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放议
周家驹（1992）
在“三曹”的研究当中，最应重视而又最受忽视的莫过于曹丕了。
有的史家评说，在文学发展史上曹操是“旧传统的结束者”，曹植是“新作风的倡导者”，唯独忘掉了曹丕。这种识见渊源有自，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就曾鸣过不平，这就是《文心雕龙·才略》中的一段话：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评论作家的才力难免见仁见智，关注作家的势位也合世俗人情，所以，刘勰的不平并不能改变“雷同一响”的舆论，曹丕的贡献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光辉依旧被“旧谈”遮掩。
鲁迅先生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做出全新的评价，他说：“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又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鲁迅借助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库让的理论，轰击了正统的文学观念，使人们警醒，认识到“愚昧和错误已成了我们的血肉”
从封建的“旧谈”到“近代的眼光”，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认识这一飞跃，分决狐疑，发蒙振落，科学地评价曹丕，以求得对文学史上这一闪耀“异彩”的时代有更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当然，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真正从旧谈挣脱，接受近代眼光，还需要足够的勇气。

一、
认识曹丕当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作为帝王的曹丕，一是作为文士的曹丕。
曹丕继王位后，行九品官人法，争取到士族的拥护，终于代汉自立，与曹操相比表现出更大的政治魄力。改元后立即规定“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黄初三年又下诏“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位，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一下子结束了东汉时期宦官、外戚争持朝政的局面。这些，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有明确的记载，在证明着曹丕的确风云一时。
曹丕有一篇《终制》写得很好，也见于《文帝纪》。他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于是主张“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在《全三国文》卷三中收有曹操的一篇《遗令》，可与曹丕的《终制》相比。曹操临终嘱咐“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但他终未忘记“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还要人们“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等等。可见，曹丕对于身后之事比起乃父更具历史眼光，更能高瞻远瞩，更通脱，更实在，因而也更潇洒。
作为帝王的曹丕早已音沉响绝，他的是非功过，该由史家评说。而作为文士的曹丕，却是音容宛在，如能评述真实，曹丕有情“当惊知己于千古”，该是多么令人欣慰啊！
曹丕说过，“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 ①。他也正是一个这样的文人，一样地不护细行，不重名节，因而留下恶名，历来为人诟病。

汉末，仲长统“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他要“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因而被人视为“狂生”④。仲长统之后，曹操戎马一生，为建功立业而难免世故；曹植忠君爱国，因坎禀伤怀而无力自拔；只有曹丕，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把仲长统的精神引向新的现实，表现了新的人生态度，新的情感，新的自我，自由，洒脱，超然，绝俗，这就是后人所称评的“魏晋风度”，而曹丕，正是魏晋名士的先驱。

与曹丕同时的卞兰写过一篇《赞述太子赋》，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十。卞兰在赋中赞曹丕“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这真是对曹丕难得的中肯的评价。一方面卞兰指出曹丕的创作目的在于“叙欢”，而不在于政教，对曹丕“诗赋欲丽”的主张做了准确的阐发；另一方面，卞兰肯定了曹丕冲破旧的羁绊，表现出了创造的勇气和才能。的确，历史期待于文学家的只是创造，而非重复，文学自觉的时代里更是如此。中国文人挣脱儒家独尊的桎梏，超越诫纬神学的妖氛，告别“欲言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⑫的尴尬境况，表现出怎样震古烁今的创作才能。这在曹丕身上得到了最出色的体现。
曹丕的《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开辟洪荒的作用，早为史家瞩目，不须我来饶舌。只就曹丕的诗歌创作而言，也足令人惊叹。曹丕诗歌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诸体皆备，而且都有精彩篇章。人们熟知的二首《燕歌行》，开千古妙境，为初唐鼻祖，是七言歌行滥觞，其后数百年间竟无人可与比㭩。清代王夫之还称赞他的《大墙上蒿行》“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⑬。他的《杂诗》（西北有浮云）结句换韵，节促调急，也是前无古人。此外，他的《饮马长城窟行》（泛舟横大江）、《杂诗》（漫漫秋夜长）后人赏玩不置，竟又创出《泛舟横大江》、《秋夜长》的乐府新题。就连历代文人大加贬责的《芙蓉池作》，其实也正说明他开始以日常生活入诗，努力使生活普遍诗化，同样是开一代风气之先，而未可一笔抹煞。总之，曹丕给建安诗坛带来的是充满生机的奇葩和闪耀异彩的美色。鲁迅曾称誉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我们借用这一评语，也可以称曹丕是“改造诗歌的祖师”了。

