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原则的考虑在心理治疗师身上产生一种非常明确的态度，个体治疗的所有情况中，似乎对我都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独自负科学上的责任。从这种态度的任何脱离都等于按建议治疗，这种治疗的主要原则是：“个体与普遍相比意味着无”。建议治疗包括强加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方法，并且运用其他个体的知识和解释。它同样包括所有严格的技术方法，因为它们总是假设所有的个体是同样的。到这样的程度，个体是一个事实毫无意义，以任何形式的建议方法，技术程序和法则完全能够成功，并且以普遍的人保证结果——举例来说，基督教科学派，精神康复，信仰疗法，矫正训练，医学和宗教的技术，数不尽的其它的主义。甚至政治运动也能并非不正当的以宏伟的风格宣称心理治疗，自古以来的某种奇迹的场地能引起神经症的状态到消失；类似地，流行运动或多或少的在个体身上发挥医疗的影响。
这些事实发现在原始思想“魔力”之中最为简单和近乎完美的表达。魔力是一种普遍的医疗或治愈的力量，它呈递给人、动物和植物果实，并且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赋予酋长和巫医。魔力，如同莱曼已经展示的，被与“格外强大”的任何东西同一，或只是与印象深刻的任何东西同一。在原始水平上，任何印象深刻的东西因而是“药”。以后，一百个聪明的头脑聚集一起制成一个大傻瓜，它声名狼藉了，德行和天资本质上是个体的特点而非普遍的人。群众总是倾向于牧群的心理状态，因此他们容易被作鸟兽散；到达群氓的心理状态，即他们的无知的残忍和歇斯底里的煽情主义。普遍的人有一种未开化的特征因而必须被用技术方法治疗。事实上用其它的方法比起“技术纠正”治疗集体的人是糟糕的实践，也就是，那些集体公认和相信的东西是有效的。在这种意义上，古老的催眠术或还更古老的动物磁性说获得的在原则上正好与技术上无可指责的现代分析一样多，就这一点而论，与原始的巫医的护身符获得的一样多。这完全依赖于对治疗师的方法发生信任。他的信任是获得成功的东西。如果他真的相信，他将用受难者具有的认真和坚忍不拔去竭尽全力地做，这种自由给出的努力和投入将有医疗的效果——到达集体人精神水平之上。但极限被“个体—集体”的二律背反固定。
这种二律背反建立一种像哲学准则一样的心理上的准则，以后有数不清的人们不但在本质上是集体的，而且被一种相当奇特的只不过也是集体的雄心点燃。这符合目前教育领域内的趋势，即愿意看待个体和非法为相同的意思。在这个平面上，个体的任何东西被评价为低级的并且被压抑。对应于神经症，个体的内容和倾向表现为心理上的毒药。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同样有基于原则“普遍与个体相比意味着无”的个体的过高评价。因而从心理（非临床）的观点，我们可以把精神神经机能病区分为主要的两组：一组由不发达的个体组成的集体人，另一组为衰退的集体适应的个人主义者。治疗的态度从而不同，因为很显然，一个神经症的个人主义者可能由于识别在他自身内的集体人而被治愈——因此需要集体的适应。带他到集体真理的水平下因而是对的。另一方面，心理治疗师熟悉集体适应的人有任何和做任何可能作为一个健康保证的适度要求的事情，但仍然是病态的。这将是一个糟糕的错误，它不过是非常普通的承诺，去规范化一个人，并且试图带他到集体水平之下。某些情形下，个体发展的所有可能性因此毁于一旦。
因为个体性，如同我们在介绍性的论点里强调的，是绝对唯一、不可预测和无法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必须放弃他的所有预想和技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纯粹的辩证程序上，采取避开所有方法的态度。


你将注意到，我开始提出的辩证过程成为心理治疗发展的最后阶段。我必须马上纠正自己，把这个程序放进正确的观点中：先前理论和实践的精心打造与为了有利于最无偏见的可能态度而抛弃它们不一样。换言之，治疗师不再是一个动因，而是一个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陪伴的参与者。
我不希望被认为这些发现是很偶然的闯进我们的范围。它们也有其历史。尽管我首先要求分析师自己应被分析，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弗洛伊德，他认为分析师也有他们的情结，从而一两个盲点充当了若干偏见的无价发现。心理治疗师在案例中获得了这些洞见，在那儿，居高临下权威地解释或指导病人而不顾及其所属的人格对于他不再可能了，而且被迫承认他个人的特性或特殊的态度阻碍病人的痊愈。当一个人关于某事拥有不是太清晰的思想，因为其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试图瞒着病人，那么面对他非常大的缺点明显也同样如是。分析师必须被分析的要求在辩证过程的思想中达到顶点，在那里治疗师进入另一个心理系统如同询问者和回答者的关系一样。他不再是高级的智者、法官和顾问；他是一个被包含在正好和所谓的病人一样深的辩证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陪同的参与者。
