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度上直接搜索颜师古这个人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百度上对颜师古的介绍是颜师古，名籀，字师古。颜师古的字被大家所熟知，而真正的名字反而流传不广。
《西溪丛语》下卷一百零七则：“封德彝名伦，房玄龄名乔，高士廉名俭，颜师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颜之推云：“古者，名终则讳之，字乃以为子孙，江北士人全不辩之，名亦呼为字，字固为字。”颜师古《匡谬正俗》云：“或问：人有称字而不称名，何也？”颜师古考诸典故，故以称名为是。颜师古立论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晓也。”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颜师古认为称名才是正确的，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按照正确的做法来。作者姚宽在这里也没有能够说出具体的原因。
从《西溪丛语》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朝不止一个人以字行之，封德彝，房玄龄，高士廉，颜师古等都是，可见，在唐朝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颜师古在《匡谬正俗》解释了“名字”这个字的含义。
“或问曰：‘今人或称字而不称名。其故何也？’答曰：‘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礼》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后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子于父母是自名。’据此益知常所称者是名，非举字也。孔子大圣，言必称名。丘闻有国有家者，丘亦耻之。丘未达，不如丘之好学也。此盖与弟子等言，未有称仲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并称名。亦不可胜载。至如汉高祖之潜丰沛，人皆谓之刘季。项羽之都彭城，举俗呼为项羽。若其自称，则云：‘今邦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爰种说其季父盎云：‘丝能日饮。’霍显令淳于衍杀许后云：‘我亦欲报少君。’此皆举字以相崇尚，名则其自称也。历观古人通人高士，言辞着于篇籍，笔迹存乎纸素，在身自述。必皆称名。他人褒美，则相呼字。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不言讳字也。王父字或以为族，不得用名也。’考诸典故，称名为是。”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个信息：
第一，从出生开始，父亲给男孩取的叫名，而这个男孩长到二十岁冠字。
第二，常用的是名，而不是字。他人褒美的话，相呼字。
第三，古人写文章，自述的时候，称呼名。
第四，关于避讳有两点：
1.周人以讳事神，避讳名而不是字。
2.君王父亲的字有当族名的，不能当作名
如果我们将颜师古用字不用名当成是避讳的话，“籀”这个字并不是什么常用字，况且这几个人都避讳的话未免太过凑巧。
对颜师古的名和字产生的疑问，而单从颜师古的名和字又找不到研究的相关论文，我决定换一个方向对问题进行切入。干脆扩大问题的范围，从唐朝人的姓名研究入手。从中国知网上找了一篇论文叫做《唐人姓名研究》，文中写到“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在罗列的与姓氏名讳有关条目中，“二名不偏讳”、“字同其名”、“以姓取名”、“排行”等。该论文的这段话并没有将顾炎武的《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二十三之人主呼人臣字进行展开，于是我找来了原文进行查看。
汉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晋以下，人主于其臣多小呼名。《南史》：“梁蔡撙为吏部尚书侍中。武帝尝设大臣饼，撙在坐，帝频呼姓名，撙竞不答，食饼如故。帝觉其负气，乃改唤‘蔡尚书’，博始放箸执笏曰‘尔’。帝曰：‘卿向何聋，今何聪？’对曰：‘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帝有惭色。”又南朝人加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谢景仁，北朝人如萧世怡、李元操之辈，名犯帝讳，即以字行，不复更名。魏王昕对汝南王悦自称“元景”，北齐祖对长广王湛自称“孝徵”，隋崔颐《答豫章王启》自称“祖浚”，王贞《答齐王柬启》自称“孝逸”，而唐太宗时如封伦、房乔、高俭、尉迟恭、颜籀，并以字为名，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後世所不能及矣。《因话录》：“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顾炎武先生在这里用“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不仅解了姚宽没有解决的问题，更解决了我们疑惑。颜师古等人并非是故意不称名而称字，而是因为君王常称臣下名字的缘故。
唐朝人名字，一方面遵守古人留下来的礼制，以称名为常，字为他人褒美的时候用的。另外一方面，又因为君王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称呼臣子的字，比如颜师古、房玄龄、高士廉，封德彝等人。久而久之，这些人的字反而比他们的名被人们熟知，所以以字行世。由此可见，世无定制，情随事移，前代所行之礼法会因为实际情况而发生改变，然后往往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如果只是个例，那么颜师古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比如说避讳而以字行世。然而不止他一个人这样的话，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那么避讳一说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我们从颜师古以字行世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的和谐融洽。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名字竟能蕴含这么深的含义，想来我们该感谢唐太宗对臣下以字称呼，不然可能我们都没办法观察到这点。
