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因与定义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司马懿事后背信弃义，不但夷曹爽三族，连其党羽何晏等人，也遭遇同样命运。借机铲除忠魏者，恐怕还不止本纪所云的：“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王凌欲起兵讨司马懿，其子王广反对，《汉晋春秋》记录了他除赞司马懿“擢用贤能”、“修先朝之政令”外，但也没否定过司马懿“同日斩戮，名士减半”的屠杀，王广这时人的口供，可信程度非常高。被杀的名士，当然是立场倾向魏室者。
怪不得日后司马绍问王导，己先祖当初是怎样得国，王导从正始之变说至高贵乡公被弑，听罢后他便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卷49或《晋书》卷5）也称：“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
蜀汉朝野议论正始之变，认为曹爽根本是罪不至死，即压根不同意司马懿说其谋逆之说法。费祎说：“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这些局外时人的看法，当属公允。
司马懿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夏侯霸所言的“自当作家门”、“营立家门”（见《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世语》及《汉晋春秋》）。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札记．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就解释：“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因此房玄龄等在夷曹爽等人三族后，以“既而竟迁魏鼎云”作总结。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周一良先生的解释：邑二万户、奏事不名、朝会不拜、增官骑及鼓吹、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当中犹以立祖庙于洛阳，尽显其野心。正如柳春新先生在《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下篇第五章第一节分析：“司马懿立祖庙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庙，有象征家族基业的意味，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然则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宗庙之嫌岂非更甚？司马氏代魏之心，信然昭著矣。”
司马懿家乡是在河内而不是河南；其封地是在颍川，显然不能用家乡或封地来解释祖庙选址。退一步，立祖庙于京师意味著甚么？就算是曹芳真心，政治智慧奇高的司马懿怎可能不多次辞让，一如辞让丞相、九钖般？
王导所述就包括平淮南三叛，他们忠与叛的对象分别是魏及晋，司马昭诛王经时就明说：“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见《世说新语．贤缓》“王经少贫苦”条注引干宝《晋纪》）
《晋纪总论》云：“二祖逼禅代之期”，当朝人评当朝事，这个“逼”字，把司马师兄弟觊觎帝位的野心和行动，生动地描绘出来。故三叛的成因相对容易解释，就是魏扬州都督（荆豫、雍凉因为司马懿曾长期留镇，旧部下不少，继任者或多或少与司马氏有渊缘），眼见司马懿父子的所作所为，从朝中复兴魏室无望，便打著讨伐主政的司马氏的旗号，对抗魏中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不是叛臣，只是想以外藩武力，击败已架空曹魏皇室的司马氏。但三人是否皆位一体，可称作魏忠臣呢？还是要看其实际行动，来细分当中的区别。
