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拿吧古二爷翻译贴
在腓特烈生命的最后23年——他死于1786年——在他统率下无往不胜的这支军队开始走下坡路。普鲁士像18世纪的其他国家一样，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人士是不要求服兵役的。然而，这时为了恢复经济，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即按照他们被划分的征募区命名的著名的“Kantonisten”也被免除了兵役，以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补充仍在不断扩大的军队，只得招募外国人。到腓特烈死时，外国兵员的数量已超过了本土兵员，比例甚至达到了二比一。然而普鲁士这个国家仍然以吝啬小气而著称，结果低素质的外国兵员一有机会就开小差。为了弥补他们的缺陷，普鲁士军队非常强调战争文化，以致到了几乎非理智的地步，包括臭名昭著的使用鞭子。
部分上，这是国王自己的过错。他一向是个玩世不恭的人，现在，过早的衰老和精疲力竭，使得他越来越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在他 之下，最应该为这一新趋势负责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冯·萨尔登中将（Friedrich Christoph von Saldern）。他生于 1719 年，起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指挥官，在霍赫基希战役、利格尼茨战役和托尔高战役等恶战中，证明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迅速、准确地调动部队的才能。他的外貌很引人注目，一位当时的人曾这样描写他：“简直是一副战神的模样，身材高大（他曾是一名大个子掷弹兵），虎背熊腰，充满了威严和高贵的气质。”他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曾经拒 绝过腓特烈要求他摧毁一个属于萨克森国王的狩猎场的命令， 结果一度失宠。1763年，腓特烈任命他担任驻马格德堡的部队监察。他在那个位置上一直待到了 1785年。然而在此期间，他说服了 同辈的将军们——都是像他一样在“七年战争”中身经百战的宿将——军事训练的实质，实际上也是全部军事生活的实质，就是在战术机动 演练中所表现出的整齐划一。
这时，国王的名声已开始带上了一些传奇色彩。某种程度上，他 似乎陷入了对自己创造的体系的迷恋当中。年复一年，他都要观看队列操练。年复一年，他都兴味盎然地看着冯•萨尔登站在俯瞰着城中 市场广场的塔楼上，充分利用他的大嗓门，指挥着部队进行越来越复 杂的队形变换。其中许多都是专门设计出来给国王看的。最壮观—— 尽管不是最实用——的队列活动是让部队围绕着自已的轴，像伞盖旋转一样行进。曾任普鲁士军队参谋军官，后来成为知名军事作家的格奥尔格·冯·贝伦霍斯特（Georg von Berenhorst），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描述：“由200或250个纵列组成的队伍，以宽大的正面，向正前方的现众走来，给人留下了非常壮观的印象。士兵们的腿上打着精致的 绑腿，穿着紧身的马裤，前后摆动着，就像织机上的织物。阳光照射在他们擦得银亮的滑膛枪和白色的皮带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仅仅几分钟，这道移动的墙就向你压了过来。”
为达到这样的完美，军服必须制作得密实紧身，单是穿戴整齐，就得花很大一番工夫。更严重的是，由数以千计的人构成的巨大 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必须运转得非常精确，毫无差池。能够成功地完 成这一任务的指挥官，将赢得巨大的赞誉，包括获得普魯士的最高奖 章蓝十字勋章。然而，只消出一处差错，国王的盛怒就会了结一名军 官的前程：曾有将军为此坐牢，校官被阵前革职，骑兵军官被为不那么威风的步兵军官。为了防止家里的男人遭此灾祸，妻子、母亲、孩子和其他亲戚都会为他们对天祈祷。在检阅前的几个星期，士兵们 会加紧操练，哪怕一颗纽扣系得不合适，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也难怪他们都变得像机器人一样了。
