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崇尚雅正和讲求词法的南宋中后期词坛
这里所谓南宋中后期词坛，是指从辛弃疾逝世的宁宗开禧三年（1207）到南宋彻底覆亡的帝昺祥兴二年（1279）这七十二年的时间。此前，在自“靖康”南渡至辛弃疾称雄词坛这七八十年间，士大夫精英人物作词时或心系故国，表达抗战恢复的愿望与激情，或感叹世变，抒写黍离麦秀之悲，以诗化、言志化的词体来负载慷慨豪壮的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思，这一创作倾向成了词的发展的主潮。但是，南宋词并未一直沿着这个主潮单线发展。 随着南宋偏安小王朝的没落和江南士气民心的低落，就在词坛上“歌词渐有稼轩风”的同时，北宋晚期浅斟低唱的典雅词风也在悄然地并且大规模地回潮，审美风尚发生了逆向的移变。这股“复雅”之风的持续吹动，结束了稼轩派一派独盛几十年的局面，促成了南宋中后期词派的衍变，使词坛呈现了一个众派并立的多元格局。稼轩词派虽仍继续存在和发展，但从全局来看，这一时期“复雅”诸词派和群体已经取代稼轩派而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词流，成为时代风尚和审美倾向的代表者。 “复雅”诸派尽管流派风格有所不同，但都崇尚雅正和讲究词法，这一点共同的时代特征将南宋中后期词坛与南渡词坛、南宋前期词坛明显地区别开来。这一时期词的流派比此前几个时期都多，尤其宋末元初之时，江南词社蜂起，众派林立，但大的、有广泛深远影响的词派是这么四个：姜张词派、学清真派、梦窗词派和作为稼轩派在特定时期和地区变种的宋末元初江西词派。这里我们略过小的词社和词派不提，仅对这四个大的词派简介如下：

1.清空骚雅的姜张词派。
由姜夔、张炎前后呼应所形成的姜张骚雅词派，是南宋词坛上除稼轩派之外阵容最强大、影响最深远的一个词派。在南宋中晚期，这个词派更是从者如云，其影响甚至远远超过了稼轩派。 姜张词派的创派大师姜夔，年龄大约比辛弃疾小十五岁，原是辛弃疾的崇拜者之一（他曾赞辛氏为“前身诸葛”），并曾有意仿效辛氏作词。所以清代词学家往往将辛、姜并称（如周济、刘熙载等），理由是“辛、姜气味相通”（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或“白石脱胎稼轩”（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 但是使得姜夔在词坛另外开宗立派、足以与辛弃疾并立而毫无愧色的，并不是他与辛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而是相异之处。这种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与曾经活跃于战场、叱咤于政坛的辛弃疾及其同派作家相比，姜夔只是一个纯粹的文人，而且是一个仕宦无路的江湖文人，他在科场失败之后，不得不以“野云孤飞”（张炎形容他的话）似的半隐居半游食的生活方式了其一生。 姜夔既未曾沦入社会下层，更广泛深入地接触一般民众的生活，也未曾跻身官宦阶层而参与军国大政，因而也无从滋生匡时济世的才略和在事功上有所建树，只成了一个飘荡于江湖山林而无所依归的清客式的人物。像他这样的人在文化审美创造上便不可能像李纲、岳飞、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事功型、英雄豪士型的作家那样发雄狮之吼、抒风云之怀，而只能“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翠楼吟》），表现这一阶层的文士特有的风神意态和喜怒悲欢。 由于这一点不同，姜夔所创立的“姜白石体”便与当时盛行的稼轩体有了大不相同的风格面貌，在词坛上竖起了一面新的旗帜。于是在他身后陆续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追随者——他们大多是江湖游士、山林隐逸，宋亡之后一些不愿出仕元朝的遗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形成了一个历时性的词派。关于姜夔本人及其词，本书第十讲还将详细评介，这里先将这个词派的重要成员作一番简单介绍。

