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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日，伴随着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寒冷的“大寒”降临，我出生在武汉一个教师家庭。
我在武汉市第八中学上初中写入团申请书时，想到一九五八年父亲曾去劳改，五七年正是反右运动，未询问父亲，就把父亲写成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父亲的家庭出身地主。我写了几次入团申请书，也未入团。
一九六五年实行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政策。学校团组织找我谈话，说学校对我父亲问题进行了“外调”，我父亲不是右派，只是有右派言论，我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我把这事告诉父亲，父亲对我说，他自己没有多大问题，主要因老家的家庭出身不好，影响了他，但对我们影响要小些。我以为只是指祖父是地主，没有想到老家有些事父亲还没有告诉我。
我的入团申请书，可能还有入团志愿书，都填写父亲被划为右派。我想对团组织提出，能不能改正过来，我一直想说又开不了口。文革期间听说我们学校共青团的档案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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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我读初三，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工作组进驻学校，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教师中有历史问题的、过去被划为右派分子或有右派言论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嘴巴说话不严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的，都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来。
他们被剃成阴阳头、挂黑牌、低头弯腰站在台上挨批斗，被罚打扫厕所，有的还挨打。我们的班主任物理课老师梅罗，一位平时受到学生尊敬和热爱的年轻有为的老师，也因一九五七年有右派言论而被称为漏网的右派分子，列为牛鬼蛇神受到各种折磨，我却不敢为他说话去保护我们的老师。
那时，一贯爱说爱笑充满自信的我变得成默寡言、心事重重，我在为父亲的处境担心。我想我在学校看到牛鬼蛇神挨整的一切，也就是父亲在他学校所经历的。
父亲在武汉市要武中学任数学教师，被贴大字报、被剪头发，被看管起来劳动。我们全家都非常紧张，担心父亲又一次被戴上政治帽子，成为专政对象，失去教师工作，被送去劳改。
父亲把学校大字报中有关他的内容抄下来，带回家给我们看。父亲确实没有什么可能被抓住把柄上纲上线的言论，看来他吸取了五七年反右运动给人的教训“祸从口出”。父亲平时经常教育我们，要把自己的嘴管住，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论别人是怎么动员你，也不能说对党对现实不满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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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取一个能代表我当时心情和境遇的名字，犹如在冰天雪地中有一只孤雁，拟用“冰”、“寒”、“雁”等字，但看到已有名人用这样名字，而且当时起这种名字很可能惹麻烦。
突然很多人采用的一个名字“向东”出现在我思维中，“向东”、“卫东”这类名字，当时公认的含义是忠于伟大领袖。但是我身处祖国大陆中部，其东边偏南是什么地方，是祖国的台湾，是国民党。“向东”这词义的本义就是朝向、方向，代表了我当时的思想倾向，几十年来，我没有对别人说过我当时改名字时的想法。我到派出所改了名字，看起来就像文革中许多改名字的人一样。我没有告诉学校我已改了名字，怕别人追究改名字的原因。直到我一九七零年下农村，因户口上是这个名字，才开始使用至今。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曾用名和现用名，与我后来接受神启示真理联系起来，又会有什么新的意义呢？
曾用名高士复，士是士字辈，“士”的谐音字有“世”、“是”；“复”的谐音字有“福”、“佛”。我现在理解，可以含有“高世福”、“高是佛”的意义，当然这是我的理解与父母亲给我起名字时的用意不相干。
现用名高向东，我现在理解，我出生在中国，中国在世界的东方，是一个出生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人有幸得到神启示真理。《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现在对高向东这个名字的理解是当初改为这个名字时想象不到的。
文革中母亲学校的大字报只是提出我和大弟的名字有政治问题，过后再未听母亲说过学校有关我们名字的事，也不知学校是否知道就因为这张大字报，我们兄弟俩都改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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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学校按照上级的指示开展毕业班分配工作。当时升学的标准是家庭出身，父母和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有否政治历史问题，再结合个人政治表现，唯独不包括学习成绩。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被视为出身不好的学生，学校成立“红卫兵”我不能参加，班上开重要会议我也得离开，我由受重视的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和班干部，变成受歧视靠边站了。
毕业分配结果出来了，班上大约不到十个人未能升学或当工人，其中有我。我们只有三个去向，一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二是到武汉东西湖农场；三是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选择去新疆，想离家远远的，很快填了表，只等学校通知出发的时间。父母也为我去新疆做好了准备，父亲仅有的一件旧呢子西服改了改给我带走。
我以为一生的命运就此决定，初中三年来刻苦学习，想考取重点高中，以后上大学的梦想已破灭，等待我的将是新疆的大戈壁、沙枣花。至今每当我听到《边疆处处赛江南》、《送你一束沙枣花》之类歌曲，我就想起这段往事，别有一番凄凉伤感涌上心头。
没想到风云突变，学校撤走工作组，运动矛头转向当权派。学生开始了大串联，那次毕业分配来不及执行，也不了了之。