阅兵也许有助于加强国王与军队的联系。据说腓特烈本人曾说，队列演习最令人惊奇的事情倒不是他们表现出的整齐划一，而是他和他的随从当着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战士，居然能够非常安全地站着现 看。然时，战争文化超越了战争本身的程度，有两个当时的故事能够 很好地说明。故事之一是冯•萨尔登如何一本正经地与人们辩论将行 进速度由每分钟75步提高到76步的利弊。另一个故事说，冯·萨尔登死后，在天上见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向他讲述起自己的 操练办法，这位囯王回答说，他还不知道他死后地球已经被踏平了。 简而言之，原本服务于一个实用目的的上千个细节一一后来，格布哈特·冯·布吕歌尔陆军元帅（Gebhard von Blucher）斥之为“拘泥形式”——可以说变得脱离实际了。它们仍然纯粹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战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着，但这种战争文化本身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腓特烈死后，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他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儿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绰号“肥巨人”。他既没有什么亲身的战争经历，也对战争没有任何兴趣。这个讨人喜欢的人，最关心的就是他那无穷无尽的一连串情妇。1788年，他的军事统帅试图通 过颁布新的轻装步兵操典来实现军队现代化。然而，即便如此，大部 分条文关注的仍是紧密队形操练：按军衔着装、向前进、每分钟多少 步、向右转、向左转，等等。结果，轻装步兵的训练与其他兵种相 比，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也非常小。
外国人被腓特烈大帝的威名所吸引，成群结队地来现看阅兵，希望搜集到一些有用的经验。其中较有见识的有前驻北美英军司令査尔斯·康华里将军（Charles Cornwallis）。他刚刚获得了对他本人来说 很不幸的最新战争方式的第一手经验。他看到的情景并没有打动他。 两长列士兵，穿着极其华丽的军装，在标杆和绳子的协助下排列得非 常整齐。他们被带到操场上，相向前进，到相距只有六码时，立定开火，直到把最后一颗训练子弹打完。康华里后来写道，这样的演习如此荒唐，就连最糟糕的英国将军都会耻笑。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军队就是这样作战的。
还有一位访客是拿破仓的参谋长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1806年初复，他到马格德堡观看了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举行的一次演习。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注意到了普鲁士军队在变换队形时所表现出的完美秩序。然而，他们没有实 弹射击，而是用木响板模仿了枪声。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对作战经验 丰富的法军构成威胁。贝尔蒂埃不知道，恰在此时，波茨坦团的指挥 官正在向柏林报告，由于无休止的擦洗，他们的滑膛枪已经磨损严 重，无法再射击真正的火药了。然而，其他普鲁士军官仍在嘲笑法军 的队列根本达不到他们的标准。腓特烈大帝时代被视为普军最可怕的劲旅的骑兵，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习惯以密集 队形行动的普军部队，已不知道该怎样侦察和巡逻。
当法国大革命展开，以及拿破仓大军随后横行于欧洲时，普鲁士 一直袖手旁现。其军队曾于1792年入侵法国，但在当年9月著名的瓦尔米炮击中被击退。此后，他们在战争中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相 反，他们陷入了军事上的死水。深怀优势意识的普鲁士将领们死抱传 统不放，包括所有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听命于国王、必须扎马尾辫等传统。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恩斯特·冯·吕歇尔（Ernst von Ruchel）。他是冯·萨尔登的门徒，克劳塞维茨说他无论仪表还是行为都是普鲁士 精神“浓缩的精华”。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军队中有许多拿破仑。然而 还有一次，在由未来的军事改革家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创办的柏林军事学会探讨下面这个问题——步兵军 官不仅要像操典要求的那样骑马随部队前进，还应当学会如何在战斗中指挥他们——时，这位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将军（吕歇尔），厉声喝道：“普鲁士贵族永远不能步行！”