记载：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请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请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请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请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其意思是说：爱问：“要达到善，只是从自己的心中去寻求，这恐怕对于天下的事理来说，就不可能穷尽了。”先生回答说：“心本身就是理。天下还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吗？”爱说：“如同‘侍奉父母要孝敬，侍奉君王要忠诚，交友要守信，治理民众要仁义’一样，这其中有许多理存在着，恐怕也不可不明察。”先生叹气说：“这种说法长期以来被隐蔽着，哪里是一句话就能使人醒悟的呢？现在姑且就你所问的话来论说：如果侍奉父母不成功，就去掉父母本身，追求孝的理；如果侍奉君王不成功，就去掉君王本身，追求忠的理；如果交友和治民不成功，就去掉友和民本身，追求信与仁的理。所有这些，都在于自己的心，心就是理。自己的心没有私欲隐蔽着，就是天理，不必须用外面的物事来增加一分。把这种比天理纯净的心，用于侍奉父母就是孝敬，用于侍奉君王就是忠诚，用于交友和治民就是守信和仁义。只要在此‘心去掉人的欲望、保存天理’上努力就对了。”爱说：“听到先生这样说，我已感觉到有所省悟。只是原来的说法仍然存在心中，还没有摆脱掉。如同侍奉父母这件事，其中需要省悟和确定冷热的理就有许多阶段，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必须去探求？”先生回答说：“为什么不去探求？只是自己有个头脑，只是在此‘心去掉人的欲望、保存天理’上探求。就如同说在冬天力求温暖一样，也只是要竭尽自己心中的孝敬，就是恐怕有一毫的人欲间杂其中；就说在夏天里追求凉爽，也只是要竭尽自己心中的孝敬，就是恐怕有一毫的人欲间杂其中；也只是请求得到此心。此心如果不间杂着人欲，是纯净的天理，是一个忠诚于孝敬亲切的心，在冬天里自然思考着父母的寒冷，自己就要去求个温暖的道理；在夏天里自然思考着父母的酷热，自己就要去求个凉爽的道理。这些都是自己的那种忠诚孝敬的心所发出来的条件。但是必须要有这种忠诚孝敬的心，然后才有这些条件发生出来。如同树木一样，这种忠诚孝敬的心就是树木的根，这些许多的条件就是树木的枝叶，必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并不是先寻求到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中说：‘有深爱的孝子，必定有和谐的气；有和谐的气，必定有愉快的气色；有愉快的气色，必定有委婉的笑容。’必须是有这个深爱做根，就自然有如此的心理。”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的主旨就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朱熹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抽象的“天理”是没有道理的，更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他认定“天理”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主观唯心地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性，消除每个人自己的私欲和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即所谓的“致良知”。他主观唯心地要求封建王朝：对人类实施教化，应该把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活动中去，以自我的“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消除“心中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