辩证过程也有另外的来源，那就是象征内容的多重意义。当我区分分析的—还原的和整合的—注释学的解释时，西尔帕尓区分心理分析的和神秘分析的解释。我将解释我依靠例子所意指的是所谓的婴儿期的固着在双亲的意象上，是象征内容的最丰富的来源之一。分析—还原的观点断言兴趣（“力比多”）退行性地回流到幼年期的所忆往事并且“固着”在那儿—如果它真的曾经从那儿使自己自由过。整合的或神秘解释的观点正相反，断言能够发展的人格的某部分在一个幼稚阶段，好像仍然在子宫中一样。两者的解释可能被展示都是正确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它们事实上等于相同的东西。但在实践中造成巨大的差异，是否我们退行性地或渐进地解释某种东西。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正确地决定绝非易事。在这点上通常我们感到宁愿不确定。这个发现有一种确定地模棱两可性质的本质内容，它在理论和技术的空想运用上已抛出怀疑，因而有助于把辩证过程与精细或者粗糙的暗示方法并列。
弗洛伊德已经增加心理治疗问题的深刻—维度逻辑上必定迟早导致这个结论，即医生和病人间任何决定性的理解不得不包括医生的人格。催眠师和用暗示治疗法的伯恩海姆足够清晰的意识到治疗效果首先依赖于“亲善”——弗洛伊德术语学中的“移情”——，其次依赖于医生人格中的说服力和洞察力。在医患关系中，我们已说过两个心理系统相互作用，因此对心理治疗过程更深刻的洞察绝对无误将得出结论，即归根到底，由于个体性是一个不被忽略的事实，关系必然是辩证的。
与心理治疗更早的形式相比，这种认识包含一种很值得考虑的观点变化，现在这极为清楚。为了避免误解，允许我马上说明，这种改变当然不是意味着去谴责现有的方法，如同它们不正确、多余或过时。我们越深的洞察心灵本性，就逐渐增加更多的确信，即人类本性的多样性、多维度要求观点和方法的多种多样，以为了满足心理气质的多样性。使一个只不过缺乏常识的一剂药的简单灵魂屈从于关于他的推动的一个复杂的分析因此无意义，更何况使他暴露到关于心理辩证令人困惑的精明。同样明显的是，有复杂和高级智力的人们，依靠雇佣一些出于善意的忠告、建议和其它的努力使他们转化到某种系统，我们将毫无进展。在这些案例中医生能做的最佳的事是把他的所有方法和理论的设备搁置一旁，相信病人的人格足够坚定的去为他担当一个路标的好运。以此同时，他必须对这种可能性慎重的加以考虑，即在智力、敏感性、范围和深度上，病人的人格不屈服于他自己的。但在所有的情形下辩证过程的基本原则是，受难者的个性与医生的一样，有同样的价值，对于存在同样的正确，从而病人的每一发展都被看作是正当的，当然除非它修正它自己关于它自己的一致性。既然一个人纯粹是集体的，他可能被暗示改变，到这样的程度成为—或似乎变成—不同于他以前是的。但因为他是一个个体，他只能成为他是的和一直是的。对于外延，“治愈”一词意指使一个生病的人转变为健康的人，治愈是转变。无论何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在那儿不需要太大的人格牺牲，我们应治疗性地转变病人。但是当一个病人认识到通过转变的治疗将意味着太大的牺牲，那么医生可能真的应放弃任何希望去转变或治愈。他也必须拒绝治疗病人或冒险进行辩证过程。比起人可以想的，这是具有更为频繁的日常之事。在我的实践中，我一直有一些具有显著个性的很有教养和智力的人的公正数字，他们在道德背景上激烈地抵抗任何转变他们的认真的努力。在所有的这些案例中，医生必须抛弃个体通往治愈开放的道路，那时治疗将致使人格的非改变，但将是我们叫“自性化”的过程，在那里病人成为他真正是的。万不得已时，他将忍受他的神经症，一旦他已经理解他的疾病的意义。有病人对我承认他已经学会用感谢的心情去接受他的神经症的症状，因为它们像一个气压表，总是告诉他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他正在偏离他的个体的路，同样他是否让重要的东西仍然是无意识的。


我不可能在一个演讲的范围之内描述自性化过程中被提出的所有主题——换句话说，何时材料不再被还原到普遍性，仅仅运用到集体的人。有众多的主题我们在神话的各处碰到它们。因此我们只能说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某种看起来非常像神话的古代世界的东西，个体的小路像是一种到人类史前史的退行，从而似乎是某种非常麻烦的正在发生的，而治疗师应该抓住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精神病患者的疾病中观察到类似的东西，尤其在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中，它通常充满神话的意象。这样的担心时常出现，即我们正涉及一些错误的发展，其导致一个混沌的世界或病态的幻想。这种发展可能是危险的，带有个人的社会人格荡然无存；此外任何心理治疗的介入偶尔可能撞上某种隐性精神病并且致使它完全爆发。为此，涉足心理治疗是玩火，反之，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治疗应被严厉警告。当心灵的神话层面被揭开尤其危险，因为这些内容对于病人有一种可怕的魔力——它的解释有巨大影响，神话思想必然在全人类之上。