在1760年的托尔高战役中，约翰·冯·许尔森（Johann von Hulsen）中将的坐骑被敌人射 杀，他因受伤而无法再骑上另一匹马，就让士兵把他架上一门炮，拖上了前线，然而，自那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1806年，普鲁士与俄国签约结盟，准备同拿破仑的法国交战。这时普鲁士的君主已是腓特烈·威廉三世。他于 1797年即位，将一直统治到1840年。他儿时的老师是冯·舍伦将军（von Scheelen），恰是构 成了普鲁士军队中坚的那些“魔鬼般的队列教官”之一。国王本人虔信宗教，心地善良，但目光短浅、性格腼腆，完全受他漂亮的妻子路易丝（Louise）王后的摆布。拿破仑曾于1807年夏天专门花了很长时间与他一起用餐，赞扬他是个“好人”。但他也发现，国王除了 “军 服上的头饰、纽扣和军用皮包”外，很少谈及其他；对于包括军事在 内的其他话题，他都知之甚少。在当时142名普鲁士将军中，有4名 已经年逾八旬。有13名已经79岁。有62名，包括吕歇尔本人，在 60岁以上。甚至团、营一级的指挥官，也有25%超过了 60岁。可想 而知，这样的人很可能持旧瓶，却不大可能装新酒。
普军总司令是上文提到过的布伦瑞克公爵。40年前，他是腓特烈二世的主要副官之一，被腓特烈二世称为“我的小英雄”。他骁勇异常，曾成功地指挥过德国西北部的汉诺威军。克雷菲尔德战役（1758 年）的胜利使他名扬欧洲。然而这时，他已经71岁了。1806年10月 4日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事故，表明了他多么地恪守战争文化，四十多 年的和平又使他变得多么顽固不化。腓特烈·威廉召集他的高级将领 在爱尔福特开会。高谈阔论所花的时间比预期要长，但还没过更换每 日口令的规定时间11点。军官们已开始在室外集合，国王透过窗户注意到了他们，就给了不伦瑞克一个新口令要他宣布。当总司令来到 门口时，立刻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疏漏：本应在那里阻止陌生人靠近并 听从召唤的军士和四名士兵，都没有站在他们指定的岗位上。
当着国王的面，老元帅踱来踱去，对部下大发雷靈，却不知道接 下去该怎么办。有人试探着提出，可以使用在大楼门口站岗的两名卫兵，但按照条令规定，还缺一名军士和两名士兵。老天有眼，恰在此 时，一辆为掷弹兵营运面包的马车轰隆隆地驶来。车上正好有需要的 军士。但新的灾难又发生了。这名战士没有按条令规定手持卡宾枪， 而是把枪系在了车上腾出了双手！面对这样无视纪律的行为，该怎么 办？如果他用这样的战士来保守口令的秘密，他岂不是在拿条令开玩 笑？而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惩罚这个人，口令又无法传达。元帅陷 入了巨大的惊骇和无助中，直到他发布了一项特殊命令，才斩断了这个戈尔迪之结（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按照神谕，能入主亚洲者才能解开，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挥利剑将其斩断）。这个故事是当时在场的未来将军和陆军大臣赫尔曼•冯•博延讲述的，他评论道：“这就是将带领我们去打拿破仑的人。”
几星期后，在1806年10月14日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 中，报应来了。本书不是分析双方的战略计划或描述普鲁士最高统帅部内的分歧的地方。我也不打算细说存在于戴着国王的徽章并享有特权的军官与深受压迫的普通士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些普通士兵大多仍然是农奴，没有任何公民权，境遇比牛马强不了多少。他们是在军 官们的鞭子和军士们的短矛驱赶威逼下走上战场的。这是大多数历史 学家，特别是一些试图说明普鲁士是多么“封建”和“专制”的非军事专家，所归结的普军败因。这样的士兵为什么要打仗？然而，虽然军队的确是平民社会的反映——他们本身就是平民社会的一部分—— 但同样正确的是，任何军队都是由我们称之为战争文化的纽带维系起来 的独立的组织。这种战争文化即使平民社会有所分享，也极其有限。
仔细观察战场上真正发生的情况，就会看到一幅与普遍看法不同 的画面。同拿破仑交战的普鲁士军队总数不到20万人。其中有7000 名军官，这一比例在当时的军队中丝毫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不过，这 些军官中只有190人战死——刚过2.5%。而在双重会战中阵亡的普军总数估计为约10000人。换言之，腓特烈•威廉的军官们为国捐躯的比例，远低于那些普通士兵。然而这些军官都是享有高度特权，经过精心挑选，专门为打仗而培养的军人。他们都曾庄严宣誓效忠国王，并且深深浸润在一种战争文化中。这种战争文化，如吕歇尔所评述的，被推行到了适得其反的地步。
