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联系一个问题也有必要加以再认识,这就是所谓忠君思想。不可否认,在封建时代作为臣子没有任何忠君意识那是不现实的,但也不可做概而统之的简单理解。文天祥在南宋恭帝和皇太后都已降元之后,依然继续挥军抗战,王坚与张珏在四川合川钓鱼城坚守36年,其时南宋,都城临安已被攻陷,但他们并不以皇帝这一旗帜不再而偃旗息鼓,已形成为城自为战的独撑局面。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说明皇帝并非他们的惟一寄托和支撑力。而正气人心和保国安民这种不够的信念是他们潜固的精神基石。在那个时代,完全不打出皇帝的旗号是不现实的。但文天祥能在大都牢狱守志三年最后从容就义就不是忠君二字完全能够诠释的了。至于岳飞,多年来总认为他未能抗旨自前线撤军而被害于风波亭乃其“愚忠”所致。其实事情仍然不那么简单。我们今人也许总是比古人明白,殊不知在那个时代抗旨不撤就意味着造反;而假如岳飞当时“做得过分”将士中有多少人能突破历史的局限而敢与赵、秦之流分庭抗礼?恐未必也。何以岳飞在十二道金牌督催之下才最终不得不“遵旨”何以他最后极度悲痛地发出“十载之功毁于一旦”的呼号?这些都很难以简单地以“愚忠”二字解释之。只观其表面则会对这些千古英烈的精神内涵和历史的无奈做出过于简单化的结论。
总之,经过千年淘滤的民族英雄的人格力量和精神价值是毋庸置疑的,这是构成为一个杰出民族英雄的内质所在,是能够为我们后世尊之为民族英雄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