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清廷，筹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就成为必要。但当时的革命党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握这一政权的重要。他们不仅拱手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了黎元洪等旧官僚，而且还把推翻清政府、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甚至不惜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条件吸引和争取袁世凯“ 反正来归”。

第二，南方与革命党人函致袁氏，确表愿举其为大总统，铸成千钧承诺。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曾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继而黎元洪又与独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权及其首脑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电商，结果“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在此同时，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代表刘承恩多次表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这封回信，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进行谈判即始终以此相周旋”。

当时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之意后，曾专门致电给民国军政府表示同意：“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拥护袁做民国首任总统。他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

总之，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人物以及革命党领袖的这些函电、言论，实质上等于是向袁世凯发出了请其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邀请，从而铸成了千钧政治承诺。

第三，南北会谈，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由于南方各省及革命派一再表示愿以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作为交换条件争取袁氏归正讨清，列强便以为有机可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提出三项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并称：“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立即对之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这样，南北间的各层次议和谈判便正式展开。

上海会议：12月2日南京光复。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于4日召开会议。根据汉口会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精神，大会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南京会议：12月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这实质上是对汉口会议、上海会议形成“虚位待袁”的决定的再次确认和肯定。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改变

着革命大局，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在一面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的同时，决定以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组织政府，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虽允“暂时勉任”，但因黎元洪的反对、江浙集团的异议而告吹。南京会议虽承认上海会议精神，但因黄兴“力辞”不就，被迫重新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由黄兴副之。因黎时在武汉，不便到宁主持工作，遂以黄兴代其大元帅职权，并令“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然而黄兴依然不肯就职，临时政府的组织陷于难产。而正值此时，孙中山却自海外归来，坚持北上，且自告奋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他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一方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代表袁世凯行使大总统职权，另一方愿意出面“暂时承乏”，两相需要，才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但是，孙中山的当选，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就真正取代了袁世凯，也不意味着“虚位待袁”的思维定势与先前的决定就得到了实质改变。由于在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人们心系袁世凯，非袁莫属，因而当黄兴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时，各省代表联合会便感不安，认为这样有违“虚位待袁 ”的初衷，要违背汉口会议以来的决议。黎元洪之意，“就是因为有协议在前，恐怕和议破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对此也有诸多异议。章太炎就认为“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精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甚至公开“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最终经黄兴等人“施加影响”，各省代表联合会同意：“ 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

29日，孙中山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黄兴即以汉口会议决议和顾忠琛与廖宇春协议，要求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以“毋使我辈负诺”。孙中山不得不当即“声明暂时就职”。随即，孙中山据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表明“暂时承乏”态度：“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在其后临时总统的就职问题上，南方也“经过了一番考虑”，并在其就职誓词中特地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事实已十分明显，孙中山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的“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没有因孙中山当选而改变。

孙中山就任期间，徒有临时大总统之名，而无临时大总统之实，在事实上不过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

孙中山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自信心的民主革命。在政体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责任内阁制，表示“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并认为袁氏来归前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非己莫属，“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 ”。对于“临时”总统名义他曾提出过异议，可是，不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而且就连所任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在事实上也不过是徒有空名。这着重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