现在，似乎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恢复的过程动员这些力量。神话思想用它们非凡的象征明显进入到人类的心灵，触碰历史的基础，在那里，原因、意志和善良的意图从未渗透；因为这些思想出身于相同的深度，说同一种语言，其撞击一个应答和声在人的灵魂之内，即使我们的原因可能不理解它。因此，乍一看貌似一种令人惊恐的退行过程毋宁是一种以退为进，将发展成为新次序的一种力量积聚和整合。
神经症在这种水平上是受难的一种彻底的精神形式，它不可能被用普通的理性方法解决。为此，有相当多的心理治疗师当一切方法失败，求助于建立宗教或信条的东西。我决非想要去嘲笑这些努力。正相反，我必须强调它们正是以一种非常健康的本能为基础，因为我们的宗教包含一种神话时代的仍然活生生的残留物。甚至政治信条有时候可能也归属于神话，如被纳粹党标记，德国基督教和德国真理运动证实得非常清楚一样。不但基督教有其关于拯救的象征，而且一切宗教，包括原始人有的神秘仪式，都是治疗和治愈灵魂的受难，和被灵魂引起的身体受难的心理治疗形式。在现代的医学中，有多少仍然是暗示治疗毋需我多言。说得委婉些，在实践的疗法中心理因素的考虑决不是一件坏事。医疗的历史在这方面很有启迪作用。
因此，当某些医生诉诸于一些宗教或其它的神话思想，他们正在做历史上证明正当的事。但他们只能与那些神话的残存物仍然活着的病人如此做。对于这些病人，某种理性的治疗直到这样的时机才被指出，如神话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治疗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总是使他们求助于教堂的忏悔及其优雅的意义。在新教徒的情况中更困难，他们必须不用忏悔和赦免。然而有更为现代的新教类型，牛津小组的安全阀运动，其规定层面忏悔如同一种代用品，小组体验代替了赦免。我的许多病人在我的完全赞成下参加了这些运动，正如有些已经成为天主教徒，或至少比起他们之前是更好的天主教徒。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中，我克制住运用辩证程序，因为在促进个体的发展中没有地方超越病人的需要。如果他能发现他生命的意义，对于在一个现有信条（包括政治信条）的范围内他的忧虑和不统一的治愈对医生来说应是足够的。毕竟，医生的主要关注是病人，而非治疗。
然而有非常多的病人根本没有宗教的确信，或异教的高一些的确信。这样的人原则上没有开放任何确信。所有的理性治疗抛弃他们，他们被胶着在那儿，尽管从外表判断他们的疾病是完全可治愈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没有被留下，除了活在病人身上，不顾历史和传统的神话材料的辩证发展。在这里，我们碰到那些神话的梦，它们特征性的意象顺序呈现给医生一个全新的和出乎意料的任务。于是他需要他的专业研究丝毫未装备给他的某种知识。因为人类的心灵既非一个精神病的问题，也非生理学上的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而是—正好—一个心理的问题。它有其领域，也有其特殊的法律。它的性质不可能被从其它科学的原则推论，如果不歪曲心灵的特质。它不可能被与大脑同一，或激素，或任何已知的本能；无论好坏，作为一种唯一实物的现象它必须被接受。心灵的现象比自然科学的可测量事实包含得更多：它拥抱心灵的问题，是一切科学之父。心理治疗师深刻地发觉这些，当他被迫去洞察公认意见的水平的下方。我乐于承认希波克拉底、伽林和帕拉赛尔苏斯是优秀的医生，但我不认为现代医学为此应放弃血清疗法和X射线。理解心理治疗难解的问题无疑是困难的，尤其对于外行；但如果他仅考虑片刻，为什么生命中的某种情形或某种体验会是病原学的，他将发现人类的看法通常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某种事情从而似乎是危险的，或不可能的，或有害的，仅仅因为看法引起它们出现在阳光之下。例如，许多人把财富看作至上的幸福而把贫穷看作人的最大的诅咒，尽管实际上财富从未带给任何人至上的幸福，贫穷也不是忧郁症的一个原因。但我们有这些看法，这些看法植根于某种精神的先入之见——在时代精神中，或某种宗教或反宗教的观点。这些最终在道德冲突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一旦病人的心理状况的分析在他精神上的先入之见的区域内碰撞，我们就已经进入普遍思想的领域。许多正常人从不批评他们的精神上的先入之见的事实——显然不，因为对于他们，它们是无意识的——并不证明这些成见对所有人适用，或对所有人真的是无意识的，至多证明它们不太可能成为最剧烈的道德冲突的来源。完全相反的是：在我们革命的变革时代，一方面一种普遍性质继承的偏见和另一方面精神与道德的迷失都常常是心理平衡深远扰动的埋藏的很深的原因。对这些病人，医生完全没有什么可提供的，除了个体发展的可能性。为此，专家不得不拓展他的知识越过人道科学的领域，如果他想对心理内容的象征性做的正当。

