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懿德太子墓壁画 身着紫、绯、绿、青、黄常服圆领袍的内侍

以服饰体现等级，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用以区分社会阶层身份贵贱、官位高低。历代建国之后都需要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反复详加厘定，以“辨贵贱、明尊卑”，形成极其发达繁复的服饰系统。服饰等级可通过样式、配件、纹样的不同加以区别，自北朝以后，服饰颜色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区分方法，形成了完备规范的“品色服”制度，其基本序列自上而下大体依次是紫、绯、绿、青、黄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位居最高的帝王“黄袍”。
那么问题来了，皇帝为什么穿黄袍？这倒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们还是先得从这种品服颜色次序的形成说起。
北朝之前的传统汉晋礼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服色排列制度，服饰等级更多是通过冠、印、绶、佩等部分的不同加以区分。北周首次在侍卫服饰中出现“品色衣”的提法，《周书•宣帝纪》： “大象二年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但制度未详， 数十年后的隋大业六年，第一次明确地制定了品官服色等级，《隋书•礼仪七》：“诏从驾步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上，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正式把紫袍确定为五品以上文武官的一等服色，以下绯绿青白依次排列。

初唐武德四年颁布衣服令，继承其制并逐渐调整完善，“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黄”。有唐一朝，经过六七次的微调，基本确定了紫、绯（朱）、绿、青（碧）、黄（白）的五级服色制度，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北朝末期至隋代出现这种颜色序列的成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以往大多从宗教、色彩理念角度分析。但如果从当时各种颜色的染制难易程度角度思考，也许能得到一些新的答案。

两汉服紫实例
魏晋南北朝以来，紫色的地位迅速上升，在隋代正式超越朱色，跃升为百官常服的一等服色，常有说法认为与道教崇紫以及唐代推崇道教有关，但或许这也和当时紫色染料的难以获取有更大的关系。那么便不得不提西方以紫为贵的概念影响。
在古代西方，优质的紫色染料主要从一种产于地中海东岸的骨螺所分泌的液体中提炼而得，称为骨螺紫。腓尼基城邦推罗城所产的紫色染料最为有名，所以又称为“推罗紫”，“腓尼基”本身也源自希腊语“紫红”之意。骨螺本身产地有限，并且据说几千个海螺才能提炼出几克紫色染料，导致其价值极其高昂，有时甚至十克黄金仅能购买一克染料。古希腊、埃及、巴比伦、罗马都视紫色为尊贵的颜色，罗马普通市民穿着白色托加，而高级官员托加上则可有紫色镶边，罗马元老院规定只允许皇族穿用紫袍，4-6世纪的西奥多西娅法典和东罗马帝国帝王法典都详细记录了皇室对于骨螺紫丝绸的垄断，所以紫色又被称为“帝王紫”。
魏晋以后，西北各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西域粟特胡商也活动频繁，同时带来东西间的文化交流。自北齐鲜卑化的贵族重新反对汉化，崇尚西胡文化，西胡粟特定居或封王开府者数不胜数，胡人的镶边圆领袍衫逐渐在中原上下流行开，从北魏之后的中原墓葬陶俑与佛教供养人形象中也可以看出，西胡装束的比例越来越大，最后甚至超越了鲜卑服和汉服的比例，如沈括所言“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到了隋代，胡服已然完全融入中原，成为人们日常最常穿着的服饰。而同在此时，恰好形成了以圆领胡服为基础的官员常服制度，色彩等级的概念正是在其中得以体现，而没有触及同时存在的中原汉晋传统祭服、朝服颜色系统，与之并行。那么紫色在此时成为胡式常服的一等服色，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受到传入的西方观念影响的可能了

另外在中国，虽然紫色并不需要从昂贵的骨螺紫中获取，但染制也很不容易。中国传统紫色染料基本只有紫草的根，制取复杂，其色素难溶于水，并且不甚稳定，一次只能吸附少量素色，需要十数次反复染着，仅在丝绸上着色相对较易，而在平民化的麻、葛上较难染色，在技术上也适合成为高级颜色。先秦紫草染色多集中在齐国东部，这也是前文提到“齐桓公好紫”得以出现的基础。《管子》中还有一篇“纂茈（紫）之谋”：“昔莱人善染。练茈之于莱纯锱。其周中十金。莱人知之，闻纂茈空。”山东的莱人所染的紫色丝绸一纯在周地可值十金，莱人便大量收购之贩至周地欲获取暴利。这也可见当时染紫并不是一件普及容易的事情。
宋以后紫色的染取技术逐渐提高和丰富化，宋初有“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的油紫色染法，到淳熙年间，又有一种“盖不先着青，而改绯为脚，用紫草少，诚可夺朱”的绯青套染法，才得以节省紫草的使用。宋以后由于苏木从南海的大量输入，以苏木加青矾媒染，也成为紫色的新来源。
自隋代定紫色为一等服色以来，在唐宋“紫”都是身份和尊贵的代名词，能够获取一身紫袍金带，是无数世人终生的追求，还形成了“借紫”、“赐紫”制度。有意思的是，到了明代，又因为“恶紫夺朱”与国姓“朱”之冲突，紫色的地位一落千丈，被取消一等服色而代之以朱色。