事后从同学们之间的传言得之，未能升学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因家庭出身有问题，但也有个别同学是因同学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分配。有的还认为，主要是参加毕业分配领导小组的个别学生起了作用，这为以后学生组织中的派性矛盾增加了个人恩怨。我一直认为我是因家庭出身问题不能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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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结束后，学校新成立了许多红卫兵组织。我听了同学的意见，一起参加了某红卫兵组织，属于普通成员，这些同学与我的关系只属于一般。以前与我关系较密切以及一起去串联的同学，也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由于各红卫兵组织之间存在派性，加上那次毕业分配，班上一些同学之间产生了较深的矛盾。
在文革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未忘记那次几乎决定了命运的毕业分配，总想与同学们把关系搞好，下次再搞毕业生分配推荐选拔时，就会有人帮我说话，同意我留在城市里就业，以免下乡或去边疆，对于升学像我这样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是不敢奢望的。
我想搞好与同学们的关系，结果却是夹在自己所在的红卫兵组织与以前关系较密切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中间，两边都不讨好。自己认为两边的同学都对我有意见，两边都依靠不上，今后进行毕业分配，没有人帮我说话。
我整天跟在父母亲身边不停地絮说：我总想与别人搞好关系，主动与别人说话，但别人都不理睬我。我就像鲁迅小说《祝福》中祥林嫂似的唠唠叨叨。
我感到满腹委屈，左右不是人。我自己认为，我参加的红卫兵组织怀疑我是对方组织派进来的特务，因为我以前与对方组织的人关系较好；对方组织又认为我是叛徒，因为我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参加了对方的组织。
我变得焦躁不安，埋怨自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不会处理与同学之间的关系。责怪自己怎么变得这么不会说话，变得这么拿不起放不下。
实际情况可能是，在学校和班上那么多学生中，我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谁也没有在意我这个太一般的人了，更不知道我有一肚子的委屈无人诉说，真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整夜睡不着觉。父母亲为了让我换个环境，就让我到二姨家去住几天再回来，家里人谁也未料到，此时的我已到精神崩溃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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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姨家在武昌文明路，住在一楼，有三间单独的、每间大约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晚上我一人睡一间小房。我依然睡不着觉，回想当晚在二姨、二姨爹房间闲谈时，进来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长得漂亮，我还朝她多看了一眼，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怀疑这是否是有意安排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以免我成天纠缠在如何处理与两派同学的关系。
产生怀疑的念头，可能就是我思想崩溃的临界点及转折点，我开始将现实生活怀疑成是一种安排。当然，事实是这个邻居小女孩到我二姨家来玩一玩，恰巧我也在这儿，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安排。
此时我睡在床上，各种过去的经历、各种事情，不论是记住的还是早已忘记的，纷纷在脑海里涌现，像电影镜头似的不断地快速闪过。
一个念头突然占据了我的思想，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事先安排好了，只隐瞒我一个人。学校里的各位同学、各派学生组织、我与各派同学的关系、家里的父母弟妹、亲戚朋友、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毕业分配、推荐选拔等等，都是经过事先排演，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的。每一个人都按照分工，扮演各自的角色各负其责，只有我一人被蒙在鼓里。我还以为我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切，是正在发生的、自然发生的、活生生的真实生活。
以此进一步联想和推测，那么父母亲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弟弟妹妹呢？也可能是父母亲生的，也可能是挑选来扮演我的弟妹的。我的那些亲戚呢？可能他们就是我父亲、母亲家里的亲人，也有可能是挑选来扮演亲戚的角色。我的同学、老师、与我打交道的一切人都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是什么人呢？我紧张地思索着，想啊，想啊，我想出了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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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电影导演，导演可能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为了使我能够亲身体验以后剧本中所需要的真情实感，而专门设计了我生活中的一切，长大后成为一个导演。
但是，为什么要我到二姨家来住呢？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在对我的培养过程中出了问题。
我最近一段时期精神状态不好，可能主管这件事的上级领导，早就开始区分和追究是我家里人的责任，还是学校同学的责任。难怪最近我的父母看到我时流露出焦急的心情，说父母才是为我好，要我脱离学校那种环境，不要到学校去。
看来家里父母和学校同学之间为推卸责任已有矛盾。现在要我到武昌二姨家来，一定是对我的培养已经失败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级已经分清了责任，要在汉口处罚我父母弟妹才要我避开来到武昌。
想到这，我焦急万分，即使我不是父母亲生的，但我深深爱着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妹妹，我与他们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我的家人会受到什么惩罚呢？我的脑海里一下浮现出《生死牌》故事的情节，在这次惩罚中，我的父母弟妹都得到了“死牌”，已必死无疑。