毋丘俭（可包括文钦）根本不用多作解释，不但郑樵、王应麟、何焯、卢弼等人没怀疑，就算是姜宸英也没否定过（他只否定王凌与诸葛诞）。
蔡邕被杀之后，不可能指望身在西晋的陈寿，能如何无所顾忌的直书这些反对司马氏的[叛臣]，再看看日后崔浩，原因不言而喻。本传虽云因夏侯玄、李丰被杀而不安，但没有把紧接著的司马师废张皇后（三月）、曹芳（九月）一事写进本传内，明年正月毋丘俭、文钦等就起兵了。《世语》记录毋丘甸劝其父起兵时就说：“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 毋丘俭同意；再参照一下他的《罪状司马师表》，毋丘俭真正起兵之因就是表中所述的罪状之一：废帝。忠魏与否立场明显，故习凿齿也称：“毋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
杜恕是在嘉平元年（249年）或以前出任幽州刺史，那毋丘俭也只能是在该年或以前，从幽州刺史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军事、领豫州刺史。淮南第一叛时，有没有追随司马懿讨伐王凌呢？尽管本传不载，但这问题不如反过来问，司马懿容不容许战场前线的毋丘俭，拥兵自守事后还不被追究吧？要知道连亲戚满伟平第三叛时，称疾不进，结果换来免为庶人、伟子长武死在杖下的下场。毋丘俭几可肯定从征了，因为司马昭时已留镇许昌。不过当时的他，恐怕也不见得抗拒从征。
正始之变时，不是司马懿党羽的蒋济（事后坚决推辞封赏，与高柔、王观等形成鲜明对比，更欲誓保曹爽性命，因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夷灭已投降的曹爽，当初作担保的他，自觉愧对曹爽，不久发病亡），身为太尉的他，当时可是把托孤大臣司马懿视为拨乱反正，参与其中也只是为魏社禝。当年能看出孙权不欲关羽得志，可以与吴结盟讨羽的他，战略眼光甚高的元老尚如此，何况毋丘俭呢？
另一方面，王凌谋立曹彪是其败笔，曹彪乃曹操之子，当年曹睿幼弱，谣传死讯，议曾有望得太子之机的叔父曹植继位，暂且可行。但以曹芳（哪怕身世可疑，政治合法性低）之叔祖辈曹彪替代，甚为不伦，本就无继承大统的资格。被看成有私心的异志者，王凌怪不得谁了。
那毋丘俭与诸葛诞又有甚么不同？分别还真的很大。毋丘俭起兵时曾欲邀其参战，但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诸葛诞（司马伷娶诸葛太妃），却是选择斩掉使者，更从讨淮南。他的反叛，只是司马昭见疑，欲在禅代过程中，扫除一个不稳定因素。故借征其入朝为名的迫反，并不是因为司马氏干了废帝等挑战魏忠臣底线的大事而反。
早有王凌拜为司空后，留督扬州之先例；诸葛诞借口吴军来犯，索十万大军防卫寿春，自找讨伐。司马昭让其只身来朝罢兵权，事前早为贾充、钟会看透，不会成功。身为八达之一、曾是青龙浮华案的核心之一，本与夏侯玄、邓飏相善的他，都督豫州时不惧，毋丘俭败亡后才惧不自安，继而阴养死士？还不如说其自恃与司马氏有姻亲，骑墙派的作风，正如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二章第三节所述：“保全自己一方诸侯的地位可能才是其现实的选择。”
最有意思的是，诸葛诞会面使者贾充时就说过，王昶比自己更有资格当司空，司马昭在讨灭诸葛诞后，果以其为司空，但仍留镇新野。因为王昶曾受司马懿提携，非诸葛诞可比。因此诸葛诞就算没有如《魏末传》那般正气，直斥贾逵之子的一番严正言辞，司马昭大军还是会至扬州的。他这番话，是否就可视其为魏之忠臣呢？
心不自安、垂死挣扎的人，也可在死前说些装正直的大话。退一步，诸葛诞犹疑再三，终选择当魏忠臣，但他可不像毋丘俭那般决断，司马师废后废帝就起义兵。他不合扬、豫之力图司马氏，反是从讨毋丘俭，是铁一般的事实。他们起事的决心，更加是云泥之别，毋丘俭是率众渡淮水，西至项，有救帝之企图；诸葛诞却是闭城自守，更遣使至吴称臣求援，有想过曹髦吗？文钦投吴是因兵败无路可逃，实属无奈之举。
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曰：“魏而亡，亡于司马，亡于吴，无以异也，吴岂为魏惜君臣之义，诛权奸以安其宗社者哉？诞遣其子靓称臣于吴以起兵，则昭未篡而己先叛；以叛临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马昭以讨叛之名，而恶得不败邪？”确实，诸葛诞的行为，和薛安都因沈攸之大军将至，以彭城降北魏，又相差多少呢？