在腓特烈生命的最后23年——他死于1786年——在他统率下无往不胜的这支军队开始走下坡路。普鲁士像18世纪的其他国家一样，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人士是不要求服兵役的。然而，这时为了恢复经济，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即按照他们被划分的征募区命名的著名的“Kantonisten”也被免除了兵役，以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补充仍在不断扩大的军队，只得招募外国人。到腓特烈死时，外国兵员的数量已超过了本土兵员，比例甚至达到了二比一。然而普鲁士这个国家仍然以吝啬小气而著称，结果低素质的外国兵员一有机会就开小差。为了弥补他们的缺陷，普鲁士军队非常强调战争文化，以致到了几乎非理智的地步，包括臭名昭著的使用鞭子。
部分上，这是国王自己的过错。他一向是个玩世不恭的人，现在，过早的衰老和精疲力竭，使得他越来越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在他 之下，最应该为这一新趋势负责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冯·萨尔登中将（Friedrich Christoph von Saldern）。他生于 1719 年，起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指挥官，在霍赫基希战役、利格尼茨战役和托尔高战役等恶战中，证明了自己坚强的意志和迅速、准确地调动部队的才能。他的外貌很引人注目，一位当时的人曾这样描写他：“简直是一副战神的模样，身材高大（他曾是一名大个子掷弹兵），虎背熊腰，充满了威严和高贵的气质。”他也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曾经拒 绝过腓特烈要求他摧毁一个属于萨克森国王的狩猎场的命令， 结果一度失宠。1763年，腓特烈任命他担任驻马格德堡的部队监察。他在那个位置上一直待到了 1785年。然而在此期间，他说服了 同辈的将军们——都是像他一样在“七年战争”中身经百战的宿将——军事训练的实质，实际上也是全部军事生活的实质，就是在战术机动 演练中所表现出的整齐划一。
这时，国王的名声已开始带上了一些传奇色彩。某种程度上，他 似乎陷入了对自己创造的体系的迷恋当中。年复一年，他都要观看队列操练。年复一年，他都兴味盎然地看着冯•萨尔登站在俯瞰着城中 市场广场的塔楼上，充分利用他的大嗓门，指挥着部队进行越来越复 杂的队形变换。其中许多都是专门设计出来给国王看的。最壮观—— 尽管不是最实用——的队列活动是让部队围绕着自已的轴，像伞盖旋转一样行进。曾任普鲁士军队参谋军官，后来成为知名军事作家的格奥尔格·冯·贝伦霍斯特（Georg von Berenhorst），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描述：“由200或250个纵列组成的队伍，以宽大的正面，向正前方的现众走来，给人留下了非常壮观的印象。士兵们的腿上打着精致的 绑腿，穿着紧身的马裤，前后摆动着，就像织机上的织物。阳光照射在他们擦得银亮的滑膛枪和白色的皮带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仅仅几分钟，这道移动的墙就向你压了过来。”
为达到这样的完美，军服必须制作得密实紧身，单是穿戴整齐，就得花很大一番工夫。更严重的是，由数以千计的人构成的巨大 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必须运转得非常精确，毫无差池。能够成功地完 成这一任务的指挥官，将赢得巨大的赞誉，包括获得普魯士的最高奖 章蓝十字勋章。然而，只消出一处差错，国王的盛怒就会了结一名军 官的前程：曾有将军为此坐牢，校官被阵前革职，骑兵军官被为不那么威风的步兵军官。为了防止家里的男人遭此灾祸，妻子、母亲、孩子和其他亲戚都会为他们对天祈祷。在检阅前的几个星期，士兵们 会加紧操练，哪怕一颗纽扣系得不合适，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也难怪他们都变得像机器人一样了。
