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灭商，封召公于郾；秦灭郾，统一六国，改“郾(Yǎn)国”为“燕(Yān)国”，从燕国金石铭文可证，这是无可争议的史实。始封地在哪里，“郾国”为什么改为“燕国”，学界认识不一。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认为，燕国初封应在河南省郾城县，其都城就在郾城县召陵镇（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正因召公在此筑城建国，加之此处高岗地形，故得名召陵。从武王灭商（公元前1046）召公初封在“郾”，到成王十年（公元前1033年）之后徙封北燕，这段时间不长，留下的史料稀少，一些重要证据缺少专人系统研究分析，所以郾国初封在河南郾城并不为大多世人了解。尤其是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出土了铸有“令克侯于匽（燕国金石铭文在春秋前用‘匽’之后皆用‘郾’）”的同铭罍、盉，“克”被大多学界认定为召公元子，是燕国第一代侯，并以此认定“郾国”始封地就是今北京房山。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充分论证 “郾国”始封地在河南郾城，也就是现在的漯河市，其都城就在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召陵村。
一、 克罍、克盉证明“匽”国后迁至今北京
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1193号周墓出土大量西周早期青铜器轰动史学界。其中铸有“令克侯于匽”的同铭罍、盉各一件最为珍贵，被称为克罍、克盉，现存北京博物馆最显要位置。克罍、克盉被公认是召公建立北燕的最早实物证据，也被一部分人视为召公初封在“北燕”的“铁证”，“克”被大多学界认为是“燕”国第一代侯。铭文全文是:“王曰:大保,隹乃明，乃鬯（chang）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 饰、羌、马、摣(zha)、雩(yu)、驭、徵、克、甲、匽,入土眔(ta)厥司,用作宝尊彝”。大意是：“召公会诸侯共盟誓于周先王神位之下，事毕奏报砥定北方之事，今王嘉其功，令克侯于匽，且名饰、羌、马、摣(zha)、雩(yu)、驭、徵、克、甲、匽十族之人归入其封土为属民。因铸鼎列王册命（常征《释<大保鼎>》）。”
对此铭文笔者有几个看法：一是“令克侯于匽”而不是“令大保侯于匽”，武王灭纣，不可能不封召公而先封其子，其子功劳再大地位再高也超不过召公，由此断定“令克侯于匽”，只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二是从“令克侯于匽”句式上看，“匽”已经存在。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燕国之地在周之前有叫“匽”或“郾”的方国，而只有河之南有个郾国。三是甲骨文中就有“燕”字，为什么要写令克侯于“匽”而不是令克侯于“燕”呢？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匽侯旨鼎》明确指出：“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匽’若‘郾’，无作燕者”。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在郾国灭国之前“郾”字与“燕”字通假，也因此学者多用“经典（史记）燕通郾”，辞书多为“燕自称为郾（冤枉，燕从未自称为郾，是秦始皇、司马迁让燕称郾）”。由此可知，“令克侯于匽”的克罍在北京出土，只能证明匽国后来确实迁徙到了今北京，而不能证明“燕国”的始封地匽国就在北京。四是铭文所列九族之归匽国为属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九族皆是成王十年以前北方固有的部落邦国。相反，常征先生考证九族来自内地（常征《释<大保鼎>》），尤其是“匽”人在列其中，更加说明多个族人是召公从原封国河南郾城等地带过去的人马，进一步证明“北燕”来自召公原封国河南郾城。
二、《史记》的权威记载误导世人
《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以司马迁的名气，其权威发布足以让世人以讹传讹。“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匽’若‘郾’，无作燕者”，《史记》延续秦人之说，将郾国写成燕真的是个错误。武王灭商大封功臣，功勋重臣又是同族的召公绝对不会缺位。但当时武王尚未来得及抚定边远的“北燕”，如何封召公于北燕？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在《燕吴非周封国说》（齐鲁书社·1960）也就此提出疑问：“若夫召公之封,尤有可疑。夫武既克殷,灭国甚多。