如果我培养出专业的疗法只不过需要广博的知识的印象，我将使自己犯下省略的罪过。如同重要的是医生人格的道德区分一样。外科和产科长期以来就知道仅仅清洗病人并不足够——医生自己必须洗手。一个神经症性的治疗师将总是在病人身上处理他自己的神经症。独立于医生人格的治疗只可以想象是在理性技术的领域内，但在辩证过程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那里医生必定浮现他未知的东西而报告他自己，正像他期望他的病人做的一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困难：积累广博的知识或放弃某人的专业权威及其认同。无论如何，后者的必要性包含使心理治疗师的确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的一种道德紧张。在外行中，一个经常碰到的偏见是，心理治疗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乃至这是一门欺骗人民或从他们那里骗取钱财的艺术。但实际上它一门错综复杂而且并不是不无危险的职业。正如所有的医生都容易受到传染和别的职业危险，那么心理治疗师冒着心理传染的危险，它仍然是危险的。一方面，他经常有陷入其病人的神经症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他尝试很努力地提防他们的影响，他又剥夺了他自己的治疗效力。不但在进退两难中展现危险，而且是治愈的力量。
现代心理治疗由许多层面建成，相当于需要处理病人的多样性。最简单的情况是那些人只想要健康的常识和好的忠告。他们中有幸运的可能在一次单独的咨询中得到解决。这当然不是说看似简单的情况总是如它们看似的一样简单；人往往制造不为人喜的发现。因而对于有些病人，一次彻底的承认或“宣泄”是足够的。严重的神经症病人通常需要关于他们的症状和情况的还原性的分析。这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应用这种那种的方法，而是根据情况的自然状态，引导分析更多的在弗洛伊德的方向上或更多的在阿德勒的方向上。圣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主要的罪：强烈的邪欲和自负（骄傲）。第一个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第二个是阿德勒的权力驱力，欲望居于首位。事实上两种范畴人有不同的需要。那些主要特征是幼稚的享乐主义的人通常矛盾的愿望和本能的满足比他们能扮演的社会角色本质上更多，因此他们通常很好地做乃至社会方面已经达到的成功的人。但是那些想要居于“首位”的人大部分是在真实中的失败者或他们没有在扮演适当地归于他们的角色的幻想中的失败者。因此他们在社会上适应他们自己通常有困难，并且试图用权力的虚构掩盖他们的自卑。人当然可以用弗洛伊德式或阿德勒式的术语解释所有的神经症，但实际上最好小心地提前检查情况。受过教育的人的情况下，决定并不困难：我建议他们读一点弗洛伊德或者是阿德勒的书。通常他们不久就发现两种中的哪一个最适合他们。只要人进入真正的神经症领域，他不可能无需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的见解。
但是当事情成为无变化的时候，并且你开始获得重复的东西，你的无偏见的判断告诉你一种停顿已经达到，或当神话与原型的内容出现，那就是放弃还原性分析方法和处理象征的神秘解释或整合的时机，它相当于辩证过程和自性化之路。
影响的所有方法，包括分析性的，需要病人尽可能每次都来见医生。我满意于每周四次咨询的最大量。用于整合治疗的开始，这对展开咨询有利。然后我通常削减次数到每周一至两小时，因为病人必须学会走他自己的路。这包括他试图理解自己的梦，以便于无意识的内容可以被逐渐地用意识心灵清晰的表达；也为了神经症是意识态度和无意识的倾向之间不一致的缘故。这种分裂被无意识内容的同化作用架起桥梁。因此不去使用咨询间的间隔时间。这样治疗师节省了自己和病人的大量时间，对于他这是许多的钱；以此同时他学习独立，替代依附于医生。
工作的完成依靠病人通过渐进的无意识内容的吸收而最终导致他人格的整合，并因此解除神经症的分裂。描述这种发展的细节将远远超出一次演讲的限度。因而我必须停在这儿而满足于至少已给你们一个应用心理治疗原则的一个普遍的纵览。