我听到室外自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我认为这就是在暗示我，我的父母弟妹现在都被捆着，身上正在流血，因为我的原因，他们都要被杀害。我深深爱我的父母弟妹，我越爱他们，我的心就越难受，我的心就好比被刀一点一点割下，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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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去救我的父母弟妹全家人。这时已经是半夜，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我住的房门穿过走道，到对面敲二姨和二姨爹的房门，并大声喊：“我要回家！”二姨和二姨爹慌忙披衣起来，开门对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能够过江回汉口？”我说：“我都知道了，爸爸、妈妈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你也不是我的二姨。”我看到二姨和二姨爹听到后大惊失色，一脸惊恐的神情，二姨连声喊道：“我是你二姨！我是你二姨！”
我想往外走，自己回汉口。二姨爹一把抱住我，我的表弟、邻居也有人闻声起来，阻拦我出去，并一起把我拉回我住的房间。我认为那些负责培养我及有权处理我全家命运的上级领导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在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想要他们出来，听取我的意见，不要杀害我的全家。为了引起那些人的注意，并把他们引出来，我抓住房间垂吊电灯灯泡的电线，将电线、灯头一把扯下来，房间里一片黑暗。房间的人一起把我拉住，按在床上。此时并没有发生我认为的所谓负责人走出来，我只得顺从躺在床上。二姨、二姨爹等人看到我平静些，就离开我睡觉的小房间，可能就在屋外守着怕我再跑出去。
我躺在床上，头脑的思维继续沿着先前的思路又冒出许多想法。我刚才说父母不是我的父母，二姨也不是我的二姨这句话时，二姨怎么那么惊恐害怕，这是为什么呢？
不难想象，这种不让我察觉，在看似平常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将我培养成为导演的安排，最大的失败就是被看穿。如果被培养者感觉到并识破了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是为了培养自己而设计和实施的，那么这个庞大的培养工程就真正彻底失败，不可能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刚才我跳出来，亲口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以为这样可以救自己全家人，反而是我不打自招，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培养工程宣布失败，也就是将自己的父母弟妹全部判了死刑。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处死了，他们是死在我的手里，都是我的过错。那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惨遭灭门的痛心疾首、撕心裂肺，使我生不如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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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父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问我，“小毛（我的小名），你怎么了？”母亲抚摸我的头时，她的手在发抖，说话时声音在颤抖。母亲注视我时，那满含泪水的眼睛、那悲伤的眼神、那凄惨的面容是我从来未见过的，一下子母亲的眼泪全流下来。
父亲强打着精神，对我母亲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明白父亲的用意，他们还要支撑着演这场戏，还要挽救培养我成为导演的这个败局，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好像我还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我强忍着泪水，我的心在流血。我在心里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但我却再也不能说出来，越是明白，就越意味着害了自己全家人。
面对我最深爱的父母亲，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我却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我说：“我害怕。”父亲对我说：“你怕什么，什么人也不敢动你。”当然，我这个关系着那么多人生死的重要人物，肯定别人不敢动我。我当时头脑中的糊涂思想是任何人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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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父母亲把我扶到大门口，门口已停放着两辆人力三轮车。母亲和我上了后一辆三轮车，母亲双手紧紧抱着我，眼神是那么悲哀和无奈，并用衣服盖着我的头和身体。
三轮车缓缓移动了，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想败局已定，对我的培养以失败而结束，现在是处理我的时候了，可能要把我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真正出生的家庭去。
不知走了多远，转了多少弯，三轮车停了下来，我被送到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门诊部，我二姨在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工作。
父亲和二姨先进去。母亲陪着我后进去，母亲对我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医生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儿是医院和医生，只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对父母和我的处理进行申诉的地方。
医生问了我几句，我听母亲的话，将当时头脑中的那些胡思乱想、任何人也听不明白、不可理喻的话说了几句。
看了门诊，一会儿就让我出来了。我被人带着转弯抹角穿过几道门和走廊，我来到一个大厅，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时父母亲也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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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医院，不知道这是精神病医院住院部，更不知道我已得了精神分裂症即精神病。十年后我才认识到，那是为我得到神的启示真理而经历体验的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
我曾被关进单独的病房，偶有穿白大褂的人在门上的小窗口朝里看。我也曾四肢被捆绑在病床上，小便拉在裤子里。多年后我察觉身上有不明显勒索痕迹，我推测可能就是在那次住院捆绑挣扎造成的。十多年以后，我老婆曾问我这是怎么弄的，我无言以对。
我口服护士给的药，并且进行电疗。第一次电疗时，我被强制送到电疗室电疗专用的床上，脚、胳膊被紧紧绑着，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住院期间父母亲第一次来看我，父亲对我说：“这儿有乒乓球、有各种棋类、有扑克牌，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学们要来看你，我们没有同意。”