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那么北燕之郾国何时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北京社科院副院长常征在其《释<大保鼎>》一文中讲的很明白：“燕侯召公奭作为成王太保,是平定山西唐人之乱的周军统帅。他在成王八年平定唐乱后,十年东出河北,抚定北方。”“召公进抵今徕水、易县边界之永阳乡即《太平寰宇记》所说‘废沫水县’,并未派兵深入,以示对冀北、松辽、朝鲜半岛众多的诸侯不加侵夺。由于他采取了‘服近怀远’的开明政策,又由于驻地邶伯(殷人方伯)和从行的箕子帮助,远方诸侯皆相率纳款。”“召公与这些诸侯会盟并承王命封建箕子之国于朝鲜二水间(朝水即今潮河,鲜水为唐山陡河古名)使为‘朝鲜侯’,自则回朝主政,成王即迁封燕国于北方,由召公长子‘太子癸’继燕侯位(见《堇鼎》),其旧封燕国河南郾城、召陵,即作为召公居官之采邑,由其次子一系领有。”
三、郾城与召陵之名力证燕国起源
漯河市区原均属郾城县管辖，1961年漯河、郾城分设；1986年漯河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市，辖郾城县；2004年再次进行区划调整，把原郾城县分拆为郾城区和召陵区。据考证，召陵区的召陵镇镇政府所在地，就是古郾国（子爵，也称郾子国）都城所在地。明崇祯李振声《郾城县志·卷四》记载：“古城在县东三十五里，世传古郾子国受封之城，遗址尚存”；“召陵城在县东三十五里，春秋齐桓公伐楚，屈完来盟于召陵，即其地也”。《辞海》对郾的解释是：“郾，古国名，亦写作‘匽’或‘偃’。燕国自称为郾”；“郾城，县名。汉置郾县，隋改郾城县”；目前全国用“郾”字作地名的，唯有漯河市郾城区。
《史记·夏本纪》记载:“皋陶子，长伯翳，次仲甄。次封偃，为偃姓，即郾”。《路史》记载:少昊之后，封堰姓者二十二国(另有赢姓三十九国，李姓四国)，皋陶封匽。匽，郾也。”《从上述引文可知: 郾是上占东方部落酋长少昊、皋陶后裔偃姓诸国中的一个封国。
傅斯年在《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说：“燕即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常征在其《召公封燕及燕都考》说：“郾城县境古有‘召陵’，或即郾国故墟”。召公与召陵共用“召”字，召陵又是古郾国故城所在地，“燕国"原来又与郾国同名，这绝非历史巧合。
四、从史书记载看召公初封在河南郾城的必然性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及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之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在这段文字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三个信息：一是分封时间是在武王灭商之时。从文献记载看,周人攻下商都殷墟后,往北并没有进行长距离的用兵,故武王设置“三监”,其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殷墟以北太远。分析武王克殷之后的天下局势,当时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还没有到达古幽燕之地，何来封召公奭于燕？二是重要封国都在成周附近以屏护周天子。傅斯年先生考证：“当时周公的封国鲁在现在的河南省鲁山县，太公望（姜子牙）的封国为吕国，在现在的宛南吕宛，和申、通、许、四、岳等诸姜姓封国临近，而召公的封国郾，则地在今天的河南郾城县（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事实上，无论是根据功绩，还是根据亲疏，抑或根据当时周国国土的情况，只有召公封于郾城才更合乎逻辑。三是在分封措词上直接告诉我们召公的封地就是郾。在《史记》这一段记载中，对齐、鲁两国之封“曰齐、曰鲁”，之所以要加以备注，说明这些地方原来的名称不是这样。对于仍沿用旧称的地方不需要再加说明。因此“封召公于燕”说明“燕”是当时本身就存在的国家，那就只能是河南郾城的“郾国”而不可能是北京所在的“燕国”，因为当时“燕国”并不存在。
五、周初召公在南国的活动恰能说明其封地就在附近的郾城