阅兵也许有助于加强国王与军队的联系。据说腓特烈本人曾说，队列演习最令人惊奇的事情倒不是他们表现出的整齐划一，而是他和他的随从当着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战士，居然能够非常安全地站着现 看。然时，战争文化超越了战争本身的程度，有两个当时的故事能够 很好地说明。故事之一是冯•萨尔登如何一本正经地与人们辩论将行 进速度由每分钟75步提高到76步的利弊。另一个故事说，冯·萨尔登死后，在天上见到了古斯塔夫·阿道夫，向他讲述起自己的 操练办法，这位囯王回答说，他还不知道他死后地球已经被踏平了。 简而言之，原本服务于一个实用目的的上千个细节一一后来，格布哈特·冯·布吕歌尔陆军元帅（Gebhard von Blucher）斥之为“拘泥形式”——可以说变得脱离实际了。它们仍然纯粹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战争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着，但这种战争文化本身已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腓特烈死后，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他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儿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绰号“肥巨人”。他既没有什么亲身的战争经历，也对战争没有任何兴趣。这个讨人喜欢的人，最关心的就是他那无穷无尽的一连串情妇。1788年，他的军事统帅试图通 过颁布新的轻装步兵操典来实现军队现代化。然而，即便如此，大部 分条文关注的仍是紧密队形操练：按军衔着装、向前进、每分钟多少 步、向右转、向左转，等等。结果，轻装步兵的训练与其他兵种相 比，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也非常小。
外国人被腓特烈大帝的威名所吸引，成群结队地来现看阅兵，希望搜集到一些有用的经验。其中较有见识的有前驻北美英军司令査尔斯·康华里将军（Charles Cornwallis）。他刚刚获得了对他本人来说 很不幸的最新战争方式的第一手经验。他看到的情景并没有打动他。 两长列士兵，穿着极其华丽的军装，在标杆和绳子的协助下排列得非 常整齐。他们被带到操场上，相向前进，到相距只有六码时，立定开火，直到把最后一颗训练子弹打完。康华里后来写道，这样的演习如此荒唐，就连最糟糕的英国将军都会耻笑。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耶拿战役中，普鲁士军队就是这样作战的。
还有一位访客是拿破仓的参谋长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1806年初复，他到马格德堡观看了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unswick）举行的一次演习。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注意到了普鲁士军队在变换队形时所表现出的完美秩序。然而，他们没有实 弹射击，而是用木响板模仿了枪声。这样的军队根本无法对作战经验 丰富的法军构成威胁。贝尔蒂埃不知道，恰在此时，波茨坦团的指挥 官正在向柏林报告，由于无休止的擦洗，他们的滑膛枪已经磨损严 重，无法再射击真正的火药了。然而，其他普鲁士军官仍在嘲笑法军 的队列根本达不到他们的标准。腓特烈大帝时代被视为普军最可怕的劲旅的骑兵，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习惯以密集 队形行动的普军部队，已不知道该怎样侦察和巡逻。
当法国大革命展开，以及拿破仓大军随后横行于欧洲时，普鲁士 一直袖手旁现。其军队曾于1792年入侵法国，但在当年9月著名的瓦尔米炮击中被击退。此后，他们在战争中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相 反，他们陷入了军事上的死水。深怀优势意识的普鲁士将领们死抱传 统不放，包括所有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听命于国王、必须扎马尾辫等传统。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恩斯特·冯·吕歇尔（Ernst von Ruchel）。他是冯·萨尔登的门徒，克劳塞维茨说他无论仪表还是行为都是普鲁士 精神“浓缩的精华”。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军队中有许多拿破仑。然而 还有一次，在由未来的军事改革家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创办的柏林军事学会探讨下面这个问题——步兵军 官不仅要像操典要求的那样骑马随部队前进，还应当学会如何在战斗中指挥他们——时，这位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将军（吕歇尔），厉声喝道：“普鲁士贵族永远不能步行！”