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那些都是过往的事,不足以证明现代知识型经济下的整体竞争,那我们不如再看两个特例: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中拥有相当不错的教育体系,然而经济社会发展却相当缓慢,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到香港、台湾等地去当菲佣。当然更不用说前苏联和北朝鲜了,若论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素质,在1978年的时候它们都远高于中国,然而,此后实现经济腾飞的却是中国。
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国家的主要使命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那确实可以理解为何各国都越来越重视教育;即便是一度对此放任的英国,也于1902年颁布了教育法案,因为政府意识到,如果不着手提高教育水平,英国就将会在市场竞争中落后。然而这却不是说,只要推动教育发展,那国家就会自动富强起来,整体竞争力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不如说,教育发展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像菲律宾和前苏联-俄罗斯这样,虽然培养出了高素质的人才,但本国社会的发展却使他们找不到用武之地,甚至博士研究员为了谋生被迫去开出租车,那在这些结构性的制度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仅仅提升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无法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的。
更何况,“国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现代的人才越来越多地在跨越边境流动,越是高素质的人才,在这一点上越是明显。如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55-64岁的人口结构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口有三分之一在美国——这并不都是仅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所“自产”的,而有许多是吸纳的移民,毕竟在这些人大学毕业时的1974-1983年间,正是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向来以其教育体系漏洞百出、国民缺乏外界知识而饱受嘲讽,然而它却仍是世界创新经济的中心,这至少部分是因为它可以“收割”世界各地的尖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