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评价甄嬛时,往往看重她为人聪明,又受了不少苦,所以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对于其他在宫斗中的失势者,往往不屑一顾,认为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似乎失败者身上只有缺点,注定是要失败的。而胜利者的所做所为都是胜利的条件和胜利的结果,无可厚非,只要是成功的,都是正确的。这种将个人品行与世间道义混为一谈,把皇帝的行为认定为渣男,冷血无情,而对甄嬛混淆皇室血统,红杏出墙的叛逆行为却赞赏有加,认为是敢于反抗,社会进步的表现,这其中无不显露出成王败寇的势利观念,这也是对世间道义的曲解,对个人品行与社会行为孰重孰轻的颠倒。
王宝强婚变的事情出来以后,网上不断有人调侃说,古代有潘金莲,现代有马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甄嬛呢?甄嬛是一个比潘金莲更狠的角色,甄嬛为什么没有遭到我们的唾弃,反而得到某些人的追捧呢?难道真的像庄子说的那样吗?“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甄嬛的形象很垃圾,和《大奥》里的阿福,《大长今》里的长今的高大形象相比,甄嬛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妖妇。《甄嬛传》的编剧应该多看看正史的后妃列传和烈女传。就知道应该怎么塑造女子的形象,怎么叙述女人与政治的关系,怎么把宫廷戏写的有深度,有内涵,有人性,有人文关怀。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都有一个女人为他默默的奉献,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个女子默默无闻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辅佐文帝、景帝,为文景之治的开创默默无闻的奉献着。孝庄太后,辅佐顺治、康熙,为康乾盛世的开创默默无闻的奉献着。《大长今》里的长今作为宫女的身份,对国王忠心耿耿,辅佐朝鲜中宗大王,结束了燕山君以来,朝鲜政治动荡不安的局面,开创中宗大王时期的兴旺作出了贡献。《大奥》里的阿福,作为德川家光将军的乳娘,一心一意辅佐德川家光,把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家政治”推向了顶峰。她们都是在背后默默地做着一些事情,而不是超越男人,控制男人,自己走在前台。甄嬛最大的败笔,就是控制了雍正,超越了自己的男人,这是古代女子不应该有的好形象。
一个宫女的形象应该这样塑造:在她入宫之前,父亲和兄长的官位都不高,是个没落的贵族,并且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有了真正的爱情,突然有一天被皇室看上了,要被迫进宫,可是她的的父母和兄长都不愿意,她自己也不愿意,但是,一想到自己入宫,父亲和兄长都可以做大官,家族可以振兴,她毅然决然的答应了,这是古代任何一个有修养的女子都应该做的,在家从父、从兄,为家族,是孝。甄嬛在入宫之前也不愿意,但是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怕被宫廷的围墙所束缚。在入宫与不入宫之间,她没有考虑到父亲和兄长,没有考虑到整个家族。不入宫是为了自在的生活,入宫是要服从皇室的决定。在犹豫之间,没有一丝想过父亲和兄长,这是不孝!
首先考虑家族的利益,然后再处理自己的爱情,和心爱之人依依作别,并且要鼓励自己的心上人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将来要干一番大事,自己则在一旁默默的祝福他,这表明一个女人要有情有义。甄嬛基本上没有这一段经历。甄嬛反而是入宫以后跟自己的小叔子有一段真正的爱情,这是最大的败笔。
入宫以后,开始是被迫和皇帝在一起,带着一分恐惧和无奈度过了自己的初夜,但是和皇帝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不能颓废下去,要重新生活。这时候,她就一心一意的服侍皇帝,皇帝即是自己的丈夫又是君,在家从父,那么出嫁以后要从夫,况且皇帝还是君主,更应该忠君,要把爱情升华为亲情和忠诚。甄嬛传里根本就没体现甄嬛服侍皇帝,是从夫,忠君,而恰恰相反,跟皇帝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和皇帝有那么一点点爱情,就愿意和皇帝在一起了,这是典型的自私自利,甄嬛在自己得宠的时候,从来没有向皇帝倾诉过父亲和兄长的处境,希望皇帝能提拔他们做大官,以光耀自己的家族,这又是败笔。
