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云“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男不看西游，女不看红楼”。我青少年时代痴迷于《三国演义》之忠义肝胆、叱咤风云。三十岁之后才开始读《红楼梦》，是有感于世事变幻无常，人的一生终究值得珍贵的东西只有自己的节操。
当第一回中疯癫的道人唱完“好了歌”，甄士隐此时已是心如看客，笑着和唱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第二回贾雨村在荒郊野外见破庙与老僧，对联上写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第五回《红楼梦曲》终以“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尾……里面的人生百味，非一定阅历难以体会。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小说里面有一句诗“月浦空余禾黍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包含有名的典故“禾黍之悲”吗？难怪我读小说总觉得里面流露一种兴亡之感！大者如国家兴亡，小者如人生悲欢。我想，只有在国运兴衰中，人的命运才显得特别坎坷无常吧。
以后我就留心小说所自然流露的时代背景等东西，尤其注意是否隐藏什么历史事件。多年来我对第五回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回味得比较多，自然有所领悟。
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一处有意思的证据，就是在宝蟾这个人物的陪衬下，夏金桂“桂花夏（谐音‘下’）家”只可能指“吴（刚）家”。我在想作者是不是有意将夏金桂影射为吴三桂呢？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是肯定的。因而，我的思维终于打开一个关键性的缺口，而且觉得有必要对小说全文进行通篇再认识。
经过几年努力，终于写成本书。文史本非我的专业，我从事某专业技术多年，只是一位普通的文史业余爱好者。所以，着手撰写本书的初衷只是因为我认为当初确有特殊发现，而且企图尝试将我技术专业的思维模式试着运用到人文研究领域中来。
总的来说，小说底本作者锁定为吴伟业的证据非常系统，非常确切。而从内容中通过芳官改名来辱骂清廷，通过林四娘来表露反清吊明，通过用夏金桂影射吴三桂这几个事实来看，小说成书于清初更毋庸置疑，作者想通过小说来反映一代兴亡的动机也毋庸置疑。
由于多种原因，本书内容肯定还存在着大量的缺陷，所以还诚望读者能看到书中的闪光点。我相信因为某些偶然发现，而翻开了《红楼梦》研究新的一章。另外本书还挖掘出一些比较少见的史料，让人以别致的角度来解读明清兴替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即使读者不赞同本书对小说的解读也没关系，尽可当成一本另类史书来阅读也不无趣味。
闲石 谨识于湖南长沙

前排留名

输出内容不合法，是怎么回事？

（中间省去一千多字，不知道是哪个词不合法）

2 故明风流忆纷纷
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
――赵鼎《鹧鸪天》
吴伟业在《王奉常烟客[url]http://[1][/url]七十序》一文中称生于1592年（万历二十年）的王时敏是出生在盛世，而自己出生在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则接近末世了，所以很多盛况自己没有看到：“余生也晚，奉常筮仕，犹及见先朝之郅隆，而余已駸駸乎末造，时就奉常，以访吾所不逮。”在此文的后文中，吴伟业称大明的全盛期是嘉靖、隆庆年间[url]http://[2][/url]。诚哉斯言，因为仅凭一件史实就可见一斑――明朝本来唯一的大敌就是蒙古，经隆庆和议，蒙古与内地的关系彻底和解，并奠定了漠南蒙古诸部今后内附于中原的政治基础；而且在隆庆年间骚扰东南沿海多年的倭寇也已荡平。所以经一代明君隆庆帝大治，只能用“天下无事”，“海内升平”来形容当时的局面了，他交给他的儿子万历帝一个非常好的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万历中后期。动摇国家全盛局面的本源就是国本之争（详见第152、295页）。这也就是吴伟业提到的1592年与1609年的差别。
在《吴母徐太夫人七十序》文中吴伟业具体解释了他对盛世的理解：“（虚台公）繇都给事中抗疏争国本为名世。盖神宗皇帝以忠孝福泽养天下士大夫敢言之气。太夫人亲见其舅若父居要津，持物望，道重于朝廷，身安于畎亩，从容俯仰，受国恩而娱乐晩节，此余所谓极盛之世，盖幸而遇焉者也。”他所解释的“极盛”、“全盛”必须包含皇帝对不同意见的宽容。
晚明的中国，风起云涌，绚烂多姿。社会迸发出挣脱传统的激情，又表现出孕育新生命的阵痛。开明的文人士大夫，为完成这一转变，热衷于哲学、科技、艺术和政治等各方面的探索，并积极主张接纳域外的先进文化成分，在中华文明史上掀起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新大潮。
明代嘉靖之后诸多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不朽，如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药学家李时珍，医学家张介宾（景岳），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书画家徐渭、陈洪绶、董其昌，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等。
在世俗世界，更多的公子、士人热衷于探索新的生活方式：或游山玩水，或眠花宿柳，或焚香煮茗，或燕集唱酬，或狷狂不经……多样化的生活方式的背后其实加剧了贪婪与倾轧。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绚烂时刻却是夜幕即将来临，眼前这一切美好只是斜阳下最后一道美丽的风景。
陈宝良指出：“通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努力，无疑已经显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最具‘活力’（vitality）和‘多样性’（diversity）的时代”[url]http://[3][/url]，这也是事实。不过详尽论证中晚明的活力与多样性并非本书的重点，何况学界研究这方面的纸卷也早已汗牛充栋，所以我将只会提到与小说关联性较强的几个重要背景。

