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高宗本纪
（上元二年）
二月，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斩获甚众。新罗遣使入朝献方物，伏罪。赦之，复其王金法敏官爵。三月丁未，日色如赭。丁巳，天后亲蚕于邙山之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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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是【上元二年（675）】，但具体时间就是泛泛而谈了，只能勉强归在三月吧。

《旧唐书》郝处俊传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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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三年（67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
（上元二年）
三月，丁巳，天后祀先蚕于邙山之阳，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上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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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二年（675）3月】

《新唐书》
高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均未记载此事。
郝处俊传记载此事但无具体时间。
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记载：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廷，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杀弘。【帝将下诏逊位於后，宰相郝处俊固谏，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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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没有，但是在李弘死之后。

《唐会要》识量上
仪凤元年四月。【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与宰臣议之。】中书令郝处俊曰。臣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外内和顺。国家以治。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详审。中书侍郎李义琰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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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凤元年（676）4月】

《通典》官职三
仪凤元年四月，【上以风疹，欲令武太后摄知国政，】中书令郝处俊曰：「臣闻礼经『天子理阳政，后理道』，则外内和顺，国家以理。帝之与后，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监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谨慎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且旷古以来，未有此事，伏乞特赐详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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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仪凤元年（676）4月】

归纳一下，有两种观点：
675年3月，即李弘死前一个月，只有旧唐书·高宗本纪、资治通鉴。
676年4月，李弘死后。其余史料。

旧唐书·高宗本纪、资治通鉴、新唐书·高宗本纪：
675年8月，【郝处俊】由中书侍郎升为中书令。
676年4月，中书侍郎【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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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旧·高宗本纪和资治通鉴这唯一的两个“675年说”记载郝处俊当时是【中书侍郎】之外（好细心啊，为了配合时间错误特意改成了中书侍郎），其余史料...无论有无明确“676年”...基本上都表明他当时是【中书令】。
李义琰是676年4月才加了同中书门下三品 成为宰相的，所以高宗召宰相商议让天后摄政，他才能发言。

所以，【676年4月】才是正确的，无论是从史料的数量，还是跟郝李二人官职的前后呼应，都是非常充分合理的。
“675年3月”纯属孤零零的两条一家之言。
胡戟认为记载错的原因 ---- “如按 《资治通鉴 》系年 ，以为三月里武则天图谋摄政被阻而遽萌杀子之心 ，以致李弘在四月遇鸩身亡 ，那完全是司马公等有意无意制造的误会 。历史学家用这类笔法为人罗织罪名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

分析得有道理！
而且我现在已经认定《通鉴》就是故意这样的，就是不怀好意。

《尧山堂外纪》卷五十一·宋
[蔡确]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按：郝处俊封甑山公，唐高宗欲逊位天后，处俊上疏谏此事，正在上元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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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一本史学著作也认为是【上元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