（一）继承白石衣钵的张辑、赵以夫、柴望。 张辑（生卒年不详），字宗瑞，号庐山道人、东泽、东泽诗仙、东仙等，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父履信为当时著名诗人。张辑主要活动于宁宗、理宗二朝。一生未入仕途，优游山林江湖，终老布衣。他是姜夔的同乡晚辈，身世经历与布衣身份又复相似，遂为姜夔的崇拜者和学生。曾学诗法于姜夔，并作《白石小传》。他不但作诗学姜夔，作词也对姜夔亦步亦趋。 其词集名《东泽绮语债》，存词四十一首，其中多处套用姜夔词的语句，显露出模仿的痕迹，不过也颇有既得白石精髓又具自家面貌的佳词，比如《月上瓜洲·寓〈乌夜啼〉·南徐多景楼作》、《疏帘淡月·寓〈桂枝香〉·秋思》等作就是。 赵以夫（1189-1256），字用父，号虚斋，郓城（今属山东）人，居长乐（今属福建）。为宋宗室。宁宗嘉定十年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进资政殿学士。有《虚斋乐府》二卷，存词六十七首。他终生为官，是名利场中人，而词风却趋向姜夔。善作长调，多为咏物及酬和之作，大多表现士大夫生活的闲雅清高的情致，偶尔也透露出对世道人生的某些复杂感受。其词有平浅直白之病，水平低于张辑，是学白石而大不及者。但其中也有能窥白石堂奥的清空雅洁之作，比如朱彝尊《词综》所录九首就是。 柴望（1212-1280），字仲山，号秋堂，又号归田，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理宗绍定、嘉熙间为太学上舍生。淳祐六年（1246）因上书忤贾似道而下府狱。景炎二年（1277），以布衣特旨授迪功郎、国史馆编校。宋亡不仕，自名宋逋臣，与其从弟随亨、元亨、元彪，称柴氏四隐，有名于时。有词集《凉州鼓吹》一卷。 柴望作词全以姜夔为依归，其《凉州鼓吹自序》推崇姜夔词“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视青楼歌、红窗曲万万”，因而自谓其词能够继承“白石衣钵”。由此可知柴望是南宋末年最自觉的一位姜派词人。他的《桂枝香》（今宵月色）等篇，就是富有姜派特色的佳作。

（二）姜派最佳传人和理论家张炎。
张炎（1248-1319后），字叔夏，号玉田，晚号乐笑翁，西秦（今陕西）人，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为南渡大将循王张俊六世孙。二十九岁时南宋灭亡，家产籍没，因而流浪各地，至以卖卜为生。四十三岁时北游大都，次年春后失意南归。晚年纵游于金陵、苏杭一带。卒于元延祐四年（1319）之后，年七十余，上距宋亡已经四十多年。他的曾祖张镃、父张枢均为精通音律、讲究词法、词风与姜夔相近的著名词人。因此他的家庭，既是累世簪缨，又有姜派词学渊源。 作为一个亡国遗民，张炎在长时间的流浪生涯中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寄情山水与其他自然之物，在清幽旷远的艺术境界的创造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解脱。因此，他继承姜夔的词法，不以激昂豪壮为美而以清刚疏宕为美；羡慕和仿效姜夔那“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文化行为模式，标榜和力追姜夔清空骚雅的词风，这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审美选择了。他的借写景咏物以抒发感情的名篇《高阳台·西湖春感》、《解连环·孤雁》、《南浦·春水》等，便都是堪为姜张词派典则的家喻户晓之作。 张炎不单是后期姜派的领袖人物，而且是这个词派的词艺词法的理论总结者。他在宋亡以后所写的《词源》一书，就是一部较系统的词学理论著作。宋末元初，讲论词法、探讨词艺之风很盛，张炎此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专论乐律，下卷兼论词法与词的批评。下卷的核心部分是姜派论词的如下三项标准：一、意趣高远，二、雅正，三、清空。由此可见张炎无愧为姜派的理论家。

（三）“得白石意度”的王沂孙等人。