如前所述，明朝中晚期方方面面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是从哲学思想领域发生的，王守仁（阳明）、李贽（卓吾）等人推动了新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到明末清初，黄宗羲（梨洲）、顾炎武（亭林）、王夫之（船山）和朱之瑜（舜水）等人结合民族思想又给新思潮带来重大补充。明朝中叶以来的哲学思想盛况是继先秦以来中国的第二波高潮，其深度与高度其实已超越先秦，开启了中国社会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一样的近代化进程。
如李贽宣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击世上的道学家，又进一步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夺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原是要紧之事，亦原是最难之事。”此番高论在《红楼梦》小说中也可谓贯彻得淋漓尽致。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日渐繁荣，东南地区形成了市民社会崛起的局面，新的生产关系在对外贸易、东西交流的刺激下正在生根发芽。重商主义在社会上日渐抬头，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道同，其尽心焉一也……”李贽更是公然为提高商人阶层社会地位鼓与呼：“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明末张溥等人立复社，暗中扶助周延儒等出相，打算通过在朝中安插党羽来实现其重商主义的政治抱负。当时还出现呈现出“士商相混”、“士商结交”的社会风气[url]http://[1][/url]。
实际上小说中文人官僚贾雨村与商人冷子兴一壶浊酒喜相逢，称兄道弟，把酒言欢等情景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背景。更有趣的是，像程日兴这样的人在小说中既是贾政的门客，又是古董行的商人，还是一位擅长画美人的画师，可见当时某些人社会身份的模糊与跨越。

小说还有诸多细节让我们确证作者是明朝过来人。
如第二回贾雨村说：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这些人物被作者分为两组，一组是前代人，另一组是近日人。我们可以看出前代人都是明朝以前的人，近日人都是明朝的人（倪云林生于元朝，死于明朝）。可见作者此时是站在明朝的时间点写小说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一个明朝过来人在清朝立国之初习惯上还是用明朝的视野回顾历史。
第三回，有的版本回目是“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这个回目是错误的（该回有多种版本的回目，在此不细表）。小说中，金陵是一个省，不是一座城。如第二回说甄家老爷是“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幻境，看到的十二钗册子也是本省籍（金陵省）的册子；第三回下文还有“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这样的标示，可以看出应天府隶属于金陵省。应天府是明朝南都的正式名称，习称“南京”，小说中出现“应天府”字样三处，出现“南京”字样共十处。相应的北都是顺天府，习称“北京”，在小说中被称为“长安”、“长安大都”，此乃明清文人笔下惯称，非小说特有。明朝设南北二都，[url]http://分别叫应天府与顺天府[/url]，其周边相当于省级行政区的中央直辖区域分别叫南直隶与北直隶。1645年清兵攻占应天府以后，改南直隶为江南省，改应天府为江宁府（第十三回在贾蓉的履历中出现了“江南江宁府”字样），废除了应天府国都的地位。1661年（顺治十八年）江南省又被一分为二，1667年（康熙六年）新设立的两省被命名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应天府”这个名称本来就包含国都的意思，在清朝是不能随便称“应天府”、“南京”等称呼的。
综上所述，从地名称呼“应天府”“南京”来看，作者是一个明朝人或者明朝过来人。至于小说中出现“江南江宁府”字样则属于清朝早期的特征，也不排除为后人所改，因为只独见此一处。即使这样，也可以表明小说这一处写于1667年苏、徽两省正式分家之前。

