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清朝的宗室永忠（1735-1793）曾写下一组诗歌《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这是目前为止《红楼梦》小说存世的最早记载，这里也明言曹雪芹是小说的作者。兹录这三首诗如下：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笑语私。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上有瑶华道人弘旿（永忠的堂叔，乾隆的兄弟，1743-1811）的眉批：
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愿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这里证明小说在当时已经面世，而且此时曹雪芹已去世。这时流传的小说卷帙规模有多大？与今存本有多少差别？传阅的范围几何？皆难以尽知。
永忠本人并不认识曹雪芹，但他可以从同为宗室的敦敏（1729-1796）、敦诚（1734-1791）兄弟（以下简称二敦）处了解到一些情况；而墨香（1743-1790）与二敦的关系更为密切。但是二敦从来没有提到过曹雪芹写小说的事情。所以这本小说的来源也算是一桩悬案，凭这几首诗来断定小说的作者一定是曹雪芹仍有不严谨之处。
弘旿的批语传递的信息更多一些：小说在当时传播不广，但是他又久仰大名（意味着在他们圈子里早就有一定影响力），而且他听说或自认为其中有政治忌讳的文字（说明满洲亲贵部分人对小说的反清立场已有感觉，但无实证，具体见下文），所以不想去读。
该批与后面的一些有关小说的记录有一定联系；也与小说的实际情况是大致吻合的，因为小说作者的反清立场在“芳官改名”一节直接暴露，只是永忠所见恐怕是后文将提到的《红楼梦》本而非《石头记》本。

永忠的诗是传统学界证明曹雪芹拥有著作权的两大法宝之一，以目前的资料，这一组诗还不能被证伪。另一大法宝就是富察·明义（1743？-1803？）的一组诗。据考证，明义也是以上由亲缘纽带联系起来的乾隆年间满洲文人圈子的一员。明义《绿烟琐窗集》抄本收录的《题红楼梦》二十首不知作于何时，却以袁枚（1716-1798）《随园诗话》中的关于“曹雪芹”、“《红楼梦》”、“大观园”、“随园”的一顿乱谈作批注：
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之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
袁枚《随园诗话》是这样写的：
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中有所谓文[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url]http://[1][/url]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明我斋就是明义。这两段话有相互抄袭之嫌。毕竟两人熟识，这里又有明义的一首诗《和随园自寿诗韵》为证：
随园旧址即红楼，粉腻脂香梦未休。定有禽鱼知主客，岂无花木记春秋。西园雅集传名士，南国新词咏莫愁。艳杀秦淮三月水，几时衫履得陪游。（原注：新出《红楼梦》一书，或指随园故址。）

这首诗收录在《随园八十寿言》一集中，当是明义为袁枚八十大寿所作，也就是作于1795年左右。此时小说已经传世多年，连程本出版也有好几年了，明义却称“新出《红楼梦》一书”。以他与二敦、墨香的特殊关系，早在三十年前就应该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了，明义作“新出”之语在此实在令人错愕。
又结合该组诗的某些内容见于程本的后四十回，我们当可以推断明义的《题红楼梦》二十首是程本出现之后的产物。其所谓“新出《红楼梦》一书”当是指也业已刊印传世的程本。
袁枚关于《红楼梦》的一些记载也属于不经之谈。除了他自称大观园就是他的随园的说法多次遭到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质疑，《随园诗话》中另有一则记载：1787年（丁未年）袁枚在秦淮河边上看到几首题壁诗，查访到作者是江宁织造的公子成延福，这让他联想到他所听说的同样才华洋溢的前江宁织造曹寅的“公子”曹雪芹，认为二者可以前后辉映，最后他注释道“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从1787年前推一百年，与二敦、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年代相去甚远，反倒接近小说底本创作真实时间。这种歪打正着可能并非他的本意，至少证明与曹雪芹年龄接近的著名文人袁枚对曹雪芹这个人物一无所知，笔下全凭一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传闻。