我不可能在一个演讲的范围之内描述自性化过程中被提出的所有主题——换句话说，何时材料不再被还原到普遍性，仅仅运用到集体的人。有众多的主题我们在神话的各处碰到它们。因此我们只能说个体的心理发展产生某种看起来非常像神话的古代世界的东西，个体的小路像是一种到人类史前史的退行，从而似乎是某种非常麻烦的正在发生的，而治疗师应该抓住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可以在精神病患者的疾病中观察到类似的东西，尤其在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中，它通常充满神话的意象。这样的担心时常出现，即我们正涉及一些错误的发展，其导致一个混沌的世界或病态的幻想。这种发展可能是危险的，带有个人的社会人格荡然无存；此外任何心理治疗的介入偶尔可能撞上某种隐性精神病并且致使它完全爆发。为此，涉足心理治疗是玩火，反之，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治疗应被严厉警告。当心灵的神话层面被揭开尤其危险，因为这些内容对于病人有一种可怕的魔力——它的解释有巨大影响，神话思想必然在全人类之上。
现在，似乎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恢复的过程动员这些力量。神话思想用它们非凡的象征明显进入到人类的心灵，触碰历史的基础，在那里，原因、意志和善良的意图从未渗透；因为这些思想出身于相同的深度，说同一种语言，其撞击一个应答和声在人的灵魂之内，即使我们的原因可能不理解它。因此，乍一看貌似一种令人惊恐的退行过程毋宁是一种以退为进，将发展成为新次序的一种力量积聚和整合。
神经症在这种水平上是受难的一种彻底的精神形式，它不可能被用普通的理性方法解决。为此，有相当多的心理治疗师当一切方法失败，求助于建立宗教或信条的东西。我决非想要去嘲笑这些努力。正相反，我必须强调它们正是以一种非常健康的本能为基础，因为我们的宗教包含一种神话时代的仍然活生生的残留物。甚至政治信条有时候可能也归属于神话，如被纳粹党标记，德国基督教和德国真理运动证实得非常清楚一样。不但基督教有其关于拯救的象征，而且一切宗教，包括原始人有的神秘仪式，都是治疗和治愈灵魂的受难，和被灵魂引起的身体受难的心理治疗形式。在现代的医学中，有多少仍然是暗示治疗毋需我多言。说得委婉些，在实践的疗法中心理因素的考虑决不是一件坏事。医疗的历史在这方面很有启迪作用。
因此，当某些医生诉诸于一些宗教或其它的神话思想，他们正在做历史上证明正当的事。但他们只能与那些神话的残存物仍然活着的病人如此做。对于这些病人，某种理性的治疗直到这样的时机才被指出，如神话思想已经成为一种必需品。治疗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总是使他们求助于教堂的忏悔及其优雅的意义。在新教徒的情况中更困难，他们必须不用忏悔和赦免。然而有更为现代的新教类型，牛津小组的安全阀运动，其规定层面忏悔如同一种代用品，小组体验代替了赦免。我的许多病人在我的完全赞成下参加了这些运动，正如有些已经成为天主教徒，或至少比起他们之前是更好的天主教徒。在所有的这些情况中，我克制住运用辩证程序，因为在促进个体的发展中没有地方超越病人的需要。如果他能发现他生命的意义，对于在一个现有信条（包括政治信条）的范围内他的忧虑和不统一的治愈对医生来说应是足够的。毕竟，医生的主要关注是病人，而非治疗。
然而有非常多的病人根本没有宗教的确信，或异教的高一些的确信。这样的人原则上没有开放任何确信。所有的理性治疗抛弃他们，他们被胶着在那儿，尽管从外表判断他们的疾病是完全可治愈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没有被留下，除了活在病人身上，不顾历史和传统的神话材料的辩证发展。在这里，我们碰到那些神话的梦，它们特征性的意象顺序呈现给医生一个全新的和出乎意料的任务。于是他需要他的专业研究丝毫未装备给他的某种知识。因为人类的心灵既非一个精神病的问题，也非生理学上的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而是—正好—一个心理的问题。它有其领域，也有其特殊的法律。它的性质不可能被从其它科学的原则推论，如果不歪曲心灵的特质。它不可能被与大脑同一，或激素，或任何已知的本能；无论好坏，作为一种唯一实物的现象它必须被接受。心灵的现象比自然科学的可测量事实包含得更多：它拥抱心灵的问题，是一切科学之父。心理治疗师深刻地发觉这些，当他被迫去洞察公认意见的水平的下方。我乐于承认希波克拉底、伽林和帕拉赛尔苏斯是优秀的医生，但我不认为现代医学为此应放弃血清疗法和X射线。理解心理治疗难解的问题无疑是困难的，尤其对于外行；但如果他仅考虑片刻，为什么生命中的某种情形或某种体验会是病原学的，他将发现人类的看法通常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某种事情从而似乎是危险的，或不可能的，或有害的，仅仅因为看法引起它们出现在阳光之下。例如，许多人把财富看作至上的幸福而把贫穷看作人的最大的诅咒，尽管实际上财富从未带给任何人至上的幸福，贫穷也不是忧郁症的一个原因。但我们有这些看法，这些看法植根于某种精神的先入之见——在时代精神中，或某种宗教或反宗教的观点。这些最终在道德冲突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一旦病人的心理状况的分析在他精神上的先入之见的区域内碰撞，我们就已经进入普遍思想的领域。