王沂孙（生卒年不详），字圣与，又字咏道，有碧山、中仙、玉笥山人等别号，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工文词，广交游，尤与周密、张炎、唐珏、仇远等浙中遗民词人关系密切。宋亡前几年中，与周密在杭州、会稽等地多有交往。景炎三年（1278），在越中与李彭老、周密、唐珏、张炎、仇远等同赋《天香》、《齐天乐》等诸调，托意龙涎香、莲、蝉等物，以抒家国沦亡之悲。至元中，一度出任元朝的庆元路学正。晚年往来于杭州、会稽间，卒年大约六十来岁。张炎等曾有词悼之。 王沂孙主要以咏物词见长，在他存世的六十多首词中，咏物词几乎占了一半，其艺术成就和个人风格特征就主要体现在这些咏物词上。其代表作有：《齐天乐·蝉》、《眉妩·新月》、《水龙吟·落叶》、《庆宫春·水仙花》等。他之所以被公认为姜派苗裔，主要是因为这些咏物词最得姜夔真传，咏物而不留滞于物，能以凄冷清苦的物象和空灵蕴藉的意境表达自己特定的“托意”。 清人戈载《宋七家词选》论王沂孙与姜夔之间的流派渊源关系道：“白石之词，……能学之者惟中仙，其词运意高远，吐韵妍和；其气清，故无粘滞之音；其笔超，故有宕往之趣。是真白石之入室弟子也。”这就把碧山学白石所得都说全了。 除了以上诸人之外，南宋后期至宋末元初之际作词趋近姜夔之风的名家，尚有严仁（字次山，号樵溪，福建邵武人）、黄升（字叔旸，号花庵词客，福建晋江人）、仇远（字仁近，号山村，浙江杭州人）等人，这里就不一一具体介绍了。 2.南宋中后期的学清真派。 宋南渡后，沧桑巨变引起词风巨变，词人争学苏轼，极盛于北宋晚期的“周清真体”及其“大晟词派”几十年间暂告消歇。但随着偏安成为定局，征歌选舞、浅斟低唱重新成为时尚，以诗为词、悲歌慷慨不再为时俗所喜，而审音度律、讲求词法重新为世人所需，周邦彦自然就被作为最有号召力的祖师爷请了出来，以便复活他的传统，帮助人们推演出符合士大夫“典雅”标准的歌词创作新局面。
周邦彦词重新受到重视和效法，大约始于孝宗朝的中期。到宁宗朝，社会上搜集、刊刻周邦彦词集更是蔚然成风，连一些名公巨卿也加入了编辑、宣传周邦彦作品的队伍。如嘉泰年间（1201-1204）明州籍大官僚楼钥与周邦彦的曾孙周铸合作编成《清真先生文集》二十四卷，楼钥亲自作序，由明州太守陈杞予以刊行。南宋后期，各种版本、各种体例和用途的周邦彦词集竞相出现，刊刻周词竟成为时尚。 在这个举世好尚清真词的风气的熏染下，南宋中后期词坛学清真者日益增多，形成了与辛弃疾、姜白石两派鼎足而三的格局。这一派发展到宋末吴文英那里，已大变面目，成为一个丽密质实的新流派。吴文英留待下一小节单独介绍，这里先介绍一批专学清真而在主导风格上没有大变异的词人。

（一）“清真之苗裔”史达祖。
史达祖（生卒年不详），字邦卿，号梅溪，汴（今河南开封）人。曾在宰相韩侂胄府中为堂吏，韩对之极为倚重，奉行文字，拟帖撰旨，俱出其手。开禧元年（1205）随李壁出使金国，途经汴京及真定、定兴等地时，作词多首，抒写爱国之情和北伐统一之志。后韩侂胄北伐失败被杀，史达祖也受牵连，被送大理寺根究，受黥刑，贬逐而死。他曾与前辈词人张镃、姜夔及同辈词人高观国、卢祖皋等交往颇密，艺术上颇有相通之处。但他的词主要是学周邦彦，可视之为清真之苗裔。
张镃《题梅溪词》评梅溪词“端可以分镳清真，平睨方回”，就是说史达祖的词乃是周邦彦典雅词派的支脉，其成就足以与贺铸比肩。清人戈载《宋七家词选》更确定地说：“予尝谓梅溪乃清真之附庸，若仿张为作词家主客图，周为主，史为客，未始非定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谓：“梅溪全祖清真，高者几于具体而微，论其骨韵，尤出梦窗之右。”
史达祖之所以足称南宋学清真派之第一人，不但因为外在风格逼肖清真，更因为其思致神理、表情方式、章法结构乃至遣词造语皆能得清真之法乳。比如其名篇《三姝媚》（烟光摇缥瓦），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就认为其“忆旧游，辞情俱胜，最得清真之神理”，并谓其“与清真《瑞龙吟》之‘事与孤鸿去’作法相同”。至于他最负盛名的咏物词《绮罗香·咏春雨》、《双双燕·咏燕》、《东风第一枝·咏春雪》等，就更是像周邦彦一样“言情体物，穷极工巧”的佳作。

（二）肩随史达祖的高观国、卢祖皋及宋末的周密等人。
在史达祖的同辈词人中，高观国、卢祖皋二人与他艺术趣味相近，主导词风趋同，应属同一流派。宋末元初遗民词人周密作词也主要学清真，且成就最显著，我们视之为学清真派的一位殿军。