谈到明义的诗，这里还会遗留几个疑问：永忠、二敦与弘旿都活到了1790年之后，为什么这些人后来在《红楼梦》广为传播之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继续评论《红楼梦》？尤其是二敦，为什么要在《红楼梦》问题上始终保持沉默？
我们姑且认为在1768年甚或更早，墨香获得了《红楼梦》的抄本。这个抄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嘉庆年间的满洲学者西清是清代唯一从二敦诗集中发现曹雪芹存在的人。但他说：
《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曰此曹雪芹书，而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沾，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官累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坷半生以死。宗室懋斋（名敦敏）、敬亭与雪芹善。
其实西清也未能确认小说的作者及曹雪芹的身世。这里他把曹寅说成是曹雪芹的曾祖。显然我们不能把一些错误的、不确定的文字只攫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作为曹雪芹就是小说作者的依据。
嘉庆年间另一满洲学者裕瑞在《枣窗闲笔》中也谈及一些曹雪芹身世有诸多不确定的猜测，或一些不切确的听闻，包括袁枚的大观园即随园说，所以不值得采信。而且这本小册子是否为其所著本身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一般倾向于这是一本别人伪托裕瑞所写的书。
道光之后，有些文人谈到曹雪芹的时候，非常表示不屑，甚至广泛流传他的“后人”曹纶因卷入叛逆案被凌迟灭族，祸源在于他写小说，所以得了报应。留下这一记录者，有毛庆臻、汪堃、陈其元、伊园主人、英浩等。这些文字被一粟收在《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第一卷，在此皆不一一列举了。实际上，曹雪芹很可能并无后人，曹纶也并非其后人。

高鹗在1791年所写的程甲本序言中称：“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几廿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小说如果从1768年永忠写诗盛赞小说及曹雪芹算起，的确是二十多年。但是所不同的是，程伟元与高鹗均没有肯定小说作者就是曹雪芹，程伟元说小说“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高鹗序言并没有提到曹雪芹，但是程、高所采纳的续本最后一回有曹雪芹现身了结《红楼梦》，想必为二人手定。所以，无论是今存本第一回还是续本最后一回所出现的曹雪芹，都可以理解为改编者及续书人所添加的一个小说中人物，与空空道人、贾雨村等并无二致。之所以要添加一个现实的人物进去，这个推书的群体自有其目的，当然我们暂不能排除曹雪芹确实与小说的改动曾经发生过某种关系。总的来说，从永忠如此肯定小说就是曹雪芹所撰到程、高说得如此模棱两可，二十多年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已难以详考。失考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气氛的窒息导致很多人宁愿选择缄默，或者故意把事情弄得如此诡异。
讷山人在《增补红楼梦序》中也称“《红楼梦》一书，不知作自何人，或曰曹雪芹手笔也，姑弗深考。”[url]http://[1][/url]口气与程伟元一致。
吴云（苹庵退叟）在《红楼梦传奇序》中说[url]http://[2][/url]：
《红楼梦》一书，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当《四库书》告成时，稍稍流布，率皆抄写无完帙。已而高兰墅偕陈某足成之，间多点窜原文，不免续貂之诮。本事出曹使君家，大抵主于言情，颦卿为主脑，馀皆枝叶耳。