周灭商后，召公洛阳筑城、经营江南、征伐淮夷、平定录国，连续十余年的活动都在南国。《史记·周本纪》: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尚书·召诰》详记其事）。武王灭商后，为占据中原得到天下，将洛邑作为周的东都修筑城池，因“三监之乱”中断，国家稳定后，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诗经·召南》是因召公始封之地命名的，“召南”之地说法不一，但《召南‧江有汜》提及江水，在召公北方的封地哪里有江水？《毛诗正义·国风·召南·甘棠》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歧山城西南刘家原召公祠出土的大保玉戈铭文再次证明召公在南国的活动足迹。铭文记载：“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大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用（驺）走百人”。古时“大”与“太”通假，大保就是指太保召公（下同），《史记·周本纪》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的记载；厉即今湖北随县以北的厉国。《诗·小雌·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说明南国就是指江汉。召公在南国持续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证明其初封就在南国的郾城召陵而绝不会是在数千里之遥的北京房山。
六、“梁山七器”铭文证明召公初封地只能是河南郾城
清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其中大保鼎内壁上铸有“大保铸”三字铭文，由此，金石学家认定，大保鼎以及“梁山七器”中的大保簋、大保卣、宪鼎等都是召公铸造的，这些重器正是召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关于“七器”如何会在梁山出土？一些专家认为召公逐北途经梁山,“遂有诸燕器出土梁山之事”，“大保七器出土于寿张梁山,地居北上燕土的中途,则未始不可能正因召公追逐北逃的王子禄父,而其后裔徙封于燕”等等说法。试问，召公尚在去北燕途中，宪鼎铭文“在匽”是在哪个匽？只有用河南郾城的郾才能说得通。
再谈谈大保簋铭文：“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泳（迎）大保，易（赐）休余（徐）土，用兹彝对命”。郭沫若认为：“录”应读为“六”，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县（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考古学家陈梦家也认为：“此器记录子之反,王降征令于太保,所征之录,疑在南土”。 结合“梁山七器”中宪鼎“在匽”铭文完全可以认定：录子圣绝非有些专家推定的“王子禄父”，而是与淮夷徐国等同为皋陶后裔封国的录国，子爵，国君叫圣。 大保征伐录子圣后，周王把徐国部分土地赏赐给召公作为扩封。徐国是当时淮夷部族中实力最强、敢于称王并与周对抗的国家，疆域包括苏北、皖中、鲁南、豫西等广大地区。《礼记·檀弓》记载有徐国大夫容居的回忆：“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驹王虽经过召公的沉重打击，土地大幅东缩，但到其子徐偃王时仍拥土五百里，三十六个国家向其朝拜进贡。《后汉书·东夷传》记载: “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如果召公当时的封地不是在郾城召陵一带与徐国相邻，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赐封徐土则不太可能。
七、 以《水经·颍水注》记载否定召公初封在郾城召陵的判断不能成立
有人依据南北朝《水经·颍水注》“东南迳召陵县故城南，春秋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师于召陵责楚贡不入即此处也。城内有大井，径数丈，水至清深。阚駰曰：召者，高也，其地邱墟，井深数丈，故以名焉”的记载，认为召陵与召公没有关系，进而推断郾城与燕国始封也没有关系，并以此否定傅斯年关于召公初封在郾城召陵的推断。事实上，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召，呼也，从口，刀声，直少切”。查遍所有字书，并未见“召”有高的意思；《辞海》对“陵”的解释倒是符合阚駰之言：“大土山：山陵。丘陵”。显然阚駰所曰“召者，高也”之语不足为信，以此否定召陵与召公无关也不足为凭。
八、秦为什么把“郾国”变成“燕国”
《史记·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翳（皋陶长子）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史记·夏本纪》载:“皋陶子，长伯翳，次仲甄。次封偃，为偃姓，即郾”。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嬴) 帝少暤之姓也。按秦、徐、江、黃、郯、莒皆嬴姓也。嬴地理志作盈。又按伯翳嬴姓。其子皋陶偃姓。偃嬴、語之轉耳。”。这些记载说明，秦嬴来自皋陶长子伯翳；皋陶次子仲甄被封到郾，“嬴”与“郾”是同祖同宗，且秦人发音相同，同宗郾国被姬姓周人夺占并迁徙到燕山之地，秦既灭郾，必区别同宗郾国与姬姓郾国，将燕山之郾国易名为“燕”不足为奇。
参考文献：
