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发掘出一批在三国时期属于吴地的墓葬，出土了一些有价值的南方简牍。如1981年湖北鄂城东吴初期墓葬中出土的《鄂城史绰墓木牍》，牍上书有“童子史绰再拜，问起居。广陵高邮字浇瑜”。字体为当时流行的楷书，这种楷书的横画中，还保留着长长的波挑，但除这种来自隶书母体的用笔外，其他用笔已是楷书的规范了。又如1979年，在江西南昌市东吴中期墓葬中出土的《高荣墓刺简牍》(东吴嘉禾年间，即232-238)，书有“弟子高荣再拜，问起居。沛国相字万缓”。1984年在安徽省马鞍山出土的《朱然墓刺渴》木牍(东吴赤乌十二年，即公元249)上，也有几乎相同的文字:“弟子朱然再拜，问起居。故掷字义封。”(图96)与《史绰墓木牌》相比较，横画的波势明显地削减了。毫无疑问，这说明隶书在向楷书演化的过程中，横画波挑的舍去至关重要，横画波挑的舍去改变了隶书原有审美定式，犹如章草在演化为今草中，最后舍去波挑一样。1974年在江西南昌出土的东吴末期(相当于西晋初期)的《吴应墓刺、简牍》中，我们除见到了与上述相同的文字“弟子昊应再拜，问起居。南昌字子远”外，还在同墓出土的一遣策木方上看到了流畅而熟练的行书。从笔法看，较之汉代的行书已有了长足的进步，已与后世东晋时代的行书十分近似了。与同期楼兰出土的简腆相比，其行书笔法的纯熟程度也毫不逊色。
1996年7月11日至12月间，长沙走马楼古井窖中出土了十徐万件三国时代东吴的简牍，这些简腆所记年号，最早的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最晚的为昊孙权嘉禾六年(237)。简牍文字内容，包括符券、簿籍、书檄和信札等。
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也为中国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从大量的简腆上可以看到隶书、章草、楷书和行书，展现了多种书体并存的时代特征，以及楷书和行书已成为当时普遍通行文字的史实，说明了文字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更证实了文献所载这一时期钟繇、胡昭善写楷书和行书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