吴云指出《红楼梦》的流传大概开始于“《四库书》告成时”（1782年）。这是一条意味深长的提示。因为乾隆间官修《四库全书》，广泛征集民间藏书，《红楼梦》原稿被带出是有可能的。这个与1768年永忠从墨香那里看到小说并不相悖：其一，永忠、墨香等均为宗室，他们享有某种阅读特权（当局对其所读之书会比民间宽容一些），也有取得某些珍本的特殊途径；其二，永忠等所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后来流出的更接近底本的版本；其三，永忠等所读之小说（抄本）也不排除在十多年后才流入到民间。

今天能看到的可以肯定时间的最早的抄本是甲辰本（梦觉本）。该本前有梦觉主人序言，落款为“甲辰岁菊月中浣梦觉主人识”，可知该序写于1784年；另有带戚蓼生（1730-1792）序的抄本具体年代不详，应该与甲辰本年代相若；带有舒元炜序言的抄本（己酉本），落款为“乾隆五十四年岁次”，也就是1789年。这些本子都早于程甲本，但并不早许多。这批序言皆大谈小说寓意之深远，只字未提曹雪芹。戚序本称小说为《石头记》，甲辰本、己酉本均称《红楼梦》。这三个本子均只见前八十回，但皆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甲辰本保存了而第二十二回等地方的原貌，殊为可贵；而戚蓼生序则是站在了古今评价小说的最高处，可谓道破小说真谛、原旨，更是难能可贵。可见，在程甲本印行之前，抄本小说在世间确已流布。
至于现今影响力较大的所谓脂批本，以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为代表，所抄成的年代反倒是不能确定的，所依据的底本所标示的甲戌、己卯、庚辰等年代也难有证据表明确指哪一年。不过根据内容比较，甲戌本的底本确实属于最早的本子之一；己卯本与庚辰本主体部分属于同一抄家所为，且为较晚形成的抄配本，也与蒙府本同源，确定是在嘉庆年之后的某藏家通过多种途径配成。尽管如此，我认为这三个年代所指向的底本形成年代仍然是不能确定的，存在着比主流认为的年代早一个甲子的可能。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其后漫长的收藏及反复被誊抄的过程中，这些本子都经历了被人添加了各种批语甚或被篡改的事件，这种情形应该是要纳入研究者的考虑范围的。
嘉庆年间的犀脊山樵[url]http://[1][/url]称曾见过《红楼梦》元（原）本，止于第八十回，结局是金玉联姻、黛玉谢世，这个与今存本不符；而且该本子还有王夫人怀疑宝、黛有私情及宝玉与宝钗有着“先奸后娶”的绯闻等情节均不见于今存本。

周春(1729-1815)是索隐派的鼻祖，其所索隐的“金陵张侯家事”说所用的方法后来被很多人套用来证明别的索隐体系，没有特异性，不必深究。但是他的[url]http://《阅红楼梦随笔》[/url]开篇所述的一个情况可以作为小说版本流传研究的一个参考，他说：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
也就是表明在程甲本开雕之前的1790年，世间已流传两个版本的抄本小说。这个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应当不是程、高的续本――程伟元称后四十回中的部分内容从鼓担上获得，后人多指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周春所记载的杨畹耕的说法又称，八十回本《石头记》与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只是微有异同，这又让我们怀疑后者是改编了前者，既然到了一百二十回小说应该结局了，而八十回本又显然是残本，这个难以理解。不排除周春所记为讹传，或者是他自己记忆有误。但是综合永忠诗、甲辰本、戚序本、己酉本和犀脊山樵等所传递的信息，当时确实有《红楼梦》、《石头记》两个书名；属于较早抄本的甲戌本也确实明言脂砚斋恢复了《石头记》这个书名。但是一百二十回本从何而来？周春的记载可谓是孤证。犀脊山樵既然说从某个八十回本看到结局，那么这个带有结局的《红楼梦》很可能就是《石头记》的另本，只是后几回让林黛玉匆忙死去，以让世间觉得这是一个完本。
《阅红楼梦随笔》还提供了一条信息――程本《红楼梦》是在苏州雕版的。这条信息是合乎情理的：其一，苏州历来就是明清的图书出版中心之一；其二，程伟元是苏州人，我们也要注意到他作为书商具有渔利的天性；其三，我们认为小说本身就是诞生于苏州一带，程伟元很可能确实在苏州附近找到一些后四十回的残本，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改，不得不删却一部分又添补一些内容。