高观国（生卒年不详），字宾王，号竹屋，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其生平事迹可知者甚少，仅从其词题、词序等可知：他与史达祖同时，二人趣味相投，常相唱和，为同社之友；他与老诗人陆游、陈造都有交往，与陈造交情颇厚。陈造曾为高的词集《竹屋痴语》作序，称高与史达祖所作“皆秦（观）周（邦彦）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若唐诸公亦未及也”。由此可见高观国词的流派归属。他的名篇《解连环·柳》、《金人捧露盘·水仙》、《齐天乐·中秋夜怀梅溪》等，都是“工而入逸，婉而多风”的清真式的佳作。
卢祖皋（生卒年不详），字申之，又字次夔，号蒲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累官至将作少监、兼直学士院。他是楼钥的外甥，学有渊源；与“永嘉四灵”为友，以诗相唱和。今诗集不传，只有词集《蒲江词稿》存世。其词学周邦彦，以审音协律、纤丽典雅见称。与高观国齐名，称为“卢、高”，但他思力较弱，艺术成就逊于高观国。其长调一般都写得枯寂平直，小令则时有佳篇妙境，是南宋学清真派中以小令偏胜者。其小令《谒金门》（风不定）、《江城子》（画楼帘幕卷新晴）等，就曾受到近代几位词学家的称赏。
周密（1232-1298），字公谨，号草窗、蘋洲，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弁阳啸翁等。其先济南人，南渡后流寓吴兴（今浙江湖州）。少从其父宦游浙、闽。宋末为义乌令。宋亡入元，不仕，迁居杭州，以故国文献自任，潜心文史著述。词集有《草窗词》、《蘋洲渔笛谱》。他作词主要取法于周邦彦，这是因为他年轻时即登紫霞翁杨缵之门学词，而杨缵正好是一位精于音律、专门钻研和传授清真词法的名宿，著有《紫霞洞谱》、《圈法周美成词》、《杨守斋作词五要》等。
周密以杨缵为师，所得自然多为周邦彦的语丽而律协的大晟词法。他是宋末学清真派中最成功的一家，其词在艺术手法、风格上“步骤美成”（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写来婉丽浑成、缠绵深至，一派清真之风。其名篇《拜星月慢》（腻叶阴清）、《夷则商国香慢·赋子固凌波图》、《绣鸾凤花犯·赋水仙》、《高阳台·寄越中诸友》等，都是这样的作品，从中可见其师法清真、登堂入室的流派轨迹。
周密在宋亡后的部分作品如《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献仙音·吊雪香亭梅》等，风格有所变化——变婉丽为悲凉，变缜密为空阔。这是因为国破家亡的惨剧使他改变了思想，也部分地改变了审美趣尚。

（三）遍和清真词的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 在南宋后期词坛竞学周邦彦的潮流中，有一批在形式上走极端的作者，他们奉清真词为不可丝毫改易的艺术经典，一字一音皆为效法的准则，甚至逐首、逐句、逐字地按腔死填，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以机械地模仿前贤之作为能事。他们当中的三个代表人物就是方千里、杨泽民和陈允平。
方千里（生卒年不详），衢州信安（今属浙江）人。曾官舒州签判。其余生平事迹则已不可考。有《和清真词》一卷，收词九十三首，编次与同时代人陈元龙注《片玉集》相同。
杨泽民（1182-1242后），乐安（今属江西）人。曾为赣州推官。其余生平事迹已不可考。亦有《和清真词》一卷，收词九十二首，编次亦与陈元龙《片玉集》同。
陈允平（1205？-1280？），字君衡，一字衡仲，号西麓，四明（今浙江宁波）人。理宗淳祐间为余姚令。恭帝德祐间授沿海制置司参议官。宋亡后被元朝征至大都，不受官，放还。词存《西麓继周集》一卷，《日湖渔唱》一卷，共有词二百零七首。
这三家都和过周邦彦的《清真集》，都字字依周词填四声，弄得不少地方文理欠通，语意费解，更不用说三家的和词从总体来看都内容空虚、格调凡庸了。他们都是为了继承周词的传统，特别是陈允平，刻意取法周邦彦，其词集取名“继周”，更是公开标明以周邦彦为宗师，以自己是清真派的传人为荣。但他那一卷对清真词亦步亦趋、字字奉为标准的《西麓继周集》，却实在平庸肤廓，无甚艺术创造。这三人都犯了只重形式、为文造情的错误，所以不可能取得较大的艺术成就。