三、
曹丕以他生气勃勃的理论创作，以他多姿多彩的文学活动，和同时代许多著名文士一道引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
但是，历史却无情地捉弄了曹丕。
伴随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没有相应地出现文明的社会形态。不过是王朝更迭时的长期战乱把人们从沉睡中惊醒，礼崩乐坏的纷乱现实促使思想从常轨中轶脱。噩梦醒来的不是早晨，文人和文学从此经受着看不到尽头的难以忍受的折磨。曹丕成了一个历史并不需要巨人的时代超前产生的“巨人”，这就决定了他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曹丕的悲剧是引人深思的。首先，自觉时代的文学犹如早产的婴儿，带有先天的不足。比如，曹丕的诗文的确是展示了汉末魏初觉醒者的个性美，但是，这种美的闪光无所可附丽，无从深化，新鲜而呈病态，光彩而蒙灰尘，既乏摧枯拉朽的气势，也少摄人魂魄的魅力。这种文学尽管“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却又多在“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 ⑭。所以，不同时代、不同论者都能轻而易举地对它进行指摘和否定。
生活影响了曹丕的创作，也制约了他的理论。他的《典论·论文》当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古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其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的这一观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但是，他在大声赞美文学价值，呼唤文学自觉的同时，又不自觉地进入了传统的观念。他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与儒家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敦风俗”⑮的要求声气相通；他赞文学为“不朽之盛事”，又与“自怜”、“自宽”、“自娱”、“叙欢”的初衷抵牾。在封建社会里，为求文章“不朽”，“声名自传于后”，就往往得与旧传统、旧文化妥协，就难免突然热闹一时而迅速沦为陈迹。试看《全三国文》收录的曹丕那一大堆《辞符谶令》、《辞请禅令》、《让禅令》、《上书让禅》等等虚情假意的文章，以及称颂孔子“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慨叹汉末“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的冠冕堂皇的诏书，这些“不朽”文章的价值不是十分清楚吗？鲁迅曾经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在烧毁旧世界的烈火中一起燃成灰烬，而并不企盼它能够“传世”。我甚至以为在很多情况下“速朽”的作品如流星一样光芒夺目，横飞夜空，引起人无尽的遐思，这才是新鲜的、创造的、能够推动文学潮流前进的作品，才是真正自觉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末魏初文学的自觉，其实还只能称为文学的“半自觉”。