我们再分析下为什么贾家分为宁国府、荣国府。小说中宁国府或称东府，荣国府或称西府的，又是为什么？
原来宁、荣二祖是分别影射明太祖、明成祖的，明人也称他们为二祖，如瞿式耜《浩气吟》有“二祖江山人尽掷”句。因为明太祖在南京建立了基业，到了成祖手里又迁都北京，但又没有废弃南京首都的地位，形成了明朝南北两京的特有政治格局。明代大多数时期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是北京，南京只是陪都而已。所以小说第二回明确提到贾府在南京有于北京规制相同的旧宅。
不过明太祖陵即孝陵在南京。这样，我们就能迅速领会为什么小说的主要故事发生地以及最高权威都在荣国府，但为什么宗祠却在宁国府。
由于长江在九江到仪征段呈西南-东北走向，所以自古东南地区又称江东。所以作者又暗示宁国府为东府，相对来说荣国府就是西府了。
第七十四回“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一句似乎也是在影射明朝南北二京的政治格局。因为当时南京有着和北京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央行政班子，如内阁、六部等，只是没有实权，属于备用性质的班子。只有北京的中央政权突然崩解，这个班子才开始自动接替，行使中央政府职权，就像现今某些国家副总统的那种性质。
具体来说，小说用西府来影射北京崇祯政权，东府来影射南京弘光政权。至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则是指凤姐所影射的对象从崇祯朝的杨嗣昌转向影射弘光朝的阮大铖。详见后文分析。

又如第四十二回：
王太医便不敢抬头，忙上来请了安。贾母见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医了，也便含笑问：“供奉好？”因问贾珍：“这位供奉贵姓？”贾珍等忙回：“姓王。”贾母道：“当日太医院正堂王君效，好脉息。”王太医忙躬身低头，含笑回说：“那是晚晚生家叔祖。”贾母听了，笑道：“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
据考证[url]http://[1][/url]，明代的太医往往也是世袭的，所以也是单独占籍。小说的这一处细节应证了此点。
第七十九回，孙绍祖“现袭指挥之职”，可能肯定他所担任的是一个明朝的武职。因为历代多有“指挥使”这一武职，只有明朝各卫所设指挥使可以世袭。
第七十八回：
宝玉笑道：“不但不丢丑，倒拐了许多东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们从二门上小厮手内接了东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见扇子三把，扇坠三个，笔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绦环三个。宝玉说道：“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杨侍郎送的，这是李员外送的，每人一分。”说着又向怀中取出一个旃檀香小护身佛来，说：“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
“国公”指一等公爵，爵位低于郡王，见于明朝及明朝以前的一些朝代。清朝公爵分一至三等，超品，只加美号，不加国号、邑号，如忠勇一等公。所以“庆国公”这种称呼虽然是虚拟的，但是具有典型的明朝特色。而“荣国公”“宁国公”本身就是国公称号。“（李）员外”这样的称呼也仅见于明朝，《水浒》中称呼卢俊义为“卢员外”其实是富有明朝特色的，因为只有明朝富人可以向官府捐钱获得一个员外的称号。清代小说中也有员外称呼，多说的是以明朝为背景的故事。
第七回，凤姐说：“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明朝多以地名为爵号，且各等爵位多外封在全国各地。小说此处已暗示是让江南的甄家给捎带人情过去，显然临安伯的居所在离南京较近的地方（临安一般指杭州一带），在“长安大都”之外。清朝各等封爵者多为满、蒙之人，同上面说的公爵一样不加国号、邑号，府第仅限于建在北京和沈阳。显然“临安伯”不仅爵名加邑号，而且确确实实被分封到外邑，比“庆国公”流露出更强烈的明朝政治特征。
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集结诗社的风气，这是明末文人社会的一大特征。尽管延续到清初，但很快因为对满清的统治存在威胁被全面禁止了，在清朝的雍正、乾隆年间是不可能听闻有什么诗社的。
据《研堂见闻杂录》：
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搢绅蹑屐问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至康熙初年，朝廷以法律驭下，严行禁革，此风遂改。于是不称同盟而称同学矣。
这里不仅仅是结社的问题了，请看小说中第六十七回有这么一句：
那人道：“还有谁，就是贾府上的琏二爷和大爷的盟弟柳二爷。”
《研堂见闻杂录》透露康熙初年之后“盟弟”这个说法已不存在了，但是小说中偏偏“盟弟”出现，足以证明小说创作于顺治时期。