紫色之下的绯或朱、赤色，自古以来就被视为正色、贵色、吉色，也是相对较难染制的颜色。早期染红多用茜草的根，加入明矾等媒染剂煮染后可得茜素染色。茜草适于丝绸染色，而在棉麻织物上效果不佳。而另一种传统颜料朱砂，也是较难着色的红色染料，难以推广。
汉以后多用红花的花瓣作为红色染料。红花，或称红蓝，一般认为其起源中心在近东和埃及北部，西汉传入我国西北地区，东汉中原逐渐开始出现种植。红花含有黄色和红色色素，因为黄色染料的其他来源已经足够丰富，所以其中的水溶性黄色素多舍弃不用。红花采摘后经过初淘分离黄色素、复淘固着红花素、发酵，再曝干制成干红花或阴干成红花饼，才可进一步染色，在南北朝时期尚不属于一种很容易获取的染料。红花染出的朱红色比茜草染出的红更鲜亮动人，与相对沉着朴素的青绿相比，的确更加耀眼夺目，在北齐北周也是很受六镇鲜卑欢迎的胡服色彩，如《周书》即有北族豪贵着绯绫袍的记载，《旧唐书》也称北齐“高氏诸帝，常服绯袍”。于是绯色和紫色，这两种当时染制成本最高的颜色，也就成为最高级的两种服色。
不过，成为高级颜色的同时也刺激了更强烈的追求，早期尚有技术之局限，到了唐代，因为紫、朱色织物需求的扩大，紫草和红花的种植得到广泛普及，加上苏方等新染材的引进，在技术上也为后世各种僭越提供了可能，使红色成为一种屡禁不止的颜色，如《册府元龟》所提“紫服赤衣以辨贵贱,遂有闾阎僮仆公然服用”。到了明代，因为紫色在服制中被废止，朱红色跃升为一等公服色，同时更成为国人最热衷的吉服色彩。

唐五代宋明壁画绘画中的 绯、朱色常服、公服

相比于高贵的暖色调紫、朱色，冷色调的青、绿色则属于相对低贱平常的三、四等服色。青蓝色的主要来源是蓝靛，蓝靛的原料蓝草品种来源丰富，有蓼蓝、菘蓝、木蓝、山蓝等等，种植较容易、分布极广。中国人种植利用蓝草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很早发现并迅速进入常民使用的植物染料，《夏小正》中有“五月启灌蓝蓼”，《礼记•月令》“仲夏之日,令民毋艾蓝以染”，《诗经》有“终朝采蓝”，北魏《齐民要术》也记载了比较详尽的制靛法。可见至少在秦汉之前，蓝草种植已经相对普遍。
于是从先秦一直到近现代，青色在中国一直都属于极其日常的服饰色彩，《汉书•成帝纪》有“青绿民所常服”，《晋令》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唐五代，“青衣”还是婢女和侍童的代称，如敦煌《后唐清泰三年放家童书》：“放家童青衣女厶甲。”有时也可指代贫贱朴素的妇女。在近现代，青蓝色依然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服饰的重要颜色，在汉族地区唯一部分保留下来的传统染色技术也只有蓝染。
而绿色，在传统观念中本即贱色、间色，是地位较低的色彩，也是自然界中最普遍存在的色彩。古代染绿大多通过在青色上叠染荩草或槐花而成，青、绿属相近色系，自唐以来，两者排序或前或后，大多处于常服品色等级中的靠后位置，“绿衫”、“绿袍”、“青衫”、“青袍”也常成为卑微官吏的代称或自谦词。
明天顺二年颁发的服色禁令中曾包括了“玄色样黑绿”一项，弘治十七年，明孝宗与李东阳、刘健、谢迁等在暖阁重新商定讨论礼部禁服色事宜，有这么一段对话：
上曰：“旨内有玄色、黑绿，黑绿与青皆人间常用之服，不必禁之。”臣迁对曰：“乃玄色样黑绿耳。”上又曰：“黑绿常服，禁之亦难，正不须说及也。”又曰：“玄色可禁，黑绿乃人间常服，不必禁。”皆诺而退。
孝宗皇帝认为黑绿和青色都是民间日常使用的服色，反复强调可不必列入禁令，尽管大臣解释其所指是接近玄色的黑绿，最后还是作罢。可见青绿在当时民间使用之普遍。

