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为辞兮黄河为采
——袁瑞良辞赋荐赏
王 志 清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江苏南通)
[内容摘要] 国运兴盛,赋家云起,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等巨制鸿篇,轰响寂寞的文坛,也明证着他的文化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其赋联章协奏,体大辞美而思精,表现出高度的文体自觉,其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决定了他创作体性悟道、兴寄遥远的审美目的和特性。其赋体的艺术特征及其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体物写志的理趣美,穷貌极物的精工美,金声玉振的和谐美。
[关 键 词] 袁瑞良辞赋;联章协奏;体性悟道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适逢盛世,辞赋兴焉,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2006;文中所引皆同)的煌煌巨作,激活了一种古老文体,代表了一种审美文化,表现出一种人生与艺术共同飞升的人文境界,也确证了他在文学史上不可轻忽、也不可他代的地位。[1]
荣格认为:“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便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常人了。”[2] P255根据笔者的理解,此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讲艺术家本人独特的心灵世界潜存有一种拍合与契应外物的特殊敏感,其二是指作家与其创作文本相同,都应该具有非功利、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解读袁瑞良的辞赋,解读其赋那深广的忧思、宏阔的境界和沉雄的气势,应该具体到他这个人,具体到非“常人”的人。在人本主义解体的当下,人文关怀的失落,价值取向的转移,而人又面临着理性和科学的挤逼和压抑,生成了一种时代特有的焦躁,生成了急切的追寻和拷问,而作为传统作家之传统素养特别深厚的袁瑞良,革新古老的文学样式而借助山水物象来表现的对社会、历史及其人生思考,甚至具体到生态忧患,则显得自然而合理,其发生之学理也符合当下盛世之国情。
从创作源泉、创作发生来阐释山水自然对于作家的意义,山水不仅仅从外部形象上给作家以审美愉悦,而且其中蕴涵着可以听凭作家发掘的合乎志洁行芳的社会道德的内在精神美。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为,“一切对象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3] P125 此论与中国艺术思想的核心观点相似,揭示了创作中物我关系,同时也规范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和结果。作家的创作,必须表现和求取山水自然的生命精神,而山水本身也蕴涵着自然之道。在袁瑞良的眼中和笔下,黄山黄河已不是黄山黄河之本身,而是一种图腾,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民族魂。而作家袁瑞良自身经历的文化本性,其生命个体中的灵气、灵性,以及他兴致盎然地看待山水万物各类生命的爱心,超离现实人生而瞩目终极关怀的人道主义热情,契应了这种召唤,而发生了文化、美学的感动,产生了深邃的心理活动,决定了他创作的终极关怀的意义和审美目的,于是黄山黄河也对作家生成了巨大而神秘的召唤力量。
因此,关注时代、重视对话的现实精神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决定了袁瑞良的赋之美学理想和文学创作,也必然是风雅兴寄的传统观念,是美刺的寓体形态。因此,袁瑞良在面对黄山、黄河时,面对原型力量的神秘和永恒的召唤时,便能够在灵魂深处体感呼应山水的无穷魅力,深入到原型世界的超然存在之中,而又从具体的客体和历史的感受中超拔出来,“精骛八极,心游万刃”(陆机《文赋》)。当人在心灵宇宙里自由遨游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无限愉悦,获得创造的生命感动的极乐。山水涵道,山水载道,借山水以澡雪精神,借山水以承载哲思玄悟,袁瑞良入乎其中而得其生气,出乎其表而有其高致,其心灵宇宙以黄山黄河的闳阔恣肆的形态而呈现,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气象。《黄山十赋》中,松之自在,云之自由,峰之自拔,石之自性,物无不是我,我无边是物,物我两谐,峥嵘轩昂,潇洒倜傥,其山水皆作家心灵超越意义上的重塑也。尤其是其《十问黄河魂》,显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人性巨力,我们择其一节来品味:
——袁瑞良辞赋荐赏
王 志 清
(南通大学文学院 226019江苏南通)
[内容摘要] 国运兴盛,赋家云起,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等巨制鸿篇,轰响寂寞的文坛,也明证着他的文化意义和文学史地位。其赋联章协奏,体大辞美而思精,表现出高度的文体自觉,其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决定了他创作体性悟道、兴寄遥远的审美目的和特性。其赋体的艺术特征及其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体物写志的理趣美,穷貌极物的精工美,金声玉振的和谐美。
[关 键 词] 袁瑞良辞赋;联章协奏;体性悟道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适逢盛世,辞赋兴焉,袁瑞良,以其《十赋黄山》与《十问黄河》(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2006;文中所引皆同)的煌煌巨作,激活了一种古老文体,代表了一种审美文化,表现出一种人生与艺术共同飞升的人文境界,也确证了他在文学史上不可轻忽、也不可他代的地位。[1]
荣格认为:“作为一位艺术家,他便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一个常人了。”[2] P255根据笔者的理解,此论有两层意思:其一是讲艺术家本人独特的心灵世界潜存有一种拍合与契应外物的特殊敏感,其二是指作家与其创作文本相同,都应该具有非功利、超功利的艺术价值立场和人文关怀。解读袁瑞良的辞赋,解读其赋那深广的忧思、宏阔的境界和沉雄的气势,应该具体到他这个人,具体到非“常人”的人。在人本主义解体的当下,人文关怀的失落,价值取向的转移,而人又面临着理性和科学的挤逼和压抑,生成了一种时代特有的焦躁,生成了急切的追寻和拷问,而作为传统作家之传统素养特别深厚的袁瑞良,革新古老的文学样式而借助山水物象来表现的对社会、历史及其人生思考,甚至具体到生态忧患,则显得自然而合理,其发生之学理也符合当下盛世之国情。
从创作源泉、创作发生来阐释山水自然对于作家的意义,山水不仅仅从外部形象上给作家以审美愉悦,而且其中蕴涵着可以听凭作家发掘的合乎志洁行芳的社会道德的内在精神美。诚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为,“一切对象对于他来说也就是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3] P125 此论与中国艺术思想的核心观点相似,揭示了创作中物我关系,同时也规范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和结果。作家的创作,必须表现和求取山水自然的生命精神,而山水本身也蕴涵着自然之道。在袁瑞良的眼中和笔下,黄山黄河已不是黄山黄河之本身,而是一种图腾,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一种民族魂。而作家袁瑞良自身经历的文化本性,其生命个体中的灵气、灵性,以及他兴致盎然地看待山水万物各类生命的爱心,超离现实人生而瞩目终极关怀的人道主义热情,契应了这种召唤,而发生了文化、美学的感动,产生了深邃的心理活动,决定了他创作的终极关怀的意义和审美目的,于是黄山黄河也对作家生成了巨大而神秘的召唤力量。
因此,关注时代、重视对话的现实精神和新型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决定了袁瑞良的赋之美学理想和文学创作,也必然是风雅兴寄的传统观念,是美刺的寓体形态。因此,袁瑞良在面对黄山、黄河时,面对原型力量的神秘和永恒的召唤时,便能够在灵魂深处体感呼应山水的无穷魅力,深入到原型世界的超然存在之中,而又从具体的客体和历史的感受中超拔出来,“精骛八极,心游万刃”(陆机《文赋》)。当人在心灵宇宙里自由遨游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精神上自我超越的无限愉悦,获得创造的生命感动的极乐。山水涵道,山水载道,借山水以澡雪精神,借山水以承载哲思玄悟,袁瑞良入乎其中而得其生气,出乎其表而有其高致,其心灵宇宙以黄山黄河的闳阔恣肆的形态而呈现,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气象。《黄山十赋》中,松之自在,云之自由,峰之自拔,石之自性,物无不是我,我无边是物,物我两谐,峥嵘轩昂,潇洒倜傥,其山水皆作家心灵超越意义上的重塑也。尤其是其《十问黄河魂》,显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人性巨力,我们择其一节来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