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曾说过，在他心中，W.H.奥登和英国是同义词，他更是将奥登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
这样一位和T.S艾略特并峙、最负盛名的英语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没有全面而深入的译介，尽管他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2014年，由诗人马鸣谦和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海燕共同翻译的《奥登诗选：1927—1947》（“奥登文集”系列）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一缺憾，并进入了当年年底各种“年度好书”的评选中。
2016年1月，这部奥登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下卷——《奥登诗选：1948—1973》也顺利出版。马鸣谦在后记中说，将奥登诗作较完整地引入中文读者的世界，到今天，这件事终于可以说初步做成了。4月9日下午，两位译者和诗人、评论家王寅、张定浩做客上海西西弗书店，与读者共同品读了奥登诗歌的魅力。
诗歌在翻译中被遗漏还是被保存了？
谈起诗歌翻译，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那句“诗歌就是在翻译中被遗漏的东西”，但是张定浩提醒，“其实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比如歌德就说过，诗歌是翻译中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
为了能够确实保存下奥登诗歌的精髓，马鸣谦和蔡海燕做了大量的功课。他们在开始翻译前，一位是诗人，一位是奥登的研究者，本身对奥登本人和他的诗作非常熟悉，但面对这位复杂而深邃的诗坛巨匠，他们仍然感觉到不够，所以两人对奥登生前的交往圈、读过的书，乃至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进行了梳理。
比如奥登给监狱里一个小偷读者回信、整夜陪伴一位失眠的老夫人、暗中资助牛津大学生等轶事，马鸣谦希望通过这些细节感受真实的奥登、生活中的奥登，他的性情和诗歌写作的关系等。
“爱，是奥登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他的生活实践也是如此，而且并不声张。”蔡海燕说。
因为每一首诗都不想只是进行表面文字的翻译，所以整个的翻译过程是，拥有诗人语言敏感和直觉的马鸣谦先做初译，蔡海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注释和对翻译细节上提供意见和修正。
所以尽管比较克制，但是上下两本诗集中，仍然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但恰恰是因为这些注释，让奥登文学遗产的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非常欣慰。他看到了译者对奥登的诚意。”蔡海燕介绍道。
W.H.奥登
大诗人和次要诗人的区别
奥登诗选的下卷主要是他晚期的诗歌创作。和很多在年轻时就把一辈子的诗写完了的诗人不同，晚年的奥登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
他曾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要必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一是必须多产；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必须宽泛；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诗人，尽管诗作都很优秀，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说，一成不变的，静止的。简捷地说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他还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
尽管对这些条件王寅不尽同意，但是他觉得，如果用这些条件去衡量的话，奥登确实是做到了。“他就是身体力行，按照他自己对大诗人的要求去生活和工作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应该是死而无憾了。”王寅说。
在王寅看来，要理解奥登诗歌，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是聂鲁达诗歌。“聂鲁达的诗是巴洛克式的，非常丰满，充满想象的写法。但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奥登正好是聂鲁达的反面，他沉静、克制、理性，充满智性。”所以在奥登的诗歌里，我们虽然能感受到其中汹涌的情感，但是他都以很曲折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直接呈现。
正是这种追求智性的写作态度，使得奥登不愿意自我重复，在生命的后期仍然在进行各种诗歌写作上的探索。“风格和技艺的巨大转变，可能就是他晚期诗歌争议比较大的原因。”蔡海燕分析道，“但在近年，奥登后期诗歌在英语世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
W.H.奥登
对比奥登，中国诗人应多关心我们的传统
奥登前后期诗歌的变化，除了诗歌观念的影响外，和他的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在1939年以前，奥登还没有从英国前往美国，那时的他是一个左翼诗人，他甚至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去那里当起了救护车司机，写下了战争诗的杰作《西班牙》。
但在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他离开了英国，加入了美国国籍，并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许多同胞指责为叛徒。对此，布罗茨基提醒，奥登去往美国和政治毫无关系，完全是私人原因。不管怎么样，1939年确实成为了奥登生活和写作的重要转择点。他开始追寻英语诗歌的源头，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和热情，写下了《阿基琉斯的盾牌》、《向克莱奥女神致敬》等作品。
相比于王寅对奥登早期诗歌的欣赏，张定浩更喜欢其后期的创作。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诗坛，对于日常生活的关照成为趋势和主流，但晚期奥登仍然娴熟而不厌其烦地谈论荷马，谈论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或者中世纪，这让张定浩非常感慨，
“我们的诗人（中国当代诗人），能够这样子谈论《易经》《诗经》，包括佛教、道教等过去的经典吗？哪怕是一点点的尝试？”张定浩认为，这样的尝试，在当代汉语诗歌中是很少的，即使有那么一点，比如新古典主义，也只是把目光停留到唐宋为止。