在1760年的托尔高战役中，约翰·冯·许尔森（Johann von Hulsen）中将的坐骑被敌人射 杀，他因受伤而无法再骑上另一匹马，就让士兵把他架上一门炮，拖上了前线，然而，自那以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1806年，普鲁士与俄国签约结盟，准备同拿破仑的法国交战。这时普鲁士的君主已是腓特烈·威廉三世。他于 1797年即位，将一直统治到1840年。他儿时的老师是冯·舍伦将军（von Scheelen），恰是构 成了普鲁士军队中坚的那些“魔鬼般的队列教官”之一。国王本人虔信宗教，心地善良，但目光短浅、性格腼腆，完全受他漂亮的妻子路易丝（Louise）王后的摆布。拿破仑曾于1807年夏天专门花了很长时间与他一起用餐，赞扬他是个“好人”。但他也发现，国王除了 “军 服上的头饰、纽扣和军用皮包”外，很少谈及其他；对于包括军事在 内的其他话题，他都知之甚少。在当时142名普鲁士将军中，有4名 已经年逾八旬。有13名已经79岁。有62名，包括吕歇尔本人，在 60岁以上。甚至团、营一级的指挥官，也有25%超过了 60岁。可想 而知，这样的人很可能持旧瓶，却不大可能装新酒。
普军总司令是上文提到过的布伦瑞克公爵。40年前，他是腓特烈二世的主要副官之一，被腓特烈二世称为“我的小英雄”。他骁勇异常，曾成功地指挥过德国西北部的汉诺威军。克雷菲尔德战役（1758 年）的胜利使他名扬欧洲。然而这时，他已经71岁了。1806年10月 4日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事故，表明了他多么地恪守战争文化，四十多 年的和平又使他变得多么顽固不化。腓特烈·威廉召集他的高级将领 在爱尔福特开会。高谈阔论所花的时间比预期要长，但还没过更换每 日口令的规定时间11点。军官们已开始在室外集合，国王透过窗户注意到了他们，就给了不伦瑞克一个新口令要他宣布。当总司令来到 门口时，立刻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疏漏：本应在那里阻止陌生人靠近并 听从召唤的军士和四名士兵，都没有站在他们指定的岗位上。
当着国王的面，老元帅踱来踱去，对部下大发雷靈，却不知道接 下去该怎么办。有人试探着提出，可以使用在大楼门口站岗的两名卫兵，但按照条令规定，还缺一名军士和两名士兵。老天有眼，恰在此 时，一辆为掷弹兵营运面包的马车轰隆隆地驶来。车上正好有需要的 军士。但新的灾难又发生了。这名战士没有按条令规定手持卡宾枪， 而是把枪系在了车上腾出了双手！面对这样无视纪律的行为，该怎么 办？如果他用这样的战士来保守口令的秘密，他岂不是在拿条令开玩 笑？而如果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惩罚这个人，口令又无法传达。元帅陷 入了巨大的惊骇和无助中，直到他发布了一项特殊命令，才斩断了这个戈尔迪之结（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按照神谕，能入主亚洲者才能解开，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挥利剑将其斩断）。这个故事是当时在场的未来将军和陆军大臣赫尔曼•冯•博延讲述的，他评论道：“这就是将带领我们去打拿破仑的人。”
几星期后，在1806年10月14日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双重会战 中，报应来了。本书不是分析双方的战略计划或描述普鲁士最高统帅部内的分歧的地方。我也不打算细说存在于戴着国王的徽章并享有特权的军官与深受压迫的普通士兵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些普通士兵大多仍然是农奴，没有任何公民权，境遇比牛马强不了多少。他们是在军 官们的鞭子和军士们的短矛驱赶威逼下走上战场的。这是大多数历史 学家，特别是一些试图说明普鲁士是多么“封建”和“专制”的非军事专家，所归结的普军败因。这样的士兵为什么要打仗？然而，虽然军队的确是平民社会的反映——他们本身就是平民社会的一部分—— 但同样正确的是，任何军队都是由我们称之为战争文化的纽带维系起来 的独立的组织。这种战争文化即使平民社会有所分享，也极其有限。
仔细观察战场上真正发生的情况，就会看到一幅与普遍看法不同 的画面。同拿破仑交战的普鲁士军队总数不到20万人。其中有7000 名军官，这一比例在当时的军队中丝毫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不过，这 些军官中只有190人战死——刚过2.5%。而在双重会战中阵亡的普军总数估计为约10000人。换言之，腓特烈•威廉的军官们为国捐躯的比例，远低于那些普通士兵。然而这些军官都是享有高度特权，经过精心挑选，专门为打仗而培养的军人。他们都曾庄严宣誓效忠国王，并且深深浸润在一种战争文化中。这种战争文化，如吕歇尔所评述的，被推行到了适得其反的地步。
19582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