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洛阳至高平陵扫坟，起兵控制京都。曹魏军权政权从此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之变或正始之变。司马懿事后背信弃义，不但夷曹爽三族，连其党羽何晏等人，也遭遇同样命运。借机铲除忠魏者，恐怕还不止本纪所云的：“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
王凌欲起兵讨司马懿，其子王广反对，《汉晋春秋》记录了他除赞司马懿“擢用贤能”、“修先朝之政令”外，但也没否定过司马懿“同日斩戮，名士减半”的屠杀，王广这时人的口供，可信程度非常高。被杀的名士，当然是立场倾向魏室者。
怪不得日后司马绍问王导，己先祖当初是怎样得国，王导从正始之变说至高贵乡公被弑，听罢后他便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卷49或《晋书》卷5）也称：“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
蜀汉朝野议论正始之变，认为曹爽根本是罪不至死，即压根不同意司马懿说其谋逆之说法。费祎说：“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这些局外时人的看法，当属公允。
司马懿这样做的目的，正如夏侯霸所言的“自当作家门”、“营立家门”（见《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世语》及《汉晋春秋》）。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札记．曹氏司马氏之斗争》就解释：“并非谋求发家致富，而是谋求取代曹氏，篡夺政权，司马氏之心固不待司马昭而路人皆知矣。”因此房玄龄等在夷曹爽等人三族后，以“既而竟迁魏鼎云”作总结。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的所作所为，完全印证周一良先生的解释：邑二万户、奏事不名、朝会不拜、增官骑及鼓吹、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当中犹以立祖庙于洛阳，尽显其野心。正如柳春新先生在《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下篇第五章第一节分析：“司马懿立祖庙与蜀汉为诸葛亮立庙还有所不同，其事类似于古代诸侯立庙，有象征家族基业的意味，但古代诸侯都是立宗庙于自己的封邑，然则司马懿立祖庙于京师洛阳，其逼宗庙之嫌岂非更甚？司马氏代魏之心，信然昭著矣。”
司马懿家乡是在河内而不是河南；其封地是在颍川，显然不能用家乡或封地来解释祖庙选址。退一步，立祖庙于京师意味著甚么？就算是曹芳真心，政治智慧奇高的司马懿怎可能不多次辞让，一如辞让丞相、九钖般？
王导所述就包括平淮南三叛，他们忠与叛的对象分别是魏及晋，司马昭诛王经时就明说：“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见《世说新语．贤缓》“王经少贫苦”条注引干宝《晋纪》）
《晋纪总论》云：“二祖逼禅代之期”，当朝人评当朝事，这个“逼”字，把司马师兄弟觊觎帝位的野心和行动，生动地描绘出来。故三叛的成因相对容易解释，就是魏扬州都督（荆豫、雍凉因为司马懿曾长期留镇，旧部下不少，继任者或多或少与司马氏有渊缘），眼见司马懿父子的所作所为，从朝中复兴魏室无望，便打著讨伐主政的司马氏的旗号，对抗魏中央。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不是叛臣，只是想以外藩武力，击败已架空曹魏皇室的司马氏。但三人是否皆位一体，可称作魏忠臣呢？还是要看其实际行动，来细分当中的区别。
毋丘俭（可包括文钦）根本不用多作解释，不但郑樵、王应麟、何焯、卢弼等人没怀疑，就算是姜宸英也没否定过（他只否定王凌与诸葛诞）。