在张定浩看来，奥登给他这样中国诗人的启发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再往前走一点。马鸣谦也同样感受到，作为一个典范，奥登提醒着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母语和文化进行更多探索和学习。他说，“在翻译奥登的过程中，我获得的是对母语的热爱，我更热爱我的母语。”
这样一位和T.S艾略特并峙、最负盛名的英语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没有全面而深入的译介，尽管他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2014年，由诗人马鸣谦和浙江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海燕共同翻译的《奥登诗选：1927—1947》（“奥登文集”系列）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填补了这一缺憾，并进入了当年年底各种“年度好书”的评选中。
2016年1月，这部奥登自愿保留的诗歌全集下卷——《奥登诗选：1948—1973》也顺利出版。马鸣谦在后记中说，将奥登诗作较完整地引入中文读者的世界，到今天，这件事终于可以说初步做成了。4月9日下午，两位译者和诗人、评论家王寅、张定浩做客上海西西弗书店，与读者共同品读了奥登诗歌的魅力。
诗歌在翻译中被遗漏还是被保存了？
谈起诗歌翻译，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那句“诗歌就是在翻译中被遗漏的东西”，但是张定浩提醒，“其实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比如歌德就说过，诗歌是翻译中能够保存下来的东西。”
为了能够确实保存下奥登诗歌的精髓，马鸣谦和蔡海燕做了大量的功课。他们在开始翻译前，一位是诗人，一位是奥登的研究者，本身对奥登本人和他的诗作非常熟悉，但面对这位复杂而深邃的诗坛巨匠，他们仍然感觉到不够，所以两人对奥登生前的交往圈、读过的书，乃至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进行了梳理。
比如奥登给监狱里一个小偷读者回信、整夜陪伴一位失眠的老夫人、暗中资助牛津大学生等轶事，马鸣谦希望通过这些细节感受真实的奥登、生活中的奥登，他的性情和诗歌写作的关系等。
“爱，是奥登诗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他的生活实践也是如此，而且并不声张。”蔡海燕说。
因为每一首诗都不想只是进行表面文字的翻译，所以整个的翻译过程是，拥有诗人语言敏感和直觉的马鸣谦先做初译，蔡海燕则在此基础上增加注释和对翻译细节上提供意见和修正。
所以尽管比较克制，但是上下两本诗集中，仍然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但恰恰是因为这些注释，让奥登文学遗产的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非常欣慰。他看到了译者对奥登的诚意。”蔡海燕介绍道。
W.H.奥登
大诗人和次要诗人的区别
奥登诗选的下卷主要是他晚期的诗歌创作。和很多在年轻时就把一辈子的诗写完了的诗人不同，晚年的奥登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
他曾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要必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一是必须多产；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必须宽泛；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诗人，尽管诗作都很优秀，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说，一成不变的，静止的。简捷地说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他还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
尽管对这些条件王寅不尽同意，但是他觉得，如果用这些条件去衡量的话，奥登确实是做到了。“他就是身体力行，按照他自己对大诗人的要求去生活和工作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他应该是死而无憾了。”王寅说。
在王寅看来，要理解奥登诗歌，一个很好的参照对象是聂鲁达诗歌。“聂鲁达的诗是巴洛克式的，非常丰满，充满想象的写法。但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奥登正好是聂鲁达的反面，他沉静、克制、理性，充满智性。”所以在奥登的诗歌里，我们虽然能感受到其中汹涌的情感，但是他都以很曲折的方式表达，而不是直接呈现。
正是这种追求智性的写作态度，使得奥登不愿意自我重复，在生命的后期仍然在进行各种诗歌写作上的探索。“风格和技艺的巨大转变，可能就是他晚期诗歌争议比较大的原因。”蔡海燕分析道，“但在近年，奥登后期诗歌在英语世界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可。”
W.H.奥登
对比奥登，中国诗人应多关心我们的传统
奥登前后期诗歌的变化，除了诗歌观念的影响外，和他的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在1939年以前，奥登还没有从英国前往美国，那时的他是一个左翼诗人，他甚至在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去那里当起了救护车司机，写下了战争诗的杰作《西班牙》。
但在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他离开了英国，加入了美国国籍，并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许多同胞指责为叛徒。对此，布罗茨基提醒，奥登去往美国和政治毫无关系，完全是私人原因。不管怎么样，1939年确实成为了奥登生活和写作的重要转择点。他开始追寻英语诗歌的源头，对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基督教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和热情，写下了《阿基琉斯的盾牌》、《向克莱奥女神致敬》等作品。
相比于王寅对奥登早期诗歌的欣赏，张定浩更喜欢其后期的创作。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诗坛，对于日常生活的关照成为趋势和主流，但晚期奥登仍然娴熟而不厌其烦地谈论荷马，谈论古希腊神话里的人物，或者中世纪，这让张定浩非常感慨，
“我们的诗人（中国当代诗人），能够这样子谈论《易经》《诗经》，包括佛教、道教等过去的经典吗？哪怕是一点点的尝试？”张定浩认为，这样的尝试，在当代汉语诗歌中是很少的，即使有那么一点，比如新古典主义，也只是把目光停留到唐宋为止。
在张定浩看来，奥登给他这样中国诗人的启发是，我们可以尽可能再往前走一点。马鸣谦也同样感受到，作为一个典范，奥登提醒着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母语和文化进行更多探索和学习。他说，“在翻译奥登的过程中，我获得的是对母语的热爱，我更热爱我的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