许多正常人从不批评他们的精神上的先入之见的事实——显然不，因为对于他们，它们是无意识的——并不证明这些成见对所有人适用，或对所有人真的是无意识的，至多证明它们不太可能成为最剧烈的道德冲突的来源。完全相反的是：在我们革命的变革时代，一方面一种普遍性质继承的偏见和另一方面精神与道德的迷失都常常是心理平衡深远扰动的埋藏的很深的原因。对这些病人，医生完全没有什么可提供的，除了个体发展的可能性。为此，专家不得不拓展他的知识越过人道科学的领域，如果他想对心理内容的象征性做的正当。
如果我培养出专业的疗法只不过需要广博的知识的印象，我将使自己犯下省略的罪过。如同重要的是医生人格的道德区分一样。外科和产科长期以来就知道仅仅清洗病人并不足够——医生自己必须洗手。一个神经症性的治疗师将总是在病人身上处理他自己的神经症。独立于医生人格的治疗只可以想象是在理性技术的领域内，但在辩证过程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那里医生必定浮现他未知的东西而报告他自己，正像他期望他的病人做的一样。我不知道哪一个更困难：积累广博的知识或放弃某人的专业权威及其认同。无论如何，后者的必要性包含使心理治疗师的确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的一种道德紧张。在外行中，一个经常碰到的偏见是，心理治疗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乃至这是一门欺骗人民或从他们那里骗取钱财的艺术。但实际上它一门错综复杂而且并不是不无危险的职业。正如所有的医生都容易受到传染和别的职业危险，那么心理治疗师冒着心理传染的危险，它仍然是危险的。一方面，他经常有陷入其病人的神经症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他尝试很努力地提防他们的影响，他又剥夺了他自己的治疗效力。不但在进退两难中展现危险，而且是治愈的力量。
现代心理治疗由许多层面建成，相当于需要处理病人的多样性。最简单的情况是那些人只想要健康的常识和好的忠告。他们中有幸运的可能在一次单独的咨询中得到解决。这当然不是说看似简单的情况总是如它们看似的一样简单；人往往制造不为人喜的发现。因而对于有些病人，一次彻底的承认或“宣泄”是足够的。严重的神经症病人通常需要关于他们的症状和情况的还原性的分析。这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应用这种那种的方法，而是根据情况的自然状态，引导分析更多的在弗洛伊德的方向上或更多的在阿德勒的方向上。圣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主要的罪：强烈的邪欲和自负（骄傲）。第一个相当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第二个是阿德勒的权力驱力，欲望居于首位。事实上两种范畴人有不同的需要。那些主要特征是幼稚的享乐主义的人通常矛盾的愿望和本能的满足比他们能扮演的社会角色本质上更多，因此他们通常很好地做乃至社会方面已经达到的成功的人。但是那些想要居于“首位”的人大部分是在真实中的失败者或他们没有在扮演适当地归于他们的角色的幻想中的失败者。因此他们在社会上适应他们自己通常有困难，并且试图用权力的虚构掩盖他们的自卑。人当然可以用弗洛伊德式或阿德勒式的术语解释所有的神经症，但实际上最好小心地提前检查情况。受过教育的人的情况下，决定并不困难：我建议他们读一点弗洛伊德或者是阿德勒的书。通常他们不久就发现两种中的哪一个最适合他们。只要人进入真正的神经症领域，他不可能无需弗洛伊德或阿德勒的见解。

你将注意到，我开始提出的辩证过程成为心理治疗发展的最后阶段。我必须马上纠正自己，把这个程序放进正确的观点中：先前理论和实践的精心打造与为了有利于最无偏见的可能态度而抛弃它们不一样。换言之，治疗师不再是一个动因，而是一个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陪伴的参与者。
我不希望被认为这些发现是很偶然的闯进我们的范围。它们也有其历史。尽管我首先要求分析师自己应被分析，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弗洛伊德，他认为分析师也有他们的情结，从而一两个盲点充当了若干偏见的无价发现。心理治疗师在案例中获得了这些洞见，在那儿，居高临下权威地解释或指导病人而不顾及其所属的人格对于他不再可能了，而且被迫承认他个人的特性或特殊的态度阻碍病人的痊愈。当一个人关于某事拥有不是太清晰的思想，因为其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试图瞒着病人，那么面对他非常大的缺点明显也同样如是。分析师必须被分析的要求在辩证过程的思想中达到顶点，在那里治疗师进入另一个心理系统如同询问者和回答者的关系一样。他不再是高级的智者、法官和顾问；他是一个被包含在正好和所谓的病人一样深的辩证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陪同的参与者。