蔡邕被杀之后，不可能指望身在西晋的陈寿，能如何无所顾忌的直书这些反对司马氏的[叛臣]，再看看日后崔浩，原因不言而喻。本传虽云因夏侯玄、李丰被杀而不安，但没有把紧接著的司马师废张皇后（三月）、曹芳（九月）一事写进本传内，明年正月毋丘俭、文钦等就起兵了。《世语》记录毋丘甸劝其父起兵时就说：“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 毋丘俭同意；再参照一下他的《罪状司马师表》，毋丘俭真正起兵之因就是表中所述的罪状之一：废帝。忠魏与否立场明显，故习凿齿也称：“毋丘俭感明帝之顾命，故为此役。”
杜恕是在嘉平元年（249年）或以前出任幽州刺史，那毋丘俭也只能是在该年或以前，从幽州刺史迁左将军、假节监豫州军事、领豫州刺史。淮南第一叛时，有没有追随司马懿讨伐王凌呢？尽管本传不载，但这问题不如反过来问，司马懿容不容许战场前线的毋丘俭，拥兵自守事后还不被追究吧？要知道连亲戚满伟平第三叛时，称疾不进，结果换来免为庶人、伟子长武死在杖下的下场。毋丘俭几可肯定从征了，因为司马昭时已留镇许昌。不过当时的他，恐怕也不见得抗拒从征。
正始之变时，不是司马懿党羽的蒋济（事后坚决推辞封赏，与高柔、王观等形成鲜明对比，更欲誓保曹爽性命，因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夷灭已投降的曹爽，当初作担保的他，自觉愧对曹爽，不久发病亡），身为太尉的他，当时可是把托孤大臣司马懿视为拨乱反正，参与其中也只是为魏社禝。当年能看出孙权不欲关羽得志，可以与吴结盟讨羽的他，战略眼光甚高的元老尚如此，何况毋丘俭呢？
另一方面，王凌谋立曹彪是其败笔，曹彪乃曹操之子，当年曹睿幼弱，谣传死讯，议曾有望得太子之机的叔父曹植继位，暂且可行。但以曹芳（哪怕身世可疑，政治合法性低）之叔祖辈曹彪替代，甚为不伦，本就无继承大统的资格。被看成有私心的异志者，王凌怪不得谁了。
那毋丘俭与诸葛诞又有甚么不同？分别还真的很大。毋丘俭起兵时曾欲邀其参战，但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的诸葛诞（司马伷娶诸葛太妃），却是选择斩掉使者，更从讨淮南。他的反叛，只是司马昭见疑，欲在禅代过程中，扫除一个不稳定因素。故借征其入朝为名的迫反，并不是因为司马氏干了废帝等挑战魏忠臣底线的大事而反。
早有王凌拜为司空后，留督扬州之先例；诸葛诞借口吴军来犯，索十万大军防卫寿春，自找讨伐。司马昭让其只身来朝罢兵权，事前早为贾充、钟会看透，不会成功。身为八达之一、曾是青龙浮华案的核心之一，本与夏侯玄、邓飏相善的他，都督豫州时不惧，毋丘俭败亡后才惧不自安，继而阴养死士？还不如说其自恃与司马氏有姻亲，骑墙派的作风，正如仇鹿鸣先生在《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第二章第三节所述：“保全自己一方诸侯的地位可能才是其现实的选择。”
最有意思的是，诸葛诞会面使者贾充时就说过，王昶比自己更有资格当司空，司马昭在讨灭诸葛诞后，果以其为司空，但仍留镇新野。因为王昶曾受司马懿提携，非诸葛诞可比。因此诸葛诞就算没有如《魏末传》那般正气，直斥贾逵之子的一番严正言辞，司马昭大军还是会至扬州的。他这番话，是否就可视其为魏之忠臣呢？
心不自安、垂死挣扎的人，也可在死前说些装正直的大话。退一步，诸葛诞犹疑再三，终选择当魏忠臣，但他可不像毋丘俭那般决断，司马师废后废帝就起义兵。他不合扬、豫之力图司马氏，反是从讨毋丘俭，是铁一般的事实。他们起事的决心，更加是云泥之别，毋丘俭是率众渡淮水，西至项，有救帝之企图；诸葛诞却是闭城自守，更遣使至吴称臣求援，有想过曹髦吗？文钦投吴是因兵败无路可逃，实属无奈之举。
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曰：“魏而亡，亡于司马，亡于吴，无以异也，吴岂为魏惜君臣之义，诛权奸以安其宗社者哉？诞遣其子靓称臣于吴以起兵，则昭未篡而己先叛；以叛临篡，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马昭以讨叛之名，而恶得不败邪？”确实，诸葛诞的行为，和薛安都因沈攸之大军将至，以彭城降北魏，又相差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