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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始安公士或 2017-05-02 08:32:57
先秦国防经济建设经验,挖潜、提速、聚焦。
二、提速——秦政不能慢的理由
在古代中国排行榜上,秦国的生活节奏是第一快的。此外,秦政峻急是历代史家的共识。秦朝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就是苛政虐民。苛政的“苛”主要表现为施政峻急,让老百姓与基层吏员喘不过气。
秦二世时,亭长刘邦手下的民夫纷纷逃走,他怕被追责,干脆放人以后自己也逃走了。陈胜吴广因不能按期到渔阳服兵役,于是干脆扯旗反秦。天下反秦浪潮汹汹,而反秦军中相当一部分力量,来自关东郡县的故秦官吏。
对于社会节奏过快导致国家脱轨的问题,秦朝高层也不乏清醒之辈。
帝国三公中的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和将军冯劫(此人也是帝国首席检察官御史大夫)劝谏二世皇帝道: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史记·秦始皇本纪》)
“戍漕转作”等事是维持一个王朝运转的必需,但秦朝太追求速度和效率,搞得天下疲惫不堪,硬生生逼反了各地人民。群臣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减速。
修建阿房宫让几十万民力脱离生产,而四方屯戍大军的物资转输给沿途郡县造成了极大的后勤负担。假如帝国不再急于求成,减少不必要的大型工程与长途运输,就能避免物资过度消耗。让劳动力回归田园,按照缓慢的正常的生产速度,秦朝这个千疮百孔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就能逐步恢复元气。后来的汉朝就采取了这个思路。
遗憾的是,秦二世及奸臣赵高对这种清醒的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害死了进谏三人。这使得秦朝在灭亡之路上一去不回头。
不少人把秦朝速灭的原罪算在商鞅头上。因为秦国生活节奏提速是始于商鞅变法,峻急的政风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商鞅这么做绝非好大喜功,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
商君说:“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当天能完成的公务不能留过夜,这样那些官吏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群众了。群众就能安心经营生产了。
商君还说:“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商君书·说民》)
关于“家断”、“官断”、“君断”的问题,可参考这个系列(治国者贵下断——商鞅的“民主”学说?)。请将注意力放在“日治者王,夜治者强,宿治者削”。办公效率最高的国家能称王天下,在白天就能处置完公务。晚上加班才能搞定的国家次一等,但也是个强国。而那种患有拖延症的国家就会走向衰弱。这是商鞅特有的管理学。
说白了,他想克服官僚制度与生俱来的惰性。
各国原先流行的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下的官吏,主要是以礼俗治国,以个人智巧做事。他们能玩出很多奇妙的花样,由于法律粗简且不公开,一人一种玩法。在这种“人治”环境下,国家缺乏统一而规范的制度,治乱更依赖官吏本身的显明。
随着法律政令的公开化,官僚制走向专业化与统一化。律令逐渐代替礼俗成为最高社会规范,不世袭的官僚政治取代了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从春秋社会到战国社会,人们经历了这样一场剧烈变化。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早期官僚制的确表现出超出以往的行政效率。但商鞅亲历过魏国吏治的腐化,察觉官僚制容易产生扯皮推诿现象的先天隐患。为此,他在设计秦制时,必须设法克服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与低效率。
商鞅的解决思路是提速。严格限定办公期限,对逾期者进行严惩,并追究相关者的连带责任。
据出土秦简显示,秦国各郡县文书传递有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每个经手人都要记下收发时间,精确到多少刻;不同官道的路程也在地图上注明,根据公文收发时间来检查公文处置及邮传速度是否达标。这套严密的文书制度后来被汉朝继承。
农业社会本身发展节奏松散缓慢,在战乱年代时会稍微加快。当国家相对安定时,慢节奏的生活会让官吏变得慵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主义横行官场。如此一来,律令执行必定松弛,军事体制的反应速度也大大下降。久而久之,官僚系统腐化怠惰,国家体制运转失灵,应对内忧外患的能力越发不足,最终招致国家衰朽。六国的相继灭亡就是一组反面教材。
官府办事快捷,才能让新法令迅速在全国推广,迅速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社会各界的满意度。若是久拖不决,再好的政策也是一纸空文。
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快速度是激发活力的关键。因此,为了保持战时法治的运转效率,也为了避免官僚队伍走向腐化怠惰,商鞅变法力倡“无宿治”原则。左右是要逼着各单位提速。
事实证明,没有快节奏的行政作风,秦国也不会获得飞跃式发展。但任何社会的发展节奏,都有一定的上限,不能无限踩油门。
需要注意的是,商鞅的提速行为,建立在合理计算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这与秦始皇后期及秦二世时脱离实际情况片面追求快速发展的做法,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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