辩证过程也有另外的来源，那就是象征内容的多重意义。当我区分分析的—还原的和整合的—注释学的解释时，西尔帕尓区分心理分析的和神秘分析的解释。我将解释我依靠例子所意指的是所谓的婴儿期的固着在双亲的意象上，是象征内容的最丰富的来源之一。分析—还原的观点断言兴趣（“力比多”）退行性地回流到幼年期的所忆往事并且“固着”在那儿—如果它真的曾经从那儿使自己自由过。整合的或神秘解释的观点正相反，断言能够发展的人格的某部分在一个幼稚阶段，好像仍然在子宫中一样。两者的解释可能被展示都是正确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它们事实上等于相同的东西。但在实践中造成巨大的差异，是否我们退行性地或渐进地解释某种东西。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正确地决定绝非易事。在这点上通常我们感到宁愿不确定。这个发现有一种确定地模棱两可性质的本质内容，它在理论和技术的空想运用上已抛出怀疑，因而有助于把辩证过程与精细或者粗糙的暗示方法并列。
弗洛伊德已经增加心理治疗问题的深刻—维度逻辑上必定迟早导致这个结论，即医生和病人间任何决定性的理解不得不包括医生的人格。催眠师和用暗示治疗法的伯恩海姆足够清晰的意识到治疗效果首先依赖于“亲善”——弗洛伊德术语学中的“移情”——，其次依赖于医生人格中的说服力和洞察力。在医患关系中，我们已说过两个心理系统相互作用，因此对心理治疗过程更深刻的洞察绝对无误将得出结论，即归根到底，由于个体性是一个不被忽略的事实，关系必然是辩证的。
与心理治疗更早的形式相比，这种认识包含一种很值得考虑的观点变化，现在这极为清楚。为了避免误解，允许我马上说明，这种改变当然不是意味着去谴责现有的方法，如同它们不正确、多余或过时。我们越深的洞察心灵本性，就逐渐增加更多的确信，即人类本性的多样性、多维度要求观点和方法的多种多样，以为了满足心理气质的多样性。使一个只不过缺乏常识的一剂药的简单灵魂屈从于关于他的推动的一个复杂的分析因此无意义，更何况使他暴露到关于心理辩证令人困惑的精明。同样明显的是，有复杂和高级智力的人们，依靠雇佣一些出于善意的忠告、建议和其它的努力使他们转化到某种系统，我们将毫无进展。在这些案例中医生能做的最佳的事是把他的所有方法和理论的设备搁置一旁，相信病人的人格足够坚定的去为他担当一个路标的好运。以此同时，他必须对这种可能性慎重的加以考虑，即在智力、敏感性、范围和深度上，病人的人格不屈服于他自己的。但在所有的情形下辩证过程的基本原则是，受难者的个性与医生的一样，有同样的价值，对于存在同样的正确，从而病人的每一发展都被看作是正当的，当然除非它修正它自己关于它自己的一致性。既然一个人纯粹是集体的，他可能被暗示改变，到这样的程度成为—或似乎变成—不同于他以前是的。但因为他是一个个体，他只能成为他是的和一直是的。对于外延，“治愈”一词意指使一个生病的人转变为健康的人，治愈是转变。无论何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在那儿不需要太大的人格牺牲，我们应治疗性地转变病人。但是当一个病人认识到通过转变的治疗将意味着太大的牺牲，那么医生可能真的应放弃任何希望去转变或治愈。他也必须拒绝治疗病人或冒险进行辩证过程。比起人可以想的，这是具有更为频繁的日常之事。在我的实践中，我一直有一些具有显著个性的很有教养和智力的人的公正数字，他们在道德背景上激烈地抵抗任何转变他们的认真的努力。在所有的这些案例中，医生必须抛弃个体通往治愈开放的道路，那时治疗将致使人格的非改变，但将是我们叫“自性化”的过程，在那里病人成为他真正是的。万不得已时，他将忍受他的神经症，一旦他已经理解他的疾病的意义。有病人对我承认他已经学会用感谢的心情去接受他的神经症的症状，因为它们像一个气压表，总是告诉他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他正在偏离他的个体的路，同样他是否让重要的东西仍然是无意识的。


你将注意到，我开始提出的辩证过程成为心理治疗发展的最后阶段。我必须马上纠正自己，把这个程序放进正确的观点中：先前理论和实践的精心打造与为了有利于最无偏见的可能态度而抛弃它们不一样。换言之，治疗师不再是一个动因，而是一个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陪伴的参与者。