3 峨冠临江伤春暮
细把君诗说。怅馀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千尺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辛弃疾《贺新郎》
《红楼梦》中的人物基本穿的是明朝服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第一回“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此人便是贾雨村；又如第三回贾宝玉出场时的穿戴，详见后文；第六回描写贾蓉是“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第十五回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系着碧玉红鞓带”；第五十三回“宁荣二祖遗像，皆是披蟒腰玉”等等。
或许有人会说：小说既然假托一个虚拟的朝代，其中人物的穿戴以明朝为蓝本也未尝不可。但下面几个细节表明这个论点未必成立。
在第七十八回有一段描写服饰的笔法显得很自然：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这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麝月道：“我们去了就来。两个人手里都有东西，倒向摆执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宝，一个捧着冠袍带履，成个什么样子。”宝玉听见，正中心怀，便让他两个去了。
这里透露的信息：
第一是贾宝玉已成年，早行了冠礼，其实第三回出场的贾宝玉就是一位峨冠博带的小青年了，后文有分析；
第二小丫鬟手中捧着“冠”“袍”“带”“履”四样东西都是非清朝的服饰；
第三，这里的服饰“松花色”“大红色”都是明朝服饰常见的颜色。
第四，“靛青的头”是指一头乌发，显然没有剃头。
第三十三回“贾环忙上前拉住贾政的袍襟”，这个细节表明贾政穿的是一件袍子。宽袍、大袖、右衽是古代汉人服饰特征，清朝男人不穿明代的那种大袍子，多穿褂子，对襟、窄袖。

明清两朝的服饰变化对比可见于当时经历者所撰的多种文献，以《研堂见闻杂录》为例，可以看出入清以后当局是如何强制平民改变衣冠的：
士在明朝，多方巾大袖，雍容儒雅。至本朝定鼎，乱离之后，士多戴平头小帽，以自晦匿。而功令严敕，方巾为世大禁，士遂无平顶帽者。虽巨绅孝廉，出与齐民无二。间有惜饩羊遗意，私居偶戴方巾，一夫窥瞷，惨祸立发。琴川二子，于按公行香日，方巾杂众中，按公瞥见，即杖之数十。题疏上闻，将二士枭斩于市。又其初，士皆大袖翩翩，既而严革禁，短衫窄袖，一如武装。间有乡愚不知法律，偶入城市，乃服其衣，蹩躠行道中，无不褫衣陵逼，赤身露归，即为厚幸。后幸禁少弛。
第六十七回，凤姐密讯兴儿，“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注意这小厮头顶戴着“帽子”，而且是抓下来的，可见是一顶软帽。清朝的官员都是戴斗笠，平民必须露顶。我们平日从戏剧中可以看到，倒是明朝的小厮一般是戴一顶歪歪斜斜的软帽子的。
说到帽子，第九回有“吓的李贵忙双膝跪下，摘了帽子，碰头有声”；第二十九回还有：“贾珍站在阶矶上，因问‘管家在那里？’……登时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来”。可见当时贾府的下人都是戴一顶帽子的，与清朝时只有官吏才可以戴一顶斗笠（簟）的现象显然有区别。
第六十八回都察院派出“青衣”去贾府传旺儿。“青衣”是什么身份？先看叶梦珠（1623-1690？）《阅世编》中的一段：
（明朝）捕快则小帽青衣，加红布背甲于外，腰束青丝织带。舆隶之属，则戴毡笠上插鹭尾，威仪秩秩矣……此余所及见前朝冠服之制也。
本朝于顺治二年五月，克定江南时，郡邑长吏，犹循前朝之旧，仍服纱帽圆领，升堂视事，士子公服、便服，皆如旧式。惟营兵则变服满装，武弁临戎亦然，平居接客则否。故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发顶亦大，无辫发者但小帽改用尖顶，士流亦间从之。至三年丙戌春暮，招抚内院大学士亨九洪公承畴刊示严禁云：岂有现为大清臣子而敢故违君父之命，放肆藐玩，莫此为甚！于是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簟，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州之制。然而细缎织锦，僭及龙衮，遍身刺绣，或施鸾凤，夸多斗靡，竞为华丽，上下无章，公私无别，草昧之初，莫知禁令也。
钱谦益《西湖杂感》其十九“青衣苦效侏离语，红粉欣看回鹘人”，是说衙门的差役开始苦学满洲语，红粉佳人则被迫被异族人凌辱。可见“青衣”是明朝人对差役的习称，到了清朝这种称呼逐渐不再有。
明朝人写《水浒》、《金瓶梅》假托宋朝之事，实际上都是写的明朝的生活场景，穿戴、称谓都是从作者当时。《红楼梦》中一些活生生的穿戴细节，不是作者所亲历能够表现出来的话，那是很难想象的。
今天见到的各抄本第六十七回文字差异甚巨。但以上细节也表明，程本、蒙府本所采用的第六十七回版本为原本，戚序本等出现“顶带”一词，应该是清朝某人改本。

