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自司马迁《史记》，下至《五代史》，其间数千百年，正统偏霸与夫僭窃乱贼，甚微至弱之国，外至蛮夷戎狄之邦，史家未有不书其国号者，而《三国志》独不然。刘备父子相继四十余年，始终号汉，未尝一称蜀；其称蜀，俗流之语耳。陈寿黜其正号，从其俗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用意如此，则其所书善恶褒贬予夺，尚可信乎！魏晋之世，称备为蜀，犹五代称李璟为吴，称刘崇为晋矣。今《五代史》作南唐、东汉世家，未尝以吴、晋称之，独陈寿如此，初无义例。直徇好恶耳。往时欧阳文忠公作《五代史》，王荆公曰：“五代之事无足采者，此何足烦公？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可更为之。公然其言，竟不暇作也，惜哉！”
　　诸葛丞相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各一道。学者责孔明不以经术辅导少主，用《六韬》、《管子》、《申》、《韩》之书。吾谓不然。人君不论拨乱守文，以知略为先。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调是其所短，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奇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药无善恶，要以对病为妙，万金良药与病不相值，亦复何有补哉！

董昭建议曹公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荀彧称曹公兴师，本为朝廷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公由是不平，彧以忧卒。论者曰，彧叶规曹氏，以倾汉祚，晚节立异，无救运移。
　　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陈蔡、伐楚、伐晋，其意欲尊周尔，而桓公遂有封禅之志。文若依曹公，平青徐、平许洛、平河朔、平汉南，其志欲尊汉耳，而曹公遂有九锡之议。管仲知封禅之不可许也。故设词以拒之；文若知九锡之不可长也，故逊词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从其说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语以成窃国之祸。究其终始，幸不幸异耳，用心岂不同耶！论者何得非之！

华歆、邴原、管宁相善，时人号为一龙，歆为首，原为腹，宁为尾。
　　《魏略》云：邴原、管宁皆盛德之士，而歆为之首，则歆之为人可知矣。然《汉书》称伏后之废，操使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破户发壁而入，此岂盛德之士哉！操虽奸雄，然用人各当其理。方是之时，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忄享、贾诩、郑昱、郭嘉之流为不少，足以办此，何独使歆为之？歆果贤耶，操决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则歆不得为贤者。陈寿作原传，称少与管宁俱以操尚称，初不及歆，至作宁传，寿又称与原、歆相友，岂三人相友而歆独无操尚乎？朋友出处不齐，理宜有之，操尚不同，则非所以为友矣。此予之所未解也夫。

建兴五年，丞相亮出屯汉中。
　　是岁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吴之黄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逾年，君臣无间。前此吴入攻夏口，围石阳，不克。是岁保境不动。初，孔明说先主以保有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交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遣上将向宛洛，而将军身出秦川，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孔明始议如此。至是天下宁有变耶，而遽有此举，何哉？

曹公征乌丸，遣使辟田畴，畴戒门下趣严州。人问曰：“昔袁公礼命五至而君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畴笑曰：“此非尔所知也。”即随使者到军。
　　或曰，田畴辞聘于袁氏，从辟于曹公，门人怪之，畴笑而不答。何也？曰，难言也。昔汉明帝问于吴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从骠骑游耶？”良曰：“先帝以礼待下，故臣得以礼进退。骠骑以法检下，故臣为法屈尔。”畴之用意，盖亦如此。是时袁氏政宽，故畴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畴不敢不来。来非慕义，故终身不受封爵。畴虽不言，言在其中矣。

章武三年四月，先主崩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改元建兴。
　　人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为建兴，此陈寿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观之，似不为过。古者人君虽立，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礼，然后书即位而称元年。后世承袭之。初固已即位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古者人君袭位，未逾年不称君，故子猛不书王，子般子赤不书公，后世承袭之。初固已称君矣，称元不亦可乎！故曰不为过也。春秋之时，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隐公之末年，既名之为十一年矣，不可复名为桓公元。自纪元以来，有一岁而再易者矣，有一岁而三四易者也，岂复以二名为嫌而曰不可乎哉？故曰不为过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谓元年与古异矣。古之所谓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逾年而后称之，如前所云。后世所谓元年者，某号之一年耳，嗣位而称之可也，逾年而后称之亦可也。