三人中陈允平艺术成就要高过其他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是因为他经历了宋、元易代的巨大变局，生活感受比方、杨丰富深刻；二是他除了和清真词的《西麓继周集》之外，也还有一卷并不对清真亦步亦趋、而能多多少少按己意抒己情的《日湖渔唱》（尽管这个集子里的词也是学周的）。

3.丽密质实的梦窗词及其同派。
在南宋后期词人中，吴文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创派者。他作词从清真家数入手，又变其面目另成一家，终于形成了与稼轩派、白石派和学清真派并峙争雄的又一派。
吴文英（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号觉翁，四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本为翁姓，与翁逢龙、翁元龙为亲兄弟，因过继给吴氏为子而改姓吴。他未登科第，未入宦籍，游幕终身。曾为苏州仓台（即江南东路提举常平司）幕宾，也曾入浙东安抚使吴潜幕，并曾为嗣荣王赵与芮门客。
吴文英一生中无远游记载，足迹所至未出今江、浙两省，而以在苏州、杭州、绍兴三地居留为最久，是宋代大词人中游历较少、视界较窄的一位。加上他又生性柔弱，遭遇坎坷，种种主客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作起词来不可能有辛派的豪情壮志、姜派的清虚骚雅，而只可能如周邦彦那样作多愁善感的曼声低吟。但他生活遭遇远不如周邦彦那样顺畅，因而内心积聚了太多的盘曲郁结之情；他艺术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于是他在词境的深曲密丽上惨淡经营，在词藻的秾艳新奇上狠下功夫，参酌吸取清真词法而又较多地出以己意，个人特色十分显著。
他的代表作《莺啼序》（残寒正欺病酒）、《三姝媚·过都城旧居有感》、《高阳台·丰乐楼分韵得“如”字》、《渡江云·西湖清明》、《宴清都·连理海棠》、《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等，大都好用浓墨重彩，喜欢密集意象，意境求深求曲，用语求新求奇，故意用僻典和替代字，这些都和他力避凡庸平淡、刻意追求幽奇生新的创派倾向有关。
当然，吴文英作词由于意存神秘，刻意追求朦胧飘忽之美，这就不免带来了晦涩之弊。尤其是他的不少长调，词藻太多，意象太密，用典太僻，线索太乱，笔触跳荡太大，所以就更难顺畅地为人所接受。因此自宋以来，梦窗词一直饱受争议。最早向梦窗发难的，是与之同时而异派的张炎，他的《词源》在肯定梦窗词的某些技巧之长的同时，对其丽密质实、色彩繁复的主体风格全无好感，意欲一概抹倒。他说：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 张炎这段评语的片面性是不待多说的，但“七宝楼台”云云，几百年来却成了贬低、否定梦窗词者的习用语。
倒是梦窗的词友沈义父对梦窗词艺术上的长短得失评论得比较中肯：“梦窗深得清真之妙，其失在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可晓。”
平心而论，吴文英的词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在南宋词坛不愧为大家。他以其明显不同于稼轩派、白石派和学清真派的艺术独创性而在宋末词坛上另张一军，成为南宋后期的第四派。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划分唐宋词体派时，单列“吴梦窗为一体”；近人詹安泰《宋词风格流派略谈》划宋词为八派，称吴文英一派为“密丽险涩”派。可见梦窗词自成一派是唐宋词流派发展史上的客观事实。
吴文英生活于南宋晚期，他死后不久南宋即告灭亡，宋词的发展很快合上了帷幕，梦窗词的独特风格和繁密词法，要到“词学中兴”的清代（尤其是清中晚期）才获得发扬光大的历史契机。而在宋末，他的追随者尚不多。明显地看出是走梦窗一路的宋末词人有尹焕、翁元龙、黄孝迈、楼采及李彭老、李莱老兄弟等。现对这几个人简介如下：

尹焕（生卒年不详），字唯晓，号梅津，福州长溪（今属福建）人，寓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自畿漕除右司郎官。理宗淳祐八年（1248），以朝奉大夫太府少卿兼尚书左司郎中及敕令所删定官。有《梅津集》，不传，存词仅三首。尹焕与吴文英是密友，作词推尊梦窗，他为梦窗词集作序，说是“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可见其倾心于梦窗词已达无以复加的地步。从尹焕现存词来看，他是力学梦窗而深挚婉美有所不及者。其中《霓裳中序第一·茉莉》是风格和用语都毕肖梦窗的一篇。