以上谈论的都是生活现象，足以证明小说的时代特征。小说又流露一些思想倾向，更让我们从骨子里明白作者从何而来。
前一章提到中晚明的王守仁、李贽等贤哲力图冲破传统的社会思想藩篱，在整个当时社会引起不小的骚动，追随者甚众。据不完全统计，仅李贽的粉丝就包括袁中道、袁宏道、焦宏、汤显祖……沈德符、钱谦益等社会名流[url]http://[1][/url]。而小说所体现的一些社会政治观点，则正是呼应了李贽的主张。
第十九回袭人对宝玉进行批评与劝谏，提出三件要求：
宝玉忙笑道：“你说，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话未说完，急的袭人忙握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倒更说的狠了。”宝玉忙说道：“再不说这话了。”袭人道：“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宝玉道：“改了。再要说，你就拧嘴。还有什么？”
袭人道：“第二件，你真喜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你别只管批驳诮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在人前也好说嘴。他心里想着，我家代代念书，只从有了你，不承望你不喜读书，已经他心里又气又恼了。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宝玉笑道：“再不说了。那原是那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许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袭人既然早成了贾宝玉的“女人”，那“小两口”关起门来说的定是些要紧的话。所以小说中只要出现贾宝玉和袭人在一起絮絮叨叨、儿女情长，读者一定要多注意些，多半里面都是些“不可外传”的议题。要知道，作者胸中的愤懑多是借贾宝玉信口胡说出来的。
这里作者做了掩饰处理，三件事其实只有第二件事是紧要的。通过袭人之口娇嗔道来，读起来“犯上作乱”的气息又消减了不少。
这袭人有点味道，其实并不想宝玉成就功名（否则她的地位就悬了），但又不想让她心中的公公觉得她拖了宝玉的后腿。两全之策，就是劝宝玉假读书，十足的小女人心思。小说的妙处也正在这里。
后面都说了，贾宝玉向来把求取功名的人骂作禄蠹，又说除“明明德”（指《大学》，见下文）之外无书。到了第三十六回更离谱了：
或如宝钗辈有时见机导劝，（宝玉）反生起气来，只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众人见他如此疯颠，也都不向他说这些正经话了。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
“钓名沽誉”、“国贼禄鬼”是对“禄蠹”二字的正解，骂的是通过科举一味往上爬，毫无道德廉耻的伪君子们。这些人可以作三姓家奴、可以事明清两朝，可以事“贼”，还可以事“虏”，名利面前，把先圣之教通通抛诸脑后。所以作者深为不齿。至于宝玉焚书之举，是对李贽观点的延续。
在第三十二回中，贾宝玉不满别人谈论经济（指经邦济世）学问，体现对程朱理学的不满：
湘云笑道：“还是这个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见你成年家只在我们队里搅些什么！”宝玉听了道：“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在第七十三回中，贾宝玉更是痛骂：
更有时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此道，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作后人饵名钓禄之阶。
第七十八回又从贾政的角度幡然醒悟求取功名之路原来好像梦一场：
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们，各各亦皆如此，虽有深精举业的，也不曾发迹过一个，看来此亦贾门之数……。
以上信息似乎表明作者是一位科场屡试不第的失意者。其实不然，“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这是吴伟业晚年忏悔的名句，他早年科名春风得意，曾任明朝翰林院编修、左庶子。明亡后被迫屈节事清，北上在顺治朝任国子监祭酒，让天下仰望他的士子们大失所望，因而遭到时人的非议。此事让他始终难以释怀，在悔恨和苦闷中走完余生，因而写下这首《自叹》。
他的心迹更往前推，见他给长子吴暻的遗书《与子暻疏》，里面说他早在崇祯朝为官时就历尽官场斗争的险恶，即使被不断升官，仍“绝意仕进”，当他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甲申国变发生了。吴伟业一生出仕崇祯、弘光、顺治三朝，三次找借口请归，说明他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家乡之情、父母之亲和田园之趣，并非有政治野心的人。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小说中贾宝玉为什么这么反科举，贾政为什么最终会醒悟了。
吴伟业生于明末的江南富庶繁华、人文鼎盛之地，时代与地理特征让他不可避免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细思小说中对科道的攻击，以及对《大学》“明明德”的高度肯定，原来是来源于李贽力推的对“大学明德”新见解。