青、绿之后的黄白浅淡色系，隋唐以来基本均作为流外官以及庶人服色，也有其技术上的深层原因。在自然植物中，能够成为染材的黄色素实际上是来源最丰富的，槐花、栀子、荩草、黄栌、黄檗、柘木、地黄、桑皮、郁金、姜黄、石榴皮等等都可以充当各种黄色染料，也就成为了最容易染出的织物颜色之一。
而完全不进行染制的布料，就是最廉价的白素，是成本最低的“颜色”。那么黄与白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中国服色等级的末端色彩，古代有“黄衣选人”的说法，自先秦以来，“白衣”、“白丁”也一直都被用来称呼无功名官职的平民或低等小吏。五代有诗曰“青袍春草色，白纻弃如仇”，说的就是一旦始任官职，便迫不及待地脱去白衣换上青色官袍。明洪武二十六年颁发的服色禁令中，甚至还有一则“朝见人员，四时并用颜色衣服，不许纯素”，禁止入朝者穿着和庶民一样的纯白衣服。

既然黄是最低等的颜色之一，那皇帝为什么也穿黄袍？其实说起来，这里面倒有一个长久的误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色并非皇帝的专属常服色，也没有任何颜色上的禁忌，的确就是最基本的袍服色彩之一。因为“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原则，初唐官员“入朝参及视事听兼服黄，与庶人无异”，也都可以随时随意穿着百姓黄袍。但唐上元年间曾有一次“禁黄令”，起因是某次“洛阳尉着黄衣夜行，为部人所殴”，官员夜里穿着黄袍，被当做普通人殴打之，这成何体统，高宗闻后“下诏申明之，自此朝参行列，一切不许着黄”，禁止官员朝参着黄（《唐会要·舆服》、《册府元龟·立制度》）。
这则记载在旧唐书里被省去缘由，简单记录为“始一切不许着黄”，往往就被很多学者视为是举国“禁黄”，将黄色推崇为帝王独享之色的开始。但仔细分析史料原文，就能发现实际上恰恰相反，仅是为使官员和庶民上下有别，禁止百官朝参行列服黄而已，我们观诸之后反复颁发调整的多次制度，黄和白依然还是庶民服色。另外看有唐三百年间的各种出土壁画、绘画、陶俑人物形象，黄袍小吏或奴仆、乐伎的形象也比比皆是，非常普遍。
初唐至晚唐壁画、木俑中的黄袍小吏侍者

但是，自隋代以来，帝王的确也着黄色，开始也仅仅是因为黄色为日常所通服，为取方便的关系，自帝王至庶人均大量穿着，只不过贵族使用相对高级的绫面料，以及带有高级装饰的腰带而已。如《旧唐书》所称：“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
陕西潼关税村隋墓壁画 人物均身着黄白圆领

这种赭黄，开始也不禁臣庶使用，当被皇帝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才渐渐成为其专属颜色，“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新唐书》），《元史•舆服志》也有“庶人不得服赭黄”之令。到了明永乐三年制定皇帝常服为“袍黄色”，禁黄的范围延伸至“柳黄、明黄、姜黄”，但赭黄依然是帝王常用的专属袍色。留存至今的明代帝王肖像中，尤其是中后期，也基本均身着各种赭黄、赤黄色袍服。天启五年，魏忠贤曾陷害宁安大长公主之子“新作赭黄五爪龙袍”，还致其被按盗用御物例处以大辟。
明孝宗、神宗、穆宗御容

直到清代，帝后朝服颜色才明确调整为我们所熟悉的“明黄”，皇子及贵妃、妃用“金黄”（偏赤黄），非特赐禁臣庶使用。我们很难想象，在后世象征皇权的最高色彩，在最初却只是庶人的服色而已。
清高宗乾隆像清 帝、后明黄色朝服（左） 皇子、妃金黄色朝服（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