《西溪丛语》下卷一百零七则：“封德彝名伦，房玄龄名乔，高士廉名俭，颜师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颜之推云：“古者，名终则讳之，字乃以为子孙，江北士人全不辩之，名亦呼为字，字固为字。”颜师古《匡谬正俗》云：“或问：人有称字而不称名，何也？”颜师古考诸典故，故以称名为是。颜师古立论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晓也。”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颜师古认为称名才是正确的，但是他自己却没有按照正确的做法来。作者姚宽在这里也没有能够说出具体的原因。
从《西溪丛语》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朝不止一个人以字行之，封德彝，房玄龄，高士廉，颜师古等都是，可见，在唐朝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颜师古在《匡谬正俗》解释了“名字”这个字的含义。
“或问曰：‘今人或称字而不称名。其故何也？’答曰：‘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礼》云：‘子生三月，父始孩而名之。男子二十冠而字，故知先名而后字也。’又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子于父母是自名。’据此益知常所称者是名，非举字也。孔子大圣，言必称名。丘闻有国有家者，丘亦耻之。丘未达，不如丘之好学也。此盖与弟子等言，未有称仲尼者。其七十弟子及春秋卿大夫固并称名。亦不可胜载。至如汉高祖之潜丰沛，人皆谓之刘季。项羽之都彭城，举俗呼为项羽。若其自称，则云：‘今邦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爰种说其季父盎云：‘丝能日饮。’霍显令淳于衍杀许后云：‘我亦欲报少君。’此皆举字以相崇尚，名则其自称也。历观古人通人高士，言辞着于篇籍，笔迹存乎纸素，在身自述。必皆称名。他人褒美，则相呼字。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不言讳字也。王父字或以为族，不得用名也。’考诸典故，称名为是。”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四个信息：
第一，从出生开始，父亲给男孩取的叫名，而这个男孩长到二十岁冠字。
第二，常用的是名，而不是字。他人褒美的话，相呼字。
第三，古人写文章，自述的时候，称呼名。
第四，关于避讳有两点：
1.周人以讳事神，避讳名而不是字。
2.君王父亲的字有当族名的，不能当作名
如果我们将颜师古用字不用名当成是避讳的话，“籀”这个字并不是什么常用字，况且这几个人都避讳的话未免太过凑巧。
对颜师古的名和字产生的疑问，而单从颜师古的名和字又找不到研究的相关论文，我决定换一个方向对问题进行切入。干脆扩大问题的范围，从唐朝人的姓名研究入手。从中国知网上找了一篇论文叫做《唐人姓名研究》，文中写到“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在罗列的与姓氏名讳有关条目中，“二名不偏讳”、“字同其名”、“以姓取名”、“排行”等。该论文的这段话并没有将顾炎武的《日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二十三之人主呼人臣字进行展开，于是我找来了原文进行查看。
汉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景帝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皆人主呼人臣字也。晋以下，人主于其臣多小呼名。《南史》：“梁蔡撙为吏部尚书侍中。武帝尝设大臣饼，撙在坐，帝频呼姓名，撙竞不答，食饼如故。帝觉其负气，乃改唤‘蔡尚书’，博始放箸执笏曰‘尔’。帝曰：‘卿向何聋，今何聪？’对曰：‘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帝有惭色。”又南朝人加王敬宏、王仲德、王景文、谢景仁，北朝人如萧世怡、李元操之辈，名犯帝讳，即以字行，不复更名。魏王昕对汝南王悦自称“元景”，北齐祖对长广王湛自称“孝徵”，隋崔颐《答豫章王启》自称“祖浚”，王贞《答齐王柬启》自称“孝逸”，而唐太宗时如封伦、房乔、高俭、尉迟恭、颜籀，并以字为名，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其时堂陛之间未甚阔绝，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後世所不能及矣。《因话录》：“文宗对翰林诸学士因论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数道陈拾遗名，柳舍人目之，裴不觉，上顾柳曰：‘他字伯玉，亦应呼陈伯玉。’”
顾炎武先生在这里用“盖因天子常称臣下之字故尔”不仅解了姚宽没有解决的问题，更解决了我们疑惑。颜师古等人并非是故意不称名而称字，而是因为君王常称臣下名字的缘故。
唐朝人名字，一方面遵守古人留下来的礼制，以称名为常，字为他人褒美的时候用的。另外一方面，又因为君王在日常的生活中常常称呼臣子的字，比如颜师古、房玄龄、高士廉，封德彝等人。久而久之，这些人的字反而比他们的名被人们熟知，所以以字行世。由此可见，世无定制，情随事移，前代所行之礼法会因为实际情况而发生改变，然后往往成为这个时代的特色。如果只是个例，那么颜师古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比如说避讳而以字行世。然而不止他一个人这样的话，可见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那么避讳一说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我们从颜师古以字行世也可以看出君臣关系的和谐融洽。想不到一个小小的名字竟能蕴含这么深的含义，想来我们该感谢唐太宗对臣下以字称呼，不然可能我们都没办法观察到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