1、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80页）
2、常征《释<大保鼎>》（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 ·北京出版社·2000年03月第1版·第778页）
3、司马迁《史记》
4、常征《召公封燕及燕都考》（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第91页）
5、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燕京学报 1940年 第28期 ）
6、李振声《郾城县志·卷之四·古迹》
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23大保簋》（考古学报•1954·第10期·第98页）
一、 克罍、克盉证明“匽”国后迁至今北京
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商周遗址1193号周墓出土大量西周早期青铜器轰动史学界。其中铸有“令克侯于匽”的同铭罍、盉各一件最为珍贵，被称为克罍、克盉，现存北京博物馆最显要位置。克罍、克盉被公认是召公建立北燕的最早实物证据，也被一部分人视为召公初封在“北燕”的“铁证”，“克”被大多学界认为是“燕”国第一代侯。铭文全文是:“王曰:大保,隹乃明，乃鬯（chang）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匽, 饰、羌、马、摣(zha)、雩(yu)、驭、徵、克、甲、匽,入土眔(ta)厥司,用作宝尊彝”。大意是：“召公会诸侯共盟誓于周先王神位之下，事毕奏报砥定北方之事，今王嘉其功，令克侯于匽，且名饰、羌、马、摣(zha)、雩(yu)、驭、徵、克、甲、匽十族之人归入其封土为属民。因铸鼎列王册命（常征《释<大保鼎>》）。”
对此铭文笔者有几个看法：一是“令克侯于匽”而不是“令大保侯于匽”，武王灭纣，不可能不封召公而先封其子，其子功劳再大地位再高也超不过召公，由此断定“令克侯于匽”，只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二是从“令克侯于匽”句式上看，“匽”已经存在。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燕国之地在周之前有叫“匽”或“郾”的方国，而只有河之南有个郾国。三是甲骨文中就有“燕”字，为什么要写令克侯于“匽”而不是令克侯于“燕”呢？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匽侯旨鼎》明确指出：“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匽’若‘郾’，无作燕者”。截至目前，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在郾国灭国之前“郾”字与“燕”字通假，也因此学者多用“经典（史记）燕通郾”，辞书多为“燕自称为郾（冤枉，燕从未自称为郾，是秦始皇、司马迁让燕称郾）”。由此可知，“令克侯于匽”的克罍在北京出土，只能证明匽国后来确实迁徙到了今北京，而不能证明“燕国”的始封地匽国就在北京。四是铭文所列九族之归匽国为属民，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九族皆是成王十年以前北方固有的部落邦国。相反，常征先生考证九族来自内地（常征《释<大保鼎>》），尤其是“匽”人在列其中，更加说明多个族人是召公从原封国河南郾城等地带过去的人马，进一步证明“北燕”来自召公原封国河南郾城。
二、《史记》的权威记载误导世人
《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以司马迁的名气，其权威发布足以让世人以讹传讹。“凡北燕之‘燕’，金文作‘匽’若‘郾’，无作燕者”，《史记》延续秦人之说，将郾国写成燕真的是个错误。武王灭商大封功臣，功勋重臣又是同族的召公绝对不会缺位。但当时武王尚未来得及抚定边远的“北燕”，如何封召公于北燕？著名历史学家齐思和先生在《燕吴非周封国说》（齐鲁书社·1960）也就此提出疑问：“若夫召公之封,尤有可疑。夫武既克殷,灭国甚多。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那么北燕之郾国何时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北京社科院副院长常征在其《释<大保鼎>》一文中讲的很明白：“燕侯召公奭作为成王太保,是平定山西唐人之乱的周军统帅。他在成王八年平定唐乱后,十年东出河北,抚定北方。”“召公进抵今徕水、易县边界之永阳乡即《太平寰宇记》所说‘废沫水县’,并未派兵深入,以示对冀北、松辽、朝鲜半岛众多的诸侯不加侵夺。由于他采取了‘服近怀远’的开明政策,又由于驻地邶伯(殷人方伯)和从行的箕子帮助,远方诸侯皆相率纳款。”“召公与这些诸侯会盟并承王命封建箕子之国于朝鲜二水间(朝水即今潮河,鲜水为唐山陡河古名)使为‘朝鲜侯’,自则回朝主政,成王即迁封燕国于北方,由召公长子‘太子癸’继燕侯位(见《堇鼎》),其旧封燕国河南郾城、召陵,即作为召公居官之采邑,由其次子一系领有。”