我不希望被认为这些发现是很偶然的闯进我们的范围。它们也有其历史。尽管我首先要求分析师自己应被分析，我们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弗洛伊德，他认为分析师也有他们的情结，从而一两个盲点充当了若干偏见的无价发现。心理治疗师在案例中获得了这些洞见，在那儿，居高临下权威地解释或指导病人而不顾及其所属的人格对于他不再可能了，而且被迫承认他个人的特性或特殊的态度阻碍病人的痊愈。当一个人关于某事拥有不是太清晰的思想，因为其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试图瞒着病人，那么面对他非常大的缺点明显也同样如是。分析师必须被分析的要求在辩证过程的思想中达到顶点，在那里治疗师进入另一个心理系统如同询问者和回答者的关系一样。他不再是高级的智者、法官和顾问；他是一个被包含在正好和所谓的病人一样深的辩证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陪同的参与者。
辩证过程也有另外的来源，那就是象征内容的多重意义。当我区分分析的—还原的和整合的—注释学的解释时，西尔帕尓区分心理分析的和神秘分析的解释。我将解释我依靠例子所意指的是所谓的婴儿期的固着在双亲的意象上，是象征内容的最丰富的来源之一。分析—还原的观点断言兴趣（“力比多”）退行性地回流到幼年期的所忆往事并且“固着”在那儿—如果它真的曾经从那儿使自己自由过。整合的或神秘解释的观点正相反，断言能够发展的人格的某部分在一个幼稚阶段，好像仍然在子宫中一样。两者的解释可能被展示都是正确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它们事实上等于相同的东西。但在实践中造成巨大的差异，是否我们退行性地或渐进地解释某种东西。在一个特定的案例中正确地决定绝非易事。在这点上通常我们感到宁愿不确定。这个发现有一种确定地模棱两可性质的本质内容，它在理论和技术的空想运用上已抛出怀疑，因而有助于把辩证过程与精细或者粗糙的暗示方法并列。
弗洛伊德已经增加心理治疗问题的深刻—维度逻辑上必定迟早导致这个结论，即医生和病人间任何决定性的理解不得不包括医生的人格。催眠师和用暗示治疗法的伯恩海姆足够清晰的意识到治疗效果首先依赖于“亲善”——弗洛伊德术语学中的“移情”——，其次依赖于医生人格中的说服力和洞察力。在医患关系中，我们已说过两个心理系统相互作用，因此对心理治疗过程更深刻的洞察绝对无误将得出结论，即归根到底，由于个体性是一个不被忽略的事实，关系必然是辩证的。
与心理治疗更早的形式相比，这种认识包含一种很值得考虑的观点变化，现在这极为清楚。为了避免误解，允许我马上说明，这种改变当然不是意味着去谴责现有的方法，如同它们不正确、多余或过时。我们越深的洞察心灵本性，就逐渐增加更多的确信，即人类本性的多样性、多维度要求观点和方法的多种多样，以为了满足心理气质的多样性。使一个只不过缺乏常识的一剂药的简单灵魂屈从于关于他的推动的一个复杂的分析因此无意义，更何况使他暴露到关于心理辩证令人困惑的精明。同样明显的是，有复杂和高级智力的人们，依靠雇佣一些出于善意的忠告、建议和其它的努力使他们转化到某种系统，我们将毫无进展。在这些案例中医生能做的最佳的事是把他的所有方法和理论的设备搁置一旁，相信病人的人格足够坚定的去为他担当一个路标的好运。以此同时，他必须对这种可能性慎重的加以考虑，即在智力、敏感性、范围和深度上，病人的人格不屈服于他自己的。但在所有的情形下辩证过程的基本原则是，受难者的个性与医生的一样，有同样的价值，对于存在同样的正确，从而病人的每一发展都被看作是正当的，当然除非它修正它自己关于它自己的一致性。既然一个人纯粹是集体的，他可能被暗示改变，到这样的程度成为—或似乎变成—不同于他以前是的。但因为他是一个个体，他只能成为他是的和一直是的。对于外延，“治愈”一词意指使一个生病的人转变为健康的人，治愈是转变。无论何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在那儿不需要太大的人格牺牲，我们应治疗性地转变病人。但是当一个病人认识到通过转变的治疗将意味着太大的牺牲，那么医生可能真的应放弃任何希望去转变或治愈。他也必须拒绝治疗病人或冒险进行辩证过程。比起人可以想的，这是具有更为频繁的日常之事。在我的实践中，我一直有一些具有显著个性的很有教养和智力的人的公正数字，他们在道德背景上激烈地抵抗任何转变他们的认真的努力。在所有的这些案例中，医生必须抛弃个体通往治愈开放的道路，那时治疗将致使人格的非改变，但将是我们叫“自性化”的过程，在那里病人成为他真正是的。万不得已时，他将忍受他的神经症，一旦他已经理解他的疾病的意义。有病人对我承认他已经学会用感谢的心情去接受他的神经症的症状，因为它们像一个气压表，总是告诉他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他正在偏离他的个体的路，同样他是否让重要的东西仍然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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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有十五个字的玩意儿叫小尾巴

------您检索的荣格，一般指卡尔·古斯塔夫·荣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