根据1817年（嘉庆二十二年）刊印的苕溪渔隐《痴人说梦》所罗列的新旧本文字差异，两个本子确实差异不大，差异最大的就是第六十三回异常敏感的“芳官改名耶律雄奴”一节被新本全部删去。再结合比较戚序本《石头记》与甲辰本《红楼梦》的差异，我们就明白杨畹耕所讲的“微有异同”大概主要就是指第六十三回这一段――戚序本有，而甲辰本无。

《枣窗闲笔》则明确讲所谓的曹雪芹改书经过，引用数段如下：
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
《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本未能画一耳。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而伟元臆见，谓世间当必有全本者在，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矣。……四十回中似此恶劣者多不胜指，余偶摘一二则论之而已。且其中又无若前八十四中佳趣，令人爱不释手处。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乃用之滥竽于雪芹原书，苦哉！苦哉！
《后红楼梦》书后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此书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雅俗共赏，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莫不依傍此书创始之善也。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本欲删改百二十回一部，不意书未告成而人逝矣。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接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盖雪芹于后四十回虽久蓄志全成，甫立纲领，当未行文，时不待人矣。
《枣窗闲笔》作者反复抨击程伟元、高鹗续写后四十回之粗制滥造，并称曾见过《红楼梦》原抄本，已带后四十回目录。
该书作者又听闻传世之《红楼梦》为曹雪芹根据另有人所著的一本叫《风月宝鉴》或《石头记》的书所修改增删而成，这又与小说第一回的说法基本一致。即便如此，曹雪芹能不能成为小说的作者、或在小说上有没有资格加入署名权，取决于他对《石头记》或《风月宝鉴》的改动力度。
接着上文说到苕溪渔隐《痴人说梦》处继续讨论，我们可知当时流传的《石头记》与《红楼梦》的差别仅在于第六十三回“芳官改名”这一节的存在与否及其它一些极细微的文字出入。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所谓的曹雪芹写《红楼梦》只是一个幌子，是以“曹雪芹”创作的名义有人拿给像墨香、永忠那些满洲人看的略微删节本。
《枣窗闲笔》是一本专门讨论《红楼梦》及其续作的书，其对《红楼梦》及曹雪芹之事多凭传闻，本身不足采信。但是作者本身写书的态度是无可厚非的，其写作目的确实是想表达对小说及各种续本，还有《镜花缘》小说的看法――作者一定是一位小说爱好者。由于他用心搜罗一些东西，而且又身处那个时代，因而有些记载与评论还是值得我们现在参考的。
我们还注意到，该书作者又是清代唯一看到脂砚斋评语本并留下记录的人。但是称脂砚斋为曹雪芹的叔父，犹如小说批语中称曹雪芹还有个弟弟叫棠村，显然与考证派所找出的曹雪芹身世不相吻合。假如曹雪芹确为曹寅的孙子，又是曹顒的遗腹子，他的叔叔曹頫是不可能见到他写小说的，再说遗腹子怎么可能有弟弟呢？曹雪芹真实身份之迷惑，《枣窗闲笔》记载之不经，均由此能窥一斑。

前文已指出《枣窗闲笔》的作者假托满洲人裕瑞所著，清朝中后期的文人为了躲避文祸，将著作权尽量往满洲人尤其是宗室或汉军、包衣身上靠的现象也由此可见一斑。
嘉庆年间的陈镛提供了小说流传的另一条线索，虽无确证，但言之凿凿，也并不显荒诞不经，值得参考：
然《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钉，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
陈氏虽提出小说为康熙年间某常州人所作的传闻，他也并未肯定有此事。他指出1789年小说抄本才从达官显贵之家（“苏大司寇”指刑部尚书他他拉·苏凌阿）流入民间，遂有像程伟元那样的书商改造出版，获取利润。这个过程，由于年代较近，且陈氏言论比较谨严、客观，当属可信。这与吴云于1810年所记“二十年来，士大夫几于家有《红楼梦》一书”相吻合，也与程伟元于1791年开雕小说印本的记载相吻合。