三、郾城与召陵之名力证燕国起源
漯河市区原均属郾城县管辖，1961年漯河、郾城分设；1986年漯河市由县级市升格为省辖市，辖郾城县；2004年再次进行区划调整，把原郾城县分拆为郾城区和召陵区。据考证，召陵区的召陵镇镇政府所在地，就是古郾国（子爵，也称郾子国）都城所在地。明崇祯李振声《郾城县志·卷四》记载：“古城在县东三十五里，世传古郾子国受封之城，遗址尚存”；“召陵城在县东三十五里，春秋齐桓公伐楚，屈完来盟于召陵，即其地也”。《辞海》对郾的解释是：“郾，古国名，亦写作‘匽’或‘偃’。燕国自称为郾”；“郾城，县名。汉置郾县，隋改郾城县”；目前全国用“郾”字作地名的，唯有漯河市郾城区。
《史记·夏本纪》记载:“皋陶子，长伯翳，次仲甄。次封偃，为偃姓，即郾”。《路史》记载:少昊之后，封堰姓者二十二国(另有赢姓三十九国，李姓四国)，皋陶封匽。匽，郾也。”《从上述引文可知: 郾是上占东方部落酋长少昊、皋陶后裔偃姓诸国中的一个封国。
傅斯年在《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说：“燕即本作郾，则与今河南之郾城有无关系，此可注意者。在汉世，郾县与召陵县虽分属颍川汝南二郡，然土壤密迩，今郾城县实括故郾召陵二县境。近年郾城出许冲墓，则所谓召陵万岁里之许冲，固居今郾城治境中。曰郾曰召，不为孤证，其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也”。常征在其《召公封燕及燕都考》说：“郾城县境古有‘召陵’，或即郾国故墟”。召公与召陵共用“召”字，召陵又是古郾国故城所在地，“燕国"原来又与郾国同名，这绝非历史巧合。
四、从史书记载看召公初封在河南郾城的必然性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及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之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在这段文字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三个信息：一是分封时间是在武王灭商之时。从文献记载看,周人攻下商都殷墟后,往北并没有进行长距离的用兵,故武王设置“三监”,其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殷墟以北太远。分析武王克殷之后的天下局势,当时周人的政治、军事势力还没有到达古幽燕之地，何来封召公奭于燕？二是重要封国都在成周附近以屏护周天子。傅斯年先生考证：“当时周公的封国鲁在现在的河南省鲁山县，太公望（姜子牙）的封国为吕国，在现在的宛南吕宛，和申、通、许、四、岳等诸姜姓封国临近，而召公的封国郾，则地在今天的河南郾城县（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事实上，无论是根据功绩，还是根据亲疏，抑或根据当时周国国土的情况，只有召公封于郾城才更合乎逻辑。三是在分封措词上直接告诉我们召公的封地就是郾。在《史记》这一段记载中，对齐、鲁两国之封“曰齐、曰鲁”，之所以要加以备注，说明这些地方原来的名称不是这样。对于仍沿用旧称的地方不需要再加说明。因此“封召公于燕”说明“燕”是当时本身就存在的国家，那就只能是河南郾城的“郾国”而不可能是北京所在的“燕国”，因为当时“燕国”并不存在。
五、周初召公在南国的活动恰能说明其封地就在附近的郾城
周灭商后，召公洛阳筑城、经营江南、征伐淮夷、平定录国，连续十余年的活动都在南国。《史记·周本纪》: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尚书·召诰》详记其事）。武王灭商后，为占据中原得到天下，将洛邑作为周的东都修筑城池，因“三监之乱”中断，国家稳定后，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诗经·召南》是因召公始封之地命名的，“召南”之地说法不一，但《召南‧江有汜》提及江水，在召公北方的封地哪里有江水？《毛诗正义·国风·召南·甘棠》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歧山城西南刘家原召公祠出土的大保玉戈铭文再次证明召公在南国的活动足迹。铭文记载：“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大保省南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用（驺）走百人”。古时“大”与“太”通假，大保就是指太保召公（下同），《史记·周本纪》有“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的记载；厉即今湖北随县以北的厉国。《诗·小雌·四月》：“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说明南国就是指江汉。召公在南国持续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活动，证明其初封就在南国的郾城召陵而绝不会是在数千里之遥的北京房山。