在宫廷斗争之中,可以有嫉妒心,可以谋害他人,但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必须是,她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皇帝,为了朝廷的稳定,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背后要有一个政治理想,符合儒家伦理。《大奥》里的阿福,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阿福有政治理想,那就是为了德川家族的将军地位能够稳固,为了把武家政治推向一个高峰。阿福有一个政治理想,她所作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将军,将军被迫无奈做了很多事情,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武家政治,为了日本不再陷入战乱。无数的女子被迫成为将军的侧室,演绎着惨烈的宫廷斗争,其实背后有大的政治理想,而《甄嬛传》丝毫没有反应这一点。甄嬛的政治理想是什么?谋害雍正,竭力扶持乾隆,为的是什么政治理想?根本就没有!谋害雍正,一是恨皇帝,二是怕和小叔子的奸情被皇帝算账。扶持乾隆,只是为了以后自己老了有一个依靠。雍正是自己的丈夫、又是自己的主公。谋害亲夫,弑君这样的艺术形象也能被塑造出来,真是比妲己、比武则天狠一千倍,狠一万倍。
甄嬛谋杀雍正,雍正即是夫又是君,是不忠。甄嬛在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没有为父亲和兄长主动谋一官半职,是不孝。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宫廷斗争中,没有政治理想,没有政治追求,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国家,对百姓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谋杀亲夫、与小叔子通奸,这种形象实在不应该提倡。
我们常说我们要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而实际上当今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是崇拜个人主义的。这种唯成功论英雄,以拥有几套房产、多少辆车子为导向的成功标准,正在腐蚀着中国人的心灵。这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道理吧,潘金莲这样的人还是胆子小了,没有什么成功之处,而甄嬛这样的人,她成功了,甄嬛的成功学消弭了她的不道德,或者说我们在潜意识里用她的成功形象掩盖了她的不道德。
“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要反思自己!在对某个名人的一片唾骂声中,我们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从内心深处反对这样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还是自始至终都是以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在肆意的指责别人。
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
王宝强婚变的事情出来以后,网上不断有人调侃说,古代有潘金莲,现代有马蓉。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甄嬛呢?甄嬛是一个比潘金莲更狠的角色,甄嬛为什么没有遭到我们的唾弃,反而得到某些人的追捧呢?难道真的像庄子说的那样吗?“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甄嬛的形象很垃圾,和《大奥》里的阿福,《大长今》里的长今的高大形象相比,甄嬛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妖妇。《甄嬛传》的编剧应该多看看正史的后妃列传和烈女传。就知道应该怎么塑造女子的形象,怎么叙述女人与政治的关系,怎么把宫廷戏写的有深度,有内涵,有人性,有人文关怀。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都有一个女人为他默默的奉献,每一个时代,都有无数个女子默默无闻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辅佐文帝、景帝,为文景之治的开创默默无闻的奉献着。孝庄太后,辅佐顺治、康熙,为康乾盛世的开创默默无闻的奉献着。《大长今》里的长今作为宫女的身份,对国王忠心耿耿,辅佐朝鲜中宗大王,结束了燕山君以来,朝鲜政治动荡不安的局面,开创中宗大王时期的兴旺作出了贡献。《大奥》里的阿福,作为德川家光将军的乳娘,一心一意辅佐德川家光,把德川幕府时代的“武家政治”推向了顶峰。她们都是在背后默默地做着一些事情,而不是超越男人,控制男人,自己走在前台。甄嬛最大的败笔,就是控制了雍正,超越了自己的男人,这是古代女子不应该有的好形象。
一个宫女的形象应该这样塑造:在她入宫之前,父亲和兄长的官位都不高,是个没落的贵族,并且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有了真正的爱情,突然有一天被皇室看上了,要被迫进宫,可是她的的父母和兄长都不愿意,她自己也不愿意,但是,一想到自己入宫,父亲和兄长都可以做大官,家族可以振兴,她毅然决然的答应了,这是古代任何一个有修养的女子都应该做的,在家从父、从兄,为家族,是孝。甄嬛在入宫之前也不愿意,但是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怕被宫廷的围墙所束缚。在入宫与不入宫之间,她没有考虑到父亲和兄长,没有考虑到整个家族。不入宫是为了自在的生活,入宫是要服从皇室的决定。在犹豫之间,没有一丝想过父亲和兄长,这是不孝!
