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一直有个“工分制”，说通俗点就是搞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宣称这极大伤害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最后人民公社破产。人民公社最后的确没落了，可没落的原因真的是他们说的“大锅饭养懒汉”吗？大锅饭究竟有没有养懒汉？

学过马列的人都知道看事物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影响生产积极性的因素非常多，分配制度固然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全部，把多种多样的原因归结为一种是形而上学的。一个工厂里有的不仅仅是分配制度，还有工厂的管理制度。一个让工人当家做主的工厂制度一定比一个处处要求工人拼命劳动的严苛制度好得多，这样的制度也能真正的使工人的劳动一定程度上摆脱为了生存、为了活命而不得不在高强度条件下进行的痛苦的异化劳动，工人如果能够管理自己的工厂，自己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成为自己产品的主人，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自己，那末，工人的积极性就会被极大地调动。此时工人的劳动，不再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为了资本家的劳动，而是为了自己、为了集体的劳动——应该这样说，个人与集体早已融合在一起。这样的积极性是自发的，是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产品主人而自发形成的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是真实的感受到自己对自己劳动的掌控、对自己类本质的掌控、对自己生命的掌控而自发形成劳动热情。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们，自然无法想象到这一切，他们的世界观还停留在异化劳动的框架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可以去向厂里提意见，提了领导就得重视。如果意见合理，他们就得采纳。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因此尽管工资的计算有些平均主义的味道，工人们也会去积极地工作而不是消极怠工。而在工人受到压迫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工厂里，工人的劳动是被迫的，他还必须承受资本家为了压低劳动力成本给他制定的各种严苛规章制度，此时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恰恰非常低——他感受不到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尊严，感受不到自己劳动的欲望，他在劳动中找不到自我，只有在劳动后的物欲消费和占有上才能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快乐。

无可撼动的经济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毛时代结束时，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工农业产值中，农业占70%，重工业不到5%）变成了一个拥有完整独立工业体系的国家，工业生产能力位居全球第6位。中国有了自己的能源、原材料和机器制造业，有了“两弹一星”，并由此发展了自己的核工业、航天工业和电子工业，能够用自己的工业产品支援农业促进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30年之内完成了多少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复制的奇迹。例如，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1952年，到改革启动前的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总值，从261.5亿元增长到3416.4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国家统计局，1983：214-215)，平均每年增长10.39%。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也从1952年的每人每年4184元，增加到1978年的11130元(国家统计局，1983：297)。这样显著的成就，怎么能用“低效率”“偷懒”来解释呢？

使得工厂工作效率低下的，恰恰是哪些不与工人商量、滥用手中权力压迫工人的官僚与厂主，他们已经成为工农的对立物。他们的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生产，而是为了资本积累而生产，为了利润而生产——官僚嫣然成为新的剥削阶级对工农进行剥削压迫，成为新一代资产阶级政权。官僚、工厂里的厂主在一长制下，为了保住自己占有剩余产品的特权其必然要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改革，进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资本主义当权派，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是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的元凶。至于“效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出效率高低的？看单位时间内的产出吗？可如果无法拿产品数量来衡量的企业怎么办？有人说国企效率低，却看不见国企每年都要上交巨额税收，成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来源，这些钱又被用于社会保障上，其生产的价值不体现在具体的某某产品中，而是投入了整个社会，成为了工农群众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保障，怎么还能说“低效率”呢？
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已然消灭，无产阶级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了普遍解放，社会不再因为利益冲突而分裂为阶级的对立，社会不再是处于对抗性社会关系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得到了高度有机的统一。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个人都追求幸福，个人的幸福和大家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374页此时个人才能真切的感受到：他个人的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社会的所有就是他的所有，社会不是超乎他主观力量之外的必然性，而是由自己当家做主的主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已然不再处于剧烈的对抗中。此时的人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就是社会，社会就是他，为社会奉献就是为自己奉献，他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当中的、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人。

最后提一句：
就方法论而言，研究任何前资本主义或非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避免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批评的“经济主义”(economism)预设，即把一套源自近代西方、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产物”的那些范畴、方法或概念，用来理解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行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搞工分制，确实会将人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可社会主义却不同。那些自以为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批得头头是道的所谓理论家们，再一次愚蠢地用自己狭隘的世界观来揣测新兴社会的人和事，其论调之无知已使其不攻自破。

@月下之崖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於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於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於每个各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得到的事实上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以上出自《哥达纲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