如前所述，程伟元开雕小说的地址应当在苏州，但是他不敢在当地发行，故自称“京版”，以在京城出售为主。所以，毛庆臻记载说：“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
郝懿行则载：“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今二十余（年）来，此本亦无矣。”可见，到了嘉庆后期，由于某种原因家藏之刻版《红楼梦》皆被纷纷销毁或者深藏不露了，程本所掀起的《红楼梦》热退潮了。

其实小说肯定在乾隆年间被人上下其手了的，修改小说的目的是为了把一部禁书推向市场――背后的推手不外乎两种目的，第一是不想让这样一本好的小说湮没于世；第二当然是追求售书的利润。这种书写小说来历的方法是有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所定下的“万全之策”：首先把小说的来由神化、悬空；其次加进一系列的题书人和修改者，使当局的搜查火力难以瞄准某一具体的人；第三暗示参与加工的人包括曲阜的孔家人以及旗人的后代，孔家的人当局不好深究（孔尚任写《桃花扇》就是前例），而旗人又不太可能反清。纵使当局要抓也只可能抓住这个孤苦伶仃且已不在人世的寒士曹雪芹。所以小说正文仅说曹雪芹是最后的一位修订者，而通过大量加入批语又暗示他是真正的作者，这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这是有人在背后欺负他、嫁祸他。但不写作者行不行呢？很明显在一片空白状态下，当局会更容易发现小说文本中的猫腻，乃至通过定罪抓住小说的始作俑者。写曹雪芹是作者等于给小说的大方向定了性，只会让当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最后不了了之。即使今天，很多研究者也不能正确解释曹雪芹为什么会在小说中高声反满，也只好回避这个问题。足见添加这些文字的主谋是很聪明的。
在小说“明清鼎革”、“反清”、“吴伟业著作”等证据很明确的情况下，所有关于“曹雪芹”的信息都是十足的烟幕弹。一部连真事都要隐去的小说，怎么可能会直接暴露作者？这是起码的逻辑。
满洲诸公所看到的《红楼梦》多半就是删除了第六十三回明目张胆骂满的一节等处的《石头记》。但是敏感的满洲贵族未必不能从小说其它文字嗅到某种“碍语”的气味，所以除了上文所引弘旿的批语，还有很多的记载表明满洲诸公历来视小说为肉中刺、眼中钉，如邓狂言在《红楼梦释真》中指“官文、胡林翼尤为切痛，一则云‘骂满人太甚’，其本旨也。”等等。由于小说的存在让部分满清公卿心里一直很不爽，乃至到了同治年间以“淫秽”的罪名将之列为禁书。

这里梁恭辰[url]http://[1][/url]笔记体文集《北东园笔录四编》中的“红楼梦”一篇历来引人注意：
《红楼梦》一书，诲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后，其书始出，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宝玉乱其绪，以开卷之秦氏为入情之始，以卷终之小青为点睛之笔。摹写柔情，婉娈万状，启人淫窦，导人邪机……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尝语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出，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叹欷嘘，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若果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淫佚将由恶终者哉。我做安徽学政时，曾经出示严禁，而力量不能及远，徒唤奈何。有一庠士颇擅才笔，私撰《红楼梦节要》一书，已付书坊剞劂，经我访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时观听颇为肃然。惜他处无有仿而行之者。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诚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则与我有同心矣。此书全部中无一人是真的，惟属笔之曹雪芹实有其人，然以老贡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url]http://[2][/url]，身后萧条，更无人稍为矜恤。则未必非编造**之显报矣。”
