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希特勒在一次大战曾因英国施放芥子气中毒，福斯特尔医生以催眠疗法治疗他的伤痛。希特勒治疗时在幻觉中想到他的患有癌症的母亲是被犹太医生误诊而痛苦地死去，于是，希特勒不自觉地把母亲的死归咎于犹太医生布洛施，同时他又在幻觉中把对一个犹太人的恨与对全体犹太人的恨联系在一起。

报告指出，很多德国人认为外来移民占用了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福利和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开始转向狭隘并经常带有种族歧视色彩。有受访者甚至指出，由于外来移民的数量已经占据了德国总人口的近9%，德国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已经达到了“危险等级”。而且，这种观点已不再局限于极右翼团体及其支持者，它如今已经成为了德国的“主流民意”，甚至有1/10的德国人希望由希特勒式的独裁领袖接管政府。

这项调查是在今年4月进行的，2411名受访者的年龄从14岁到90岁不等，他们来自德国的各个社会阶层。7年前，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也曾在德国组织过一次类似调查，那时德国民众的排外情绪并不明显。例如，此次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对阿拉伯移民没有好感，而在2003年这一比例仅为44%。

二战结束后，在德国的盟军占领区内曾开展了一次名为“去纳粹化”的清洗行动。除纳粹一级战犯必须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人口在盟军占领区内接受了“思想改造”。

为此，美军专门成立了一个搜缉与甄别组织，叫做“智慧小组”，小组成员前后共有22000人之多。他们设计了一份详细的调查问卷，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德国人都必须填写。问卷虽然只有两页，但却设计了132个问题。美国人希望借此筛选出具有危险倾向的德国人，清除纳粹势力在公共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观念、司法制度方面的影响。

从1946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夏天，“去纳粹化”的清洗活动足足忙活了3年。在参与被调查的1341万德国人当中，有650万人曾是纳粹党员，这其中有将近50万名教师。调查还显示，65%以上的公务员、80%以上的法官和律师都曾经是纳粹党党徒。
　　在英克?布罗德森和卡洛拉?施特恩所写的《他们为什么效忠希特勒》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份资料，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共有1300多万纳粹党徒，几乎占到当时德国整个人口的1/6，如果加上少年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当时的德国，简直可以说就是一个“全民纳粹的国家”。

2、但德国民众对纳粹的顺从、拥护并不都是强制、暴力胁迫的结果
纳粹除了钳制异端外，还给德国民众洗脑，纳粹公开宣传集中营是对政治犯、刑事案件惯犯、犹太人进行品德纠正、维护社会稳定的教养机构，将集中营及其暴力恐怖体制合法化、正当化。因此，即使有少数报道提及被收容者惨遭杀害，人们认为那也只是偶然的，是集中营管教人员自我防卫的结果，或者是为了防止收容人员再度逃回社会造成威胁，暴力是必要举措。这种暴力恐怖被涂上正当的光环。
恐怖政治或一体化政策、宣传洗脑等并不能完全解释纳粹政权能够存在十余年之久，更不能解释希特勒能够在推行惨绝人寰的犹太大屠杀。

学者接受他的说辞，因为相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艾希曼说谎了，他说谎只要担心起后代被人歧视，在审判期间写给他律师的信中说：“我关心的是，我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以及更后面的孩子们都能阅读它们（审判的文件），以便知道他们的父亲、祖父、以及曾祖父绝不是一个谋杀者。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而不是幸存下来。”事实上，艾希曼对犹太人充满仇恨，大战期间，有朋友问他，如果德国战败他会有什么遭遇？他回答说，“我会很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至少我成功地屠杀了五十万犹太人。这给我很大的满足和光荣。”

当时德国民众像艾希曼一样对反犹人抱有强烈仇恨。戈德哈根在其《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一书中根据大量事实判断：“有些普通的德国人甚至完全自发地、主动地在杀害犹太人。一个德国人解释说：“刑警杀犹太人并不需要得到这样的命令才行刑，他们往往是自觉执行的。许多刑警以杀犹太人为乐。为什么高兴？为什么自觉自愿？很显然，因为这些普通德国人对犹太人有看法，认为他们不是人”（P261页）戈德哈根认为，任何从心理学上的解释，无论是“对权威力量的服从”还是“迫于无奈”、“别无选择”，或是“德国人对上级的服从”都是站不住脚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盖拉特莱在其《支持希特勒：主动还是被胁迫?》(Backing Hitler：Consent and Coercion in Nazi Germany?)一书从非国民性和意识形态方面分析德国民众支持大屠杀的原因。他指出，虽然大屠杀发生在波兰境内，避开广大德国民众的直接视野，但是即使有普通德国民众亲眼目击了暴力、杀戮的事实，还是表现出迎合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暴行。譬如，德国民众明知被告密者会被不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遭受酷刑、送往集中营，甚至被处决，他们还是积极主动地检举纳粹要消灭的所谓“社会危险分子”，且，检举的内容都是家庭内部或亲友私下的言行。表面上看，他们都是积极支持纳粹主义，但仔细阅读档案发现，这些人大多带有私人的动机，很少是出于公共社会政治义务。比如，贪婪和嫉妒。为了独占一个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为了性爱陷害情敌等等。

4、德国民众从纳粹反犹太和战争扩张中得到好处，民众与纳粹的合谋维系了独裁统治。不过贪求私利是人性的共同弱点，与反犹主义（在欧洲）一样都有共同性，所以单从私利角度出发也无法完全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历史有必然性之外，亦有偶然性。盖拉特莱指出时运给希特勒解决失业问题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一个机会，纳粹巧妙地将“提高”生活福利与反犹、战争扩张结合起来，人们都只看到了“成果”，忽视了背后给其他群体、国家带来的伤害。

纳粹的独裁有“受欢迎的独裁”之称，说的是纳粹通过对犹太人以及他国的掠夺来的财富在国内大搞福利收买人心。格茨·阿利在其《希特勒的民族帝国》一书写道：“从1935年开始，希特勒禁止公开政府预算，因为他的政策从1936年起寅吃卯粮。这就强迫他发动战争和抢劫。所有有关没有土地的人民、殖民地、世界范围、东部扩张、经济补充区域以及所谓灭绝犹太人的流言最终都只有一个目的：依赖外力，使德国财富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据格茨·阿利统计，抢占犹太财产获得的收益，占二战前几年德国财政收入的9%。这些收益流向德国普通人的口袋。《德国税报》说得明白：“没收犹太人财产而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归帝国所有，由帝国用于其基本需要以及用于所有德国民众的福祉。” …

已更玩完，来自“北极熊欧洲史文馆”，请自由讨论。

我真不懂，为什么自由讨论，发挥想象的贴子一直受人欢迎，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