首先考虑家族的利益,然后再处理自己的爱情,和心爱之人依依作别,并且要鼓励自己的心上人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将来要干一番大事,自己则在一旁默默的祝福他,这表明一个女人要有情有义。甄嬛基本上没有这一段经历。甄嬛反而是入宫以后跟自己的小叔子有一段真正的爱情,这是最大的败笔。
入宫以后,开始是被迫和皇帝在一起,带着一分恐惧和无奈度过了自己的初夜,但是和皇帝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不能颓废下去,要重新生活。这时候,她就一心一意的服侍皇帝,皇帝即是自己的丈夫又是君,在家从父,那么出嫁以后要从夫,况且皇帝还是君主,更应该忠君,要把爱情升华为亲情和忠诚。甄嬛传里根本就没体现甄嬛服侍皇帝,是从夫,忠君,而恰恰相反,跟皇帝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和皇帝有那么一点点爱情,就愿意和皇帝在一起了,这是典型的自私自利,甄嬛在自己得宠的时候,从来没有向皇帝倾诉过父亲和兄长的处境,希望皇帝能提拔他们做大官,以光耀自己的家族,这又是败笔。
在宫廷斗争之中,可以有嫉妒心,可以谋害他人,但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必须是,她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皇帝,为了朝廷的稳定,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背后要有一个政治理想,符合儒家伦理。《大奥》里的阿福,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阿福有政治理想,那就是为了德川家族的将军地位能够稳固,为了把武家政治推向一个高峰。阿福有一个政治理想,她所作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将军,将军被迫无奈做了很多事情,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武家政治,为了日本不再陷入战乱。无数的女子被迫成为将军的侧室,演绎着惨烈的宫廷斗争,其实背后有大的政治理想,而《甄嬛传》丝毫没有反应这一点。甄嬛的政治理想是什么?谋害雍正,竭力扶持乾隆,为的是什么政治理想?根本就没有!谋害雍正,一是恨皇帝,二是怕和小叔子的奸情被皇帝算账。扶持乾隆,只是为了以后自己老了有一个依靠。雍正是自己的丈夫、又是自己的主公。谋害亲夫,弑君这样的艺术形象也能被塑造出来,真是比妲己、比武则天狠一千倍,狠一万倍。
甄嬛谋杀雍正,雍正即是夫又是君,是不忠。甄嬛在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没有为父亲和兄长主动谋一官半职,是不孝。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宫廷斗争中,没有政治理想,没有政治追求,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国家,对百姓没有丝毫的责任感。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谋杀亲夫、与小叔子通奸,这种形象实在不应该提倡。
我们常说我们要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而实际上当今的中国人在内心深处是崇拜个人主义的。这种唯成功论英雄,以拥有几套房产、多少辆车子为导向的成功标准,正在腐蚀着中国人的心灵。这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道理吧,潘金莲这样的人还是胆子小了,没有什么成功之处,而甄嬛这样的人,她成功了,甄嬛的成功学消弭了她的不道德,或者说我们在潜意识里用她的成功形象掩盖了她的不道德。
“吾日三省吾身”,我们要反思自己!在对某个名人的一片唾骂声中,我们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从内心深处反对这样一件不道德的事情?还是自始至终都是以羡慕嫉妒恨的心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在肆意的指责别人。
近几年流行的官场小说、宫斗剧就是这种社会风气投射到文艺创作中的一个结果。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主题是权谋: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好人斗不过坏人,好人只有变坏、变得比坏人更坏才能战胜坏人。电视剧《甄嬛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甄嬛刚刚入宫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简单纯朴的女孩,但在残酷的宫廷环境中,时刻受到以皇后为首的宫廷势力的暗算和迫害。经历了一系列惨痛教训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你必须学会比对手更加阴险毒辣,你的权术和阴谋必须高于对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你必须更坏才能战胜对手。最后,甄嬛终于通过这种比坏的方式成功地加害皇后并取而代之,这就是《甄嬛传》传播和宣扬的价值观。
对比同样表现宫廷斗争主题的韩剧《大长今》,可以看出两者价值观的差异:大长今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同样受到恶势力的迫害,但她没有通过比坏的方式战胜后者,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道德立场和做人原则。这样,作品的主题就是:只有坚持正义才能最终战胜邪恶。也许有人会说,《甄嬛传》比《大长今》更真实,因为生活就是只有学坏才能生存。且不说这种对生活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过于偏激,退一步讲,文艺作品也应该高于现实而不只是简单地复制现实。在评价历史题材作品时,最重要的标准还不仅仅是真实性标准,而是价值观标准。不正确的价值观会导致观众把不正确的生存理念带入现实生活。
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不可能不知道甄嬛用来对付对手的权谋与诬陷手段是不对的甚至可耻的,但一些人仍然选择了以甄嬛为榜样,选择了以恶抗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将会对社会道德造成巨大腐蚀。
当然,文艺作品中的以恶抗恶、以坏抗坏的主题并不是空穴来风,根本问题是现实社会存在鼓励学坏的土壤或鼓励作恶的环境。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学做遵纪守法的好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有可能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被嘲笑被冷落;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可能风险很低,甚至没有风险。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他觉得没有必要非得去遵纪守法,也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