玉麟（1766-1833）、那彦成（1763-1833），都是满洲上层中有一定学问的人，他们对小说的反清色彩而咬牙切齿，并非神经过敏。显然他们未能看到带有“芳官改名”一节的《石头记》本，所以一时难以抓到真凭实据来上奏禁行。
这里看出玉麟对曹雪芹的来头有所考据，指出他一则实有其人；二则是老贡生；三则绝后。我想所有有关曹雪芹的记载，玉麟说是最可信的（因为他有学识、有权力，也有动机深究小说来源），也隐约与二敦、张宜泉的记载相呼应。既然下场如此凄惨，有人抓住这个可能是汉军身份（按传统认为他是曹寅后人的话，更是包衣身份）的落魄文人来作创作小说的替罪羊，显然是经过周密考虑了的――因为他已经无可追究，而且几乎没有反满的可能；如果再造出他是曹寅后人的传闻，将小说与曹家兴衰联系起来，风险会进一步缩小。

这里另要指出的是，根据高鹗的诗歌如《灯下阅卷作呈那绎堂诸同年》等，可知高鹗与那彦成是同年，且有一定的交情。两位有这种关系的文人，一个续写《红楼梦》，一个对写《红楼梦》者欲兴师问罪，不得不再次让人疑惑。高鹗是汉军，一般来说立场会偏满洲一方些，他是否真的参与续写《红楼梦》，还是又一次被冠名，这又是一个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问题。
同治年间的江顺怡则极力脱解小说反清的问题，他说：
又有满洲巨公谓《红楼梦》为毁谤旗人之书,亟欲焚其版,余不觉哑然失笑。……《红楼》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所谓有甚于画眉者，其所谓毁！其所谓毁！
综观江氏《读红楼梦杂记》全篇，其实是颇有见地的，他何尝不知道小说立意之深？他这里之所以要极力脱解，恐怕只是爱《红楼梦》眷眷，不忍小说被当局焚版而已。
清人虽多称小说为曹雪芹所著，但是认为他是在写江宁织造曹氏家事者却少，反倒认为是写顺、康之间满洲重臣纳兰明珠家事者居多。因为清人比近现代人更明白，书中所描写的王公贵族门庭之深、排场之大，不是曹家这种较低级官僚所堪享有的。
如许叶芬在《红楼梦辨》中称：
《红楼梦》一书，为大学士明珠故事，曹雪芹原本只八十回，以下则高兰墅先生所补也。
道光年间的张维屏则指贾宝玉的原型是明珠相国的公子纳兰性德。
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中则说“《红楼梦》包罗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
《红楼梦》一书，说者极多，
要无能窥其宏旨者。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记载私家故实，谓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见耳。
王国维（1877-1927）在《红楼梦评论》中则指出：
然则《饮水集》[url]http://[1][/url]与《红楼梦》之间稍有文字之关系，世人以宝玉为即纳兰侍卫者，殆由于此。然诗人与小说家之用语其偶合者固不少，苟执此例以求《红楼梦》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傅合者断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遍考各书，未见曹雪芹何名）与作书之年月，其为读此书者所当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为尤要，顾无一人为之考证者，此则大不可解者也……如谓书中种种境遇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王国维先生讽刺世人用生搬硬套的方法解读《红楼梦》的比方不可谓不精妙。由此我们应该被点悟出，很多人其实都上了乾隆年间改编者的当。

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认为小说是影射顺治与董鄂妃之事，他又认为董鄂妃就是冒襄的爱姬董小宛。所以他强调读小说要与吴梅村集、王渔洋（王士禛）集、余怀的《板桥杂记》等相参看。倘若诚如他所说，董小宛后来变成了董鄂妃，那么这个悲欢离合的感情大戏必然比吴伟业所写吴三桂与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更离奇曲折，更关乎兴亡。王梦阮虽说找到一些感觉，但是毕竟言之不确。兹引其文部分片段如下：