黄初三年八月，魏遣太常邢正持节策权为吴王、加九锡，权受之。
　　是岁吴蜀相攻，大战于夷陵，吴人卑词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议其后耳。而《魏略》以为权有僭意，而自顾位轻，故先卑而后倨之。先卑者，规得封爵以成僭窃之基；后倨者，冀见讨伐以激怒其众。且吴至权三世矣，其势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为哉！受封爵则君臣矣，供职贡矣，除边关矣，国有警急以事闻，无得擅兴兵攻击矣。羽书至，则悉甲士从征矣，非身入朝则遣子入宿卫矣。彼藩国固然无足怪者，一不从命，则王师致讨有词矣，然后发兵拒战，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众也哉。既而魏责侍子，权不能堪，卒叛之，为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时，群臣无鲁仲连之识，出一切之计以宽目前之急，而陈寿以句践奇之。句践事吴则尝闻之矣，受吴封爵则未之闻也。

　　魏明帝问黄权曰：“三国鼎立，何者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岁荧惑守心，文皇帝崩，吴蜀平安，此其证也。” 权推魏为正统，未必不然。然权初无他说，一以天文决之，此非予之所敢知也。黄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为天王位，王者恶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宫，而二国皆自如天道，岂易言哉！晋《天文志》称二石虽僭号，其强弱常占昂宿，不关太微紫宫，然以记载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刘聪殒，彗星扫太微而苻坚败，荧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理正统，固自有理也。晋庚翼与兄冰书曰：岁星犯天关，江东无故，而季龙频年闭关，此复是天公愦愦无皂白之证也。噫，人之责天亦太详矣，为天者不亦难哉！

先主攻刘璋，所至辄克，置酒大会于涪，谓庞统曰：“今日之会乐矣。”统曰：“伐人之国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先主曰：“武王胜商，前歌后舞，非仁者耶！”
　　涪之役陋矣，何足论哉！至于乐与不乐之义，则有可得而言者。《传》曰：师有功则奏凯歌，又曰战胜以丧礼居之。二义孰是？吾闻圣人无心，以百姓为心。其战也，本所以忧民之忧；其胜也，不得不乐民之乐。故师有功则奏凯歌，此无足怪者。然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义，义失而后礼。道至于礼，其去本远矣，而况于兵乎！故战胜以丧礼居之，亦无足怪者。言乐与不乐，皆未之尽也。古之处此者，外则歌舞而内以丧礼居之。

兴平二年，袁术僭号于九江，置南北郊。是时荆州牧刘表亦郊祀天地，汉不能制。
　　惟天子祀天地于郊，惟鲁得用郊。郊祀之礼，圣人之所甚重，而后之乱人，欲为大盗于天下，未尝不先盗其所甚重者，此庄老之徒所以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说也。至杨子之论，则又不然。秦人祠西畤，周不即禁，卒举天下而与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庄老之说，儒者固已非之，而杨子之论，亦复有所未尽。杨子惟知严名分以临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后能守名分。秦人之祀西畤，周非不欲禁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则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诸葛孔明说先主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以荆州之军向宛雒，而身率益州之众以攻秦川。先主称善。
　　高祖既破陈豨，还至雒阳，叹曰：代居常山北，而赵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常为代王，以代郡雁门属焉。地固有封境虽接而形势非便者矣。荆州在山前，距蜀五千余里，而蜀从山后有之，其势实难。非独不能有荆州也，虽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险绝，盖自守之国，而不可以兼并。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能有，此高祖所以弃汉中而取三秦也。

　　权欲令太子登读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刘备教禅以《汉书》，而权亦令张昭以《汉书》授其子登，世以权、备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贻谋者，止于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训太甲也，称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称商三宗而不及唐虞，岂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尧舜禹哉？亦取其近于时，切于事者而已。权、备之知识不足拟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远，不贵名而贱实，此亦伊尹、周公之遗法也。

噢，唐庚的那篇，这位与苏轼同乡，看这样子也是个大亮吹。乡谊，没办法23333
宋人膜亮也是不要不要的了。即便稍有腹诽也是长吁短叹的“惜之”。
此书贵在其求史态度，以前代制度，而非本朝人情。要不是个寿黑，我会更爱他。不过宋人不待见陈寿的绝非他一个，摊手，谁让人家看到的文献比我们多呢？
这本亮吧没人贴过，精一下存档

《晋阳秋》曰：孙皓闻羊陆和交以诘于抗，抗曰：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亲仁善邻者，国家之事；出奇克敌者，将帅之职。羊陆以将帅之职而修国家之事，此论者所以讥其失御也。窃谓不然。兵固多术矣，有以力相倾者，有以智相倾者，有以德相倾者。秦汉以来，惟知诈力，一有为德，则是非为之纷然，而不知所谓以德相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为失节哉。然《晋阳秋》以为羊陆推侨札之好，兹又过矣。兵家诡道，何侨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贵，何则？非吴郑之使而敦侨札之分，处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称羊陆之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