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追剧日常

苍云无法从屈原的考场出，做不成文学（那个时候的文学和诗是分开的吧？文学侍从是屈原做的真正官职么？是否有待考证）侍从，屈原做了一回大大的“文阀”，直眉观之，不禁拍案，做得好！
世人皆知武大郎开店，超过一米五的，都进不得他的门，屈子开店恰好相反，找寻高于他屈子的诗人诗作，比不上自己的，进不得他的门。剧情当时，就算是屈子自己也处在情感困扰之中，就算他如果做个顺水人情，就有机会从姻缘困扰里和昭碧霞一同解脱，就算他事前答应了碧霞小姐擢拨苍云，或许可以顺势成就两对人间佳偶，可他临阵还是恢复了他“世人皆浊唯我独清”的本性，见到了苍云筹谋再四的《兰赋》，他在怀王喜欢的情况下，居然把《兰赋》和苍云的前途给枪毙了，把碧霞小姐的托付放水了，这样的文阀，只有屈子能做得出来。
“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屈子的气节和苍云的气节，比之大见人性之分晓、美丑之分晓。看当今文坛，文人之间蝇营狗苟、臭气相投，互相吹捧和枉顾良知的俗不可耐之别奏，屈子做“文阀”这一份真，真可谓真到了骨头里，优美到了骨头里。

先秦时期很多整理成册的文艺作品，都是后人整理的，这就导致很难对具体作品的时间形成定论。史家研究时，只能根据作者的身世、经历等来考证。
比如，屈原的《离骚》一般理解是在流放之后所作，这个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是，这种考证方法有时也缺乏说服力。比如，少年时期也可能写很老成的诗，尤其是对屈原这种有非凡洞察力和预见力的人来说。
北大的游国恩先生，曾写过一个文学史知识读物《屈原》，但是里面并没有说清楚屈原作品年限。郭维森所著的《屈原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定论。
屈原在十六七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写出《橘颂》，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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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说莫愁吧：
关于莫愁女的出处，一说是湖北钟祥，一说是洛阳，还有一说是南京。应该这么说，莫愁女本身的出生地与时间，并没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说法，且多存在于民间传说之中。民间版本多个，我们取其中一种，无可厚非。
钟祥古城郢中在三国时曾为吴国石城戍，历代相沿遂称石城。钟祥石城莫愁女的史证较为丰富，正史的记载，首见于南朝《宋书》。南朝元嘉年间，臧质任竟陵郡守，称“余尝登石城，见群少年歌莫愁谣，因作《石城乐》、《莫愁乐》，咏莫愁故事”。
莫愁女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该书收录乐府辞及民间歌谣上迄秦，下至唐末，称莫愁为石城(钟祥)人。

继续说说莫愁：
传说，莫愁女十六七岁时被楚顷襄王征进宫作了歌舞姬女。由此民间歌舞走进了楚王宫廷。在楚王宫，得以与屈原、宋玉结识，受其指导，歌舞技艺日进。后将古传高曲融屈原、宋玉的骚、赋和楚辞乐声，完成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阳阿》、《薤露》、《采薇歌》、《麦秀歌》等楚辞和民间乐诗入歌传唱。寡和高曲《阳春白雪》成为千古绝唱，对后世的乐赋入歌传唱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并无明确史料记载，都是民间传说。艺术创作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衍生和阐发，是合乎创作规律的。
宋朝诗人陈造诗云，“楚郢繁雄亚上都，莫愁风韵未应殊。”宋朝的另一位诗人戴复古则写在诗中写道，“宋玉遗踪两苍石，莫愁居处一荒墟。”
《宋书》是正史，《乐府诗集》等是民间文学著作，相互验证，取莫愁女战国说，也是持之有据。

说说屈原吧：屈原形象是一个颠覆，至少以往的屈原形象比较严肃的，比较正统，或者是正规的，甚至比较苍老的，激愤的，现在开始青春的，朝气的。节目单上一开始宣传册上也说成一次穿越时空的浪漫冒险，一段凄美，虐心的千古奇情，对抗宿命的诗人侠士，一部青春瑰丽的原创巨制，从它的呈现和设想可以看出这个作品不是走平常路的作品，另辟蹊径的，想用新的观念和形式，用青春，浪漫，时尚，把沉重的历史内容归附于时尚现代的表达形式，从而让历史和现代，历史和现实有机对接，为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现代呈现提供一种别致的创作样式。我对这样的创作设想保持一种崇高的敬意。

庄子大约出生在公元前369年，屈原为公元前340年，庄子比屈原大将近30岁，时间上来算，应是屈原的长辈。庄子去世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为公元前286年，一说公元前275年。而屈原则卒于公元前278年，时间上完全可能有交集。而且，根据《庄子 秋水》，庄子曾经去过楚国，当时楚威王想请他辅佐朝政，派两个使者带上许多珍珠玉帛，在濮水岸边见到隐居在此钓鱼的庄子，庄子对使者打比方说他愿意像保全性命曳尾涂中的乌龟，过着隐居生活。使者只好悻悻而去。因此，屈原完全有和庄子遇到的可能。孟子的生卒年，约为公元前372年至约公元前289年，和屈原也有相同的时间交集。

因此，几人相遇论道，是有可能的。文化创作不同于历史研究，只要不能证伪，便不能说几人一同论战有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反映战国中后期列国风云的电视剧，如果少了这些先贤的论道争鸣，剧作反而会逊色不少。这种处理是必要的，而且是深有意味的。
关于屈原去武关，编剧创作时曾与我探讨过。楚辞界对“屈原放逐，著《离骚》”之事，大多没有异议。怀王时期，屈原曾被流放汉北三年，这点也有许多学者认同。而汉北离武关也不远，屈原如此思念楚怀王，去趟武关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符合人物情感逻辑的。
应该说，电视剧毕竟是艺术创作，要留有合理想象和艺术创造的空间。历史剧的创作，只要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可。

屈原诗歌具体篇目的写作年份是否可考？如果不可考，他的哪些诗篇应该写作于他的青年时代？哪些诗篇又写作于他的老年？
先秦时期很多整理成册的文艺作品，都是后人整理的，这就导致很难对具体作品的时间形成定论。史家研究时，只能根据作者的身世、经历等来考证。
比如，屈原的《离骚》一般理解是在流放之后所作，这个基本形成了共识。
但是，这种考证方法有时也缺乏说服力。比如，少年时期也可能写很老成的诗，尤其是对屈原这种有非凡洞察力和预见力的人来说。
北大的游国恩先生，曾写过一个文学史知识读物《屈原》，但是里面并没有说清楚屈原作品年限。郭维森所著的《屈原评传》，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但是也没有绝对的定论。
屈原在十六七岁风华正茂的年龄写出《橘颂》，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思美人》里，将郑袖和南后写成了两个人，但有其他作品里说二人是同一个人。请问，郑袖和南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战国策 楚策》里曾这样写道，“南后、郑袖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妾闻将军之晋国，偶有金千斤，进之左右，以供刍秣。’郑袖亦以金五百斤。”一般而言，历史界多数认为，郑袖和南后是两个人，但也有少数说是一个人。两种说法都有。
在这里要说一说《战国策》。《战国策》系策论，而非战国史，《战国策》本身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所以，《战国策》有较强的史料价值，但不能完全信赖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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