六、“梁山七器”铭文证明召公初封地只能是河南郾城
清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其中大保鼎内壁上铸有“大保铸”三字铭文，由此，金石学家认定，大保鼎以及“梁山七器”中的大保簋、大保卣、宪鼎等都是召公铸造的，这些重器正是召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关于“七器”如何会在梁山出土？一些专家认为召公逐北途经梁山,“遂有诸燕器出土梁山之事”，“大保七器出土于寿张梁山,地居北上燕土的中途,则未始不可能正因召公追逐北逃的王子禄父,而其后裔徙封于燕”等等说法。试问，召公尚在去北燕途中，宪鼎铭文“在匽”是在哪个匽？只有用河南郾城的郾才能说得通。
再谈谈大保簋铭文：“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命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泳（迎）大保，易（赐）休余（徐）土，用兹彝对命”。郭沫若认为：“录”应读为“六”，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县（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考古学家陈梦家也认为：“此器记录子之反,王降征令于太保,所征之录,疑在南土”。 结合“梁山七器”中宪鼎“在匽”铭文完全可以认定：录子圣绝非有些专家推定的“王子禄父”，而是与淮夷徐国等同为皋陶后裔封国的录国，子爵，国君叫圣。 大保征伐录子圣后，周王把徐国部分土地赏赐给召公作为扩封。徐国是当时淮夷部族中实力最强、敢于称王并与周对抗的国家，疆域包括苏北、皖中、鲁南、豫西等广大地区。《礼记·檀弓》记载有徐国大夫容居的回忆：“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徐驹王虽经过召公的沉重打击，土地大幅东缩，但到其子徐偃王时仍拥土五百里，三十六个国家向其朝拜进贡。《后汉书·东夷传》记载: “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如果召公当时的封地不是在郾城召陵一带与徐国相邻，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北京，赐封徐土则不太可能。
七、 以《水经·颍水注》记载否定召公初封在郾城召陵的判断不能成立
有人依据南北朝《水经·颍水注》“东南迳召陵县故城南，春秋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师于召陵责楚贡不入即此处也。城内有大井，径数丈，水至清深。阚駰曰：召者，高也，其地邱墟，井深数丈，故以名焉”的记载，认为召陵与召公没有关系，进而推断郾城与燕国始封也没有关系，并以此否定傅斯年关于召公初封在郾城召陵的推断。事实上，根据东汉《说文解字》：“召，呼也，从口，刀声，直少切”。查遍所有字书，并未见“召”有高的意思；《辞海》对“陵”的解释倒是符合阚駰之言：“大土山：山陵。丘陵”。显然阚駰所曰“召者，高也”之语不足为信，以此否定召陵与召公无关也不足为凭。
八、秦为什么把“郾国”变成“燕国”
《史记·秦本纪》：“孝王曰：‘昔伯翳（皋陶长子）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史记·夏本纪》载:“皋陶子，长伯翳，次仲甄。次封偃，为偃姓，即郾”。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嬴) 帝少暤之姓也。按秦、徐、江、黃、郯、莒皆嬴姓也。嬴地理志作盈。又按伯翳嬴姓。其子皋陶偃姓。偃嬴、語之轉耳。”。这些记载说明，秦嬴来自皋陶长子伯翳；皋陶次子仲甄被封到郾，“嬴”与“郾”是同祖同宗，且秦人发音相同，同宗郾国被姬姓周人夺占并迁徙到燕山之地，秦既灭郾，必区别同宗郾国与姬姓郾国，将燕山之郾国易名为“燕”不足为奇。
参考文献：
1、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80页）
2、常征《释<大保鼎>》（苏天钧主编·北京考古集成 ·北京出版社·2000年03月第1版·第778页）
3、司马迁《史记》
4、常征《召公封燕及燕都考》（北京史论文集•第一辑•1980·第91页）
5、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燕京学报 1940年 第28期 ）
6、李振声《郾城县志·卷之四·古迹》
7、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23大保簋》（考古学报•1954·第10期·第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