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也就是传说中的“交子”的诞生，与经济繁荣莫大关系，可谓大时代与小地区的因缘巧合，这是一个货币自发演进、超越时代理论的故事。中国交子的故事，一方面揭示了这个古老帝国曾经的文明辉煌。纸币最早确实在一千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后代经济学家曾调侃说中国人早对纸币司空见惯，不会类似老外那样“友邦惊诧”，而那时候的老外就好像从蛮荒而来的土著。另一方面，则也以案例解释了货币的规律，当经济不足以支撑纸币这样的形态之际，会发生何等的悲剧。
回看宋代，国人颇多腹诽，读宋史长流泪人人皆知，甚至被视为中国衰落的开始。即使钱穆这样的大家，一方面表示“中国在唐代以前可以称为古代社会，自宋代起至现在可说是近代社会。宋代经济是划时代的近代经济的开始”。另一方面也认为汉唐宋明清中，“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事实上，如果换个评价标准，宋有其地位与优势，无论人均经济水平还是文化生活，可谓中国历代之中少见的斯文之地。保罗·史密斯（Paul J Smith）等学者研究都指出，宋朝国家主义和私有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发展，对外奉行防御性政策，但在经济领域中的商业方面则比较激进，尤其在四川、福建、江浙等地——甚至纸币的诞生，这甚至可以被认为中国文明竞赛中领先西方的顶峰的产物与象征。

四川在宋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四川因为躲过隋唐战乱，经济相对独立，铁钱是其一大特点，但携带不便缺点日渐凸显。对此当时史料有不少记载，往往主妇到集市买盐也需要携带很多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以携持”、“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等记载比比皆是。此外，宋朝廷严格限制铜钱在四川的使用，铁钱与铜钱的比例根据记载似乎在十比一，可以想见其携带不便，“江南旧用铁钱，十当铜钱之一，物价翔踊，民不便”、“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铁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
也正因此，宋的经济繁荣与货币短缺，而四川茶叶和马匹等贸易的发达以及四川铁钱的笨重，导致交子在相对独立和特殊的四川诞生，原因正是“患铁钱重，私为券”。交子最初作为私人票据成为贵金属、丝绸等货币的替代品，可以理解为一种早期汇票。

随后，民间交子开始步入官家视野，在得力地方官几番推动之下，最终应运而生。从宋朝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开始，宋朝政府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0000贯，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40贯。伴随着国家的介入，交子获得更大成功，不仅解决了私人交子存在的信用问题，也受到从事跨地区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欢迎，导致“交子”在交易之中存在溢价交易，常常是以高于标价交易。
交子商业上的成功，也使得交子成为国家财政的一部分，而宋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也在寻找办法，各种金融创新继续发酵。为了为军需提供保障，鼓励商人运输物品到边疆，宋朝当局甚至还发明了一种期票，那就是就是“现钱交引”，以节省商人的运输货币费用。这些票据进一步兑现成铁钱或“交子”，运转情况不错，发行权后来也集中在首都开封。
这种情况并没有维持几十年，伴随着王安石的激进新政与边疆战事的急转直下，货币流通数量开始膨胀。从铜钱来看，仅仅1073年到1084年十年，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交子的贬值速度就更为惊人，而随着政府发行量与流通中交子数量不断攀升，茶叶由私人转向国家垄断经营也导致交子需求降低，人们对于交子的贬值预期又导致交子的进一步贬值。

交子之后，其继任者有会子等纸币，但都是因为作为抵押物的宋代财源不断因战争备受侵蚀，而步入滥发贬值之路。不论交子还是会子等纸币，最开始发行时往往是私人发行，这不可避免有局部的混乱，比如最早私营交子的富商经营不善，于是国家开始介入发行之后民间往往自动选择国家，私人纸币也因此被挤出市场。这意味着最开始国家往往意味着比私人更高的信用度，甚至溢价使用。不过国家一旦过分滥用这样的信用，滥发货币，最终必然遭遇贬值，被市场抛弃。最后，宋朝陨灭也成为必然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寄生政府，受到自己臣民的遗弃。”
中国人往往以北宋交子为骄傲，事实上交子本身也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历史悲剧故事，是宋朝统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红利。因为贪婪与愚蠢，交子退出了舞台，但是贪婪与愚蠢永远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穷凶极恶地试图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幸免，明则完成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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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的出现，通货膨胀也是必然会伴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