书中开口便言，当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识见，皆出我之上；又言闺阁中历历有人，又言亦可使闺阁昭传；又言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又言半世亲见亲闻这几个女子。可见作者用心全为当日异样诸女子作传……无此诸女子，便无此情僧，亦无此种族兴亡之世界。作者于此，有惊奇、有隐痛，故专重诸女子立言；为毁为誉，殆有不能自定者。固亦伤心之作也。
是书成于悼红轩中，曹雪芹先生增删五次，此书中所明言者。雪芹为世家子，其成书当在乾、嘉时代（书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时事，在嘉庆时所作可知。）于明季清初诸女子，事隔百有余年，断难亲闻亲见。意者此书但经雪芹修改，当初创造，另自有人。开卷第一回前半所言，乃初创者一篇自叙，事系亲闻亲见，故有味乎其言之。揣其成书，亦当在康熙中叶。必及见圣祖一朝之盛，乃云兰桂齐芳。当顺、康之时，入关未久，天下文纲尚不甚密，是书原本，当不免有直率疎漏处。至乾隆朝，事多忌讳，档案类多修改。（闻内阁尚有未经改之档案，光绪中人犹见之。）《红楼》一书，内廷索阅，将为禁本，雪芹先生势不得已，乃为一再修订，俾愈隐而愈不失其真。雪芹为《红楼》功臣，绘像当凌烟第一。然亦必当初原本，结构不凡，后来人乃肯为尽力。考史事者，不可不于马迁二十余人外为别龛，以祀两君也。
王梦阮的意思，是小说作于清初的顺、康之间，原本为曹雪芹所得；由于乾隆时文字狱风盛，朝廷知道有这本小说存在，于是找曹雪芹索取，曹雪芹无奈之际只得亲自改小说以避祸。王梦阮在肯定曹雪芹的贡献的同时，强调了小说底本本身就是不凡之作，否则曹雪芹还真不好下手改书。他还指出，小说在嘉庆年间还被改动过一次。我认为，严格的说应该指乾隆末期的改动，典型的就是第七回周瑞家的透过玻璃窗看见李纨在睡觉，大户人家大范围装玻璃窗应该是十八世纪晚期的事情，这一段见于程本、庚辰本，其余本皆无（参见第88章）。
王梦阮所论恐怕也是基于听闻与自己的猜测。他的索隐比周春有所进步的是他看出了小说中流露的“种族兴亡”之感，他能从作者的大感情着手去索隐，因而他虽没明言底本作者是谁，我们也能看出他倾向于指吴伟业、王士禛等人。他对曹雪芹与小说的关系的猜测也比较靠谱。曹雪芹是否曾持有底本而改小说，抑或他人改小说托名于曹雪芹，目前均无实证。理论上后者更合情理，因为小说既然如此敏感，曹雪芹疯了才会把自己名字反复写进书里。

邓狂言《红楼梦释真》中所表达的感觉与上类似，并首次指出小说早期稿本由吴伟业等人完成。不过，邓氏认为小说是在写吴三桂与陈圆圆之事。
至于民初弁山樵子言小说是曹雪芹写袁枚故事，堪称是研究《红楼梦》最荒唐的言论。但是这种论调也说明一个问题：清人无论将小说内容索隐到谁的身上，多半要和曹雪芹扯上关系。可见“曹雪芹”只是作者或者改编者的一个代号而已。古人谈论小说、文章，不谈作者就没有分量，但是在清代信息断层又加文字狱的特殊背景下，当时人难以知道，知道了也不敢直说作者的真名，“吴玉峰”之名独在甲戌本一闪而过就能说明问题。
其实不仅《红楼梦》内有“曹雪芹”三个字，譬如成书于乾隆末期的《后红楼梦》之类的续本也托曹雪芹之名创作，凡例中自称“是书系曹雪芹原稿”云云。以下为《后红楼梦》中开篇的部分文字：
书中假假真真，寓言不少，无论贾宝玉本非真名，即黛玉、宝钗亦多借影，其余自元春、贾母以下一概可知。至全书以宝玉、黛玉为主，转将两人拆开，令人怨恨万端。正如地缺天倾，女娲难补。正是宝玉主意，央及曹雪芹编此奇文，压倒古来情史，顺便回护了自己逃走一节，不得已将两个拐骗的僧道也说做仙佛一流。岂知他两个作合成双，夫荣妻贵，宝钗反做其次。直到曹雪芹全书脱稿，宝钗评论起来说：“你两人享尽荣华，反使千秋万古之人为你两人伤心坠泪，于心何安！”于是宝玉再请曹雪芹另编出《后红楼梦》，将死生离合一段真情，一字字直叙。
雪芹亦义不容辞，此《后红楼梦》之所为续编也。雪芹应承了宝玉，回到书房。是夜梦游至一所天宫，一字儿排着，一边是离恨天，一边是补恨天，都有玉榜金字。便有使女引他进去。
所谓“真真假假”，宝玉固然不是真名，《后红楼梦》作者这里不是说废话，而是提示曹雪芹也不是真名。无论小说中出现的作者名，还是加批者的署名，我以为都不可当真，从《后红楼梦》就可见一斑。
与一代文坛宗主吴伟业的身份相反，曹雪芹的存在痕迹虽见诸一些旗人的文学作品记载，但在当时也实在是算名不见经传，一无功名，二无可信的其它作品传世，三无广泛的交友圈，第四，连身世也成谜（曹家档案中查无此人）。所以即使同时代的永忠也说“同时不相识”。贤达早就看出小说乃大家手笔，可我们却一直在疑惑曹雪芹为什么连一首完整的诗章都没有被人传诵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