翁元龙（生卒年不详），字时可，号处静，四明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为吴文英之胞弟。其生平为人所知者甚少，仅知其于理宗朝曾为右丞相杜范门下客，大约也与胞兄吴文英一样，是一位游幕寄食的江湖布衣。他在宋末词坛亦称名家。周密《浩然斋雅谈》记载道：“翁元龙时可，号处静，与吴君特为亲伯仲，作词各有所长。世多知君特，而知时可者甚少。予尝得一编，类多佳语，已刊于集（《绝妙好词》）矣。”翁元龙作词，颇似其兄，追求造语之工曲、意象之繁密、色泽之秾丽及境界之幽奇。比如名篇《水龙吟·雪霁登吴山见沧阁闻城中箫鼓声》，就是这样的作品。
黄孝迈（生卒年、籍贯、仕履皆不详），字德文，号雪舟。从刘克庄《黄孝迈长短句跋》的语气看，他的年岁应该比刘克庄晚一辈。他传世的词仅仅二首、二残篇。从这些作品看，风调近于吴文英。其中最杰出的一首是《湘春夜月》（近清明），这是历代许多宋词选本都不会遗漏的佳作。
楼采（生卒年不详），字君亮，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其词仅存六首，见于周密《绝妙好词》卷四。他的词风颇近梦窗，以致个别作品如《玉漏迟》被误收入梦窗词集。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评楼采传世的几首词：“词意具足，而又工力悉敌。”其中最杰出的，应是《法曲献仙音》（花匣么弦）一阕。
李彭老（生卒年不详），字商隐，号筼房，德清（今属浙江）人。理宗淳祐中，为沿江制置司属官。先后与吴文英、周密交游，以词唱和。其弟李莱老（生卒年不详），字周隐，号秋崖。曾为朝请郎，度宗咸淳六年（1270）出任严州知州，才两个月即丁母忧离任。兄弟二人宋亡后隐居不仕，号“龟溪二隐”。二人词风皆近吴文英，有二人合集《龟溪二隐词》一卷传世。

4.宋末元初的江西词派。
在南宋灭亡前后，以江西庐陵（今吉安地区）为中心，聚集、活动过一个吟咏内容相一致（悼宋室之亡，不忘故国，坚持民族意识）、风格大致相近（沉郁悲慨、激楚苍凉）、有杰出的领袖人物（文天祥、刘辰翁、罗志仁、赵文等）的爱国词人群体。
这些人的词作，被收进了元代初年庐陵的凤林书院刊印的一部词选《名儒草堂诗馀》（后又称《元草堂诗馀》或《凤林书院草堂诗馀》）里。后来的几百年中，这个词人群体就默默无闻了。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浙西派词人厉鹗读到这个选本以后，才发现宋末元初确有这么一个词派存在，需要追认和论证，于是作了一首论词绝句道：
送春苦调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 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元草堂诗馀》所选的江西遗民优秀词人，其名节声威与悲慨词风并著者，主要有庐陵人文天祥、邓剡、刘辰翁（须溪）、赵文、罗志仁（壶秋），鄱阳人黎廷瑞等人。这些人在宋、元易代之际，高举爱国旗帜，以凛然不可犯的民族气节、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进行抗元斗争。失败之后，或英勇就义，杀身成仁；或潜身草野，义不仕元，抱节以终。
在从事政治斗争或坚持民族气节的同时，他们像南渡时期的英雄豪杰词人和稍后的稼轩派诸君那样，用词为陶写之具，纵意抒写悲慨壮烈的政治情怀和悲苦沉重的亡国哀思，以他们的群体大合唱为南宋一代的爱国主义文学留下了一串凄壮高亢的尾声。

这个流派独立于崇尚“雅正”和婉约、讲究词法的南宋晚期主流词风之外，在艺术上所追随和发扬的是稼轩风。从流派渊源上来追溯，宋末元初的这个江西词派，是稼轩词派在特定地域（江西）、特定时期（国家危亡之际）的遗响和变奏。这里仅将这个词派的主要成员简介如下：