其次，文学自觉的先行者虽使当日文坛放出异彩，却总有人在他们身上任意涂抹，力图遮掩他们的光辉。曹丕这个早产儿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先天失调。例如，曹丕、曹植兄弟在文学自觉的过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后人却要故意地抑丕扬植，而且雷同一响。先是如刘勰所说，在“俗情抑扬”之中，曹丕以“位尊减才”，曹植因“势窘益价”，以后则把曹丕“去植千里”之说视为不移之论。钟嵘称扬曹植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还说，“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至于曹丕，则“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其它“所计（或作“新奇”）百余篇，率皆鄙质如偶语”。⑯其实，历代论者抑丕扬植的基本原因，只是由于他们在曹植诗里找到了更多合于儒家教义的内容，这在曹丕作品中却是较少见到的。例如宋代郭茂倩说曹植“所为文章深厚尔雅，犹有古之遗风”⑰，清人丁宴赞曹植“忠君爱国，立德立言”，作品有“兴观群怨之旨”，为“国风小雅之遗”，含“温柔敦厚之教”⑱。如果我们用别一种观点看来，是不难得出和旧说不同的结论的。
不仅如此，后人在完善曹丕的文学主张时也往往改弦更张，使之更符合封建文化的观念。例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话：“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移以子弟。”以气论文，始于曹丕。他所说的“气”，指作家的自然禀赋，作家的才性气质，既不可力强而致，也不能以移子弟。这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关键因素，是曹丕张扬的个性主义、自然主义在文论方面的直接体现。以后，阮籍的响逸调远，嵇康的兴高采烈，孙绰的高情远致，陶潜的自然真淳，都充分体现了曹丕这一主张的真理意义。只有尊重个性的觉醒、精神的自由、自我意识的发抒，才能这样肯定作家的自然质素，才有诗文的真正的自觉。刘勰继承了曹丕的这一理论，而且做了重要的补充，这就是《文心雕龙·体性》中所提出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掷，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刘勰既重才气情性，又尚学习陶染，于是论者悦服，奉为不刊之论。但是，若从另一角度看，曹丕论文有如石破天惊，以创新的理论开辟出一个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刘勰文心则是严谨圆熟，美轮美奂，可以当作培训作家的教科书。这种完善固然功不可没，但我总嫌它磨掉了曹丕论文“摈古竞今，危侧趣诡”的新奇的灵魂，还原了“熔式经诰，方轨儒门”的典雅本性。这种完善究竟是可喜抑或可悲，还须人们深思。

再者，时代造成的曹丕的悲剧也使以后的文学发展走上一条最具中国特色的艰难窘迫而又色彩斑斓的道路。我说“艰难窘迫”，是指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文人既没有新生文化的支持，也没有新型社会的依傍，只有在传统的网罗中左冲右突，甚至有一大批文士为此丢掉了性命。他们有热情，因而更悲哀；他们肯思辨，因而更迷惘。“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终因“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⑲而遭杀戮，成为建安之后较早因觉醒而殉难的文士。清醒地认识到“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的陶渊明，为了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守拙田园，在对大自然的爱恋中溶化了人生的感叹和政治的忧伤。他与嵇康有着不同的生活之路，但同是文学自觉时代里可敬而又可悲的文人。
建安之后的文坛到底还是色彩斑斓的，觉醒的文人努力创造着新的文学，新的美。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曾经指责“魏晋成而绮”，主张“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正说明了魏晋文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儒家经典，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新潮流。可惜，庄老流行，佛教周遍，儒学复苏，三教合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这些变化都不能给文学以更新、更旺盛的生命，戴着枷锁的文人也难有夭矫翩跹的舞姿。
自觉时代之后的文学文体屡变，色彩斑斓，却又文统宗一，精神困顿。“建安风骨”之说一出，常常是抽掉了建安文士们追求个性自由、崇尚自我意识的本质精神，变成了“矫讹翻浅，还宗经诰”，亦即否定建安文学新潮流的思想武器。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文明时代行道迟迟，文学自觉容色蝽蝽。直到近代，还有人痛苦呼唤着“何文学之无新纪元也” ⑳！曹丕的悲剧的更深刻涵义也就在于此罢？

注：
①曹丕《又与吴质书》
②刘履《选诗补注》二
③方东澍《昭昧詹言》
④《后汉书·仲长统传》
⑤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品格》
⑥钟惺《古诗归》七
⑦沈德潜《古诗源》五
⑧曹丕《善哉行》
⑨⑪曹丕《大墙上蒿行》
⑩曹丕《杂诗》
⑫扬雄《解嘲》
⑬王夫之《古诗评选》一
⑭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⑮《毛诗序》
⑯钟嵘《诗品》上、中
⑰郭茂倩《乐府诗集》六十一
⑱《曹集诠评》附录
⑲《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
⑳金松岑《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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