李贽（李卓吾）是王守仁（王阳明）之后极重要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实践者。他与王阳明的关系相当于孔子和孟子的关系。在传承发扬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同时，提出了系列更加反叛传统儒家思想的主张。比如他认为人的私心天然存在，无法泯灭，所以他曾反驳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反功利主义思想，更猛烈抨击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性主张，主张充分利用人性之私来更好组织社会秩序；他也反对盲从孔子，明确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把《大学》明德与《中庸》明道有机结合起来，把儒、释、道三教汇通，因为他认为三教其实追求共同目标，说法不一样而已。总而言之，他把自己归为一位儒者，以追求成为“圣人”为人的最高价值体现，具体操作层面有更偏向于黄老之术；经世问题上他主张推进商品流通和海外贸易，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儒者习武……
对《大学》[url]http://明德旨意的发挥是李贽思想体系[/url]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大学》是孔子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他用《焚书》、《续焚书》两本书集中对大学明德的含义进行解读。《大学》开篇即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据他的理解，为“明德为本，亲民在末”，这部儒家经典经他阐释充满着老庄之味。
为了读者更直接了解李贽的大学明德见解，兹举《焚书·答周若庄》全文如下：
明德本也，亲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乱而求未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则所厚者薄无所不薄，而谓所薄者厚，无是理也。故曰“未之有也”。今之谈者，乃舍明德而直言亲民，何哉？不几于舍本而图未，薄所厚而欲厚所薄乎！意者亲民即明德事耶！
吾之德既明，然后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当如是，非调亲民然后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谓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强人之所本无。
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则明明德之能事毕矣。由是而推其馀者以及于人，于以亲民，不亦易易乎！
故终篇更不言民如何亲，而但曰明德；更不言德如何明，而但曰止至善；不曰善如何止，而但曰知止；不曰止如何知，而直曰格物以致其知而已。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盖格物则自无物，无物则自无知。故既知所止，则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观《大学》如此详悉开示，无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赞之曰：“人能知止，则常寂而敞也，至静而无欲也，安安而不迁也，百虑而一致也。”今之谈者，切己自反，果能常寂而敞乎？至静而无欲乎？安固而不摇乎？百虑而致之一乎？是未可知耳。
奈之何遽以知止自许、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亲民之学也！然则颜子终身以好学称，曾子终身以守约名，而竟不敢言及亲民事者，果皆非邪，果皆偏而不全之学耶！
世固有终其身觅良师友、亲近善知识，而卒不得收宁止之功者，亦多有之，况未尝一日亲近善知识而遂以善知识自任，可乎！
李贽说他对《大学》的见解由于切中时弊，将为人所恨，他年必遭焚毁，因而他的这个集子取名《焚书》。小说中贾宝玉将除四书之外的书籍焚毁，其中的含义，我认为是体现作者对李贽的推崇。小说作者对四书，尤其是《大学》的偏爱，对“明明德”的强调，反映作者向来崇拜、师法卓吾之学。
小说中贾宝玉所看不起的“禄蠹”，也就是“国贼禄鬼”并不是泛泛而指那些把科场得意、功成名就当成人生目标的整个儒生群体，而应该是有具体所指的。吴伟业一生吃尽官场相互构陷、背后捅刀子的苦头，更看尽某些官僚丧失民族气节，背叛儒家最基本的义务，助纣为虐，导致山河破碎、生民涂炭。所以“禄蠹”当指这些坏事做尽的假道学。
话说回来，袭人暗示贾宝玉可以假读书，此乃假道学的虚伪之举，是王阳明、李卓吾最反对的这种人。贾宝玉若是阳明、卓吾的追随者，现在一时情痴不得以讨好袭人，将来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我们都看见了，贾宝玉为了心中反“经济学问”的理想，和很多人都翻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