（一）江西词派的翘楚刘辰翁。刘辰翁（1232-1297），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人。二十三岁举于乡。景定三年（1262）举进士，廷试对策，因忤贾似道，被置进士丙等，由此得鲠直名。咸淳元年（1265）出任临安府学教授。四年，在江东转运使江万里处为幕僚。德祐元年（1275）五月被荐居使馆，辞而不赴；十月授太学博士，又因元兵已进逼杭州，江西至杭州通道断绝，未能成行。当年文天祥起兵抗元，辰翁参与其幕府。宋亡后隐居不仕，埋头著书，以此终老。
在宋末词人中，刘辰翁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情绪反映得最直接，最强烈，是稼轩词派的爱国政治抒情传统最有力的继承者。《四库全书总目》称赞他：“于宗邦沦覆之后，睠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被厉鹗称为“送春苦调”的《兰陵王·丙子送春》，就是这样的作品。此外，他的抒情名篇如《永遇乐》（璧月初晴）、《沁园春》（春汝归欤）、《宝鼎现》（红妆春骑）、《柳梢青·春感》等，无不沉哀入骨，令人不忍卒读。他的词，风格遒劲似辛弃疾，情辞跌宕似元好问，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然，又像苏轼。他是宋末元初江西词派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家。

（二）江西词派名家文天祥、邓剡、罗志仁、黎廷瑞、赵文。
文天祥（1236-1282），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庐陵人。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第一。德祐元年（1275）元兵东下，天祥在知赣州任上组织义军，入卫杭州。次年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受命出使元营谈判，痛斥敌帅伯颜，被拘留。后逃出敌营，到温州拥立端宗，力图恢复，率兵转战东南。景炎三年（1278）兵败被俘，押往大都（今北京）。被囚四年，誓死不屈，终于从容就义。
文天祥的诗文，悲歌慷慨，表现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词仅存数首，几乎每首都直抒胸臆，倾诉其顽强战斗、视死如归的心声。其抒情名篇《念奴娇》（乾坤能大）等作，就是这样的沥血之词。
邓剡（1232-1303），又名光荐，字中甫，又字中斋，庐陵人。理宗景定三年（1262）进士。与文天祥为友。随天祥募兵抗元。端宗即位，任宣教郎、宗正寺簿。在厓山时任秘书丞，兼权礼部侍郎，迁直学士院。厓山兵败后，他投海自杀，为元兵打捞，不得死。不久与文天祥一起被押送北上。后得南归，卒于武昌。其诗文曾有名于当时。其词往往以悲壮苍凉之语，写国破家亡之痛，感慨遥深，后人评为“气冲斗牛，无一毫委靡之色”（陈子龙语）。其名篇《念奴娇·驿中言别》就是这样的作品。
罗志仁（生卒年不详），字寿可，一字伯寿，号壶秋，庐陵人。宋末中乡试。曾作诗颂文天祥，讥留梦炎，几乎得祸，逃而免。元初授天长书院山长。与方回、戴表元及刘辰翁之子刘将孙交游，酬答诗文。其词仅存七首，但大多是民族意识强烈、风格沉郁奇诡之作。如名篇《金人捧露盘·丙午钱塘》、《霓裳中序第一·四圣观》等即是。
黎廷瑞（1250-1308），字祥仲，号芳洲，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度宗咸淳七年（1271）进士。授迪功郎、肇庆府司法参军。入元隐居不仕。其词多写遗民的黍离麦秀之悲，风格雄劲，颇似辛弃疾。他较有名的作品，是那篇咏项羽的《大江东去·题项羽庙》。清人评此词“用笔颇有鞭虎驱龙之势，应为咏项羽第一词”（李调元《雨村词话》）。
赵文（1239-1315），初名凤之，字惟恭，又字仪可，号青山，庐陵人。景定、咸淳间入太学为上舍生。与弟赵彊同出文天祥之门，从天祥勤王入闽，与谢翱、王炎午同佐幕府。兵败被俘至燕，备受艰苦。后获释南归。元初授东湖书院山长，迁南雄路学教授。赵文作词，自觉跟从稼轩派，其现存作品多为豪壮悲慨的长调词，充溢着苍凉凄楚的失意英雄之叹，其基本风格，与刘辰翁、文天祥等相一致，其宏阔劲朗的气魄，有时犹且过之。比如他的两首《莺啼序》词，就是借词中最长的调子，抒写自己浩茫深沉的身世家国之感，尽兴倾吐男子汉抑塞磊落之怀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