我由于吃了镇静类药，头脑思维被抑制着，反应迟钝，呆头呆脑，不象以前脑海中思潮奔涌。从表面看，我没有什么疯狂举动和胡言乱语，但头脑还未清醒。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有一天我要上厕所没有手纸，就去敲护士办公室的门，但屋子里没有人理我。这时从外面走过来一个护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厕所要手纸。她对我说：“找护士不能光敲门，要喊护士，这里的人经常没事乱敲门，敲门有时没有人理。”
我躺在床上想，怎么这里的人经常乱敲门，还没有人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我心里一个激灵，啊！这是精神病医院，这里的人都是疯子，有事无事敲门，所以这儿的护士听到敲门声也不理。我再看看盖在身上的被单中间，一个大的红色的圆形图案，仔细辨认是由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等汉字组成，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啊！我得了精神病，我是疯子，一股悲哀、一阵透心凉从心底涌出。
当精神病患者意识到自己有病时，他的精神就基本正常了。我记得最后一次电疗是我主动去电疗室电疗的，当我再一次要求电疗时，却被告之不用了，我一共电疗三次，只吃药没有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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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出院，住了二十一天医院，父母花不少钱。我出院时长胖了，从来没有长得这样胖，尖脸变圆脸，以前想长胖却长不胖，总是瘦瘦的。我住院前体重103市斤，出院时增加到118市斤。
出院后我按时到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看门诊拿药，根据医嘱按时按量吃药，基本上就吃一种药，吃药的量逐步减少，最后只是夜晚睡觉前吃一颗药，但必须长期坚持服药。
我看到一些医书上这样写着，一些精神病患者以为自己的头脑被控制着，以为什么都是被安排的，什么事都怀疑。我在医院看门诊等候时，听到医生说：有的病人发病时还以为自己当了皇帝。
我想这病真是厉害，我怎么就相信了那么荒唐的想法，以为一切都是安排，培养自己成为导演，爸爸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人都因我被杀死。父母亲和二姨看到我突然疯狂了而惊恐和伤心，我却将这种表情理解成是由头脑中荒诞故事情节而引起的，使我更加相信那荒唐的故事。
现在我清醒了，真正的结局是我成了疯子。一个十八岁的疯子，一个刚刚迈进成年、青春时光的小伙子成了疯子。我还未成家，还未立业，还未踏入社会，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是一个疯子。
在发病时疯狂荒唐的思维中，我还以为有一个一切都为我准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导演的世界。现在我清醒了，什么都消失了，真所谓“一枕黄粱” 再现。不！比那还要糟，那只是做了个美梦，人醒了，梦没了，但没有损失什么。我做的却是一个惨遭灭门的噩梦，梦醒了，却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
今后谁也不会把我当一个正常人了，我失去了人生中我尚未得到而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想到的悲哀结局。
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该叫你到二姨家去，对这种病我们没有经验，如果当时直接到精神病医院去，吃药后睡着觉，就不会得这种病了。”我想，现在说这为时已晚，听说这种病很难治断根，只有极少的人治好后能够一辈子不再复发。
我要坚持吃药，一旦睡不着觉，就要加大药量，保证睡得着觉，就不会发病。还有，我要坚信这个世界、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我出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不要再相信那些新的看法。如果有新的看法，好像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自己精神病复发了，要坚守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防线，争取一辈子不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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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政策，我因精神病，大弟毛弟因高血压病经批准留在城里。一九六九年底我由学校转入街道，结识患有重大疾病或残疾转入街道的青年人，这是社会上遭受歧视的不幸群体，我也成为其中一员。
城里也流行下放知青的歌曲。有一首歌曲的歌名我不知道，其中我喜欢唱的一句歌词是：“吃尽了人间的辛酸，受尽了人间的苦，走到家里黑洞洞，饭还没做呀，我的小妹啊。”我感到意外，流行歌曲中有一首歌名为“精神病患者”的歌曲，其中有一段歌词是：“世上的人都耻笑我精神病患者，我的心儿即将埋没，谁来同情我。……眼看秋去冬将来临，雪花飘飘临。”我特别喜欢印度歌曲“拉兹之歌”，表达了我孤单苦闷的心情，“我看这世界像沙漠，我与任何人都没来往，好比那星辰迷茫在黑暗当中，到处流浪。我的命运啊，我的星辰，请回答我，为什么，这样残酷的捉弄我，到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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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干部把我们病残学生组织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义务工作，主要是协助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动员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居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
我们深入到每一个被动员对象家中了解情况做好记录，协助做说服动员工作。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经济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曾经劳改、劳教，有的是因犯错误等原因没有或失去了正式工作，归街道管辖。
当年以“备战备荒”疏散城市人口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理由，动员其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难临头。
这段时期，命运让我有幸接触到我们病残学生和下放城镇居民这两个不幸的群体，体验到他们的种种痛苦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