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戴氏取宋”及学术界的看法】
“戴氏取宋”,又称“司城子罕取宋”,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室政权被宋戴公的后代戴氏夺取的重大政权更替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传世文献中对这一事件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详细记载。对此的记述主要来自于《韩非子》中的《二柄》、《说疑》等篇[1]和《吕氏春秋》、《说苑》等书的零散记述,包括:
《韩非子.爱臣第四》:“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第31页)
《韩非子.二柄第七》:“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第54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第475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 (第477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 (第600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第605页)
《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第698页)
《韩非子.人主第五十二》:“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第706页)
《吕氏春秋.壅塞》:关于齐灭宋之战,“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2]
《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上二世书:“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3]
《淮南子.道应训》:“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4]《韩诗外传》卷七、《说苑.君道》同。
在这些文献中,《韩非子》对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描述最为丰富,其目的在于以此为例来论述其加强君权,君王通过法、术、势来对臣下进行控制的观点——“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5]。对于司城子罕取宋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被劫的宋君是谁,韩非子并没有具体指出。《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漏载了戴氏取宋的事件,“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司马贞《索隐》在“子剔成立”后引王劭按:“《纪年》云宋剔成肝废其君辟而自立也。”[6]。大多数学者便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战国中期约西元前355年前后废宋桓侯而自立、最后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所提到的司城子罕,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最为普遍。如清人苏时学说,“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则其篡宋当以何时欤?按《纪年》云:‘宋易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欤?”[7]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亦认为,“剔成肝即司城子罕,‘肝’、‘罕’音同通用,‘司’和‘剔’是一声之转,‘城’和‘成’也声同通假”[8],此说遂成定论。
但是,如果直接把废宋桓侯而自立、完成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的司城子罕的话,戴氏取宋就会成为一个权臣直接篡位的突发事件。相比较而言,三家分晋从西元前453年(晋出公二十二年)三家灭智伯到西元前403年(晋烈公十三年)三晋列为诸侯历时半个世纪,而田氏代齐从西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恒杀齐简公专齐国之政到西元前386年(齐康公十九年)田齐列为诸侯,更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先秦的历史条件下,权臣在夺取政权之后直接篡位而不先立傀儡对朝政进行控制是不可想像的。即使在后世,王莽在篡汉前先立了汉平帝、孺子婴,曹魏在辅佐汉献帝24年后才篡汉,司马师在废曹芳后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在弑君后先立魏元帝曹奂而没有直接篡位,皆是如此。所以在更早的战国时期,司城子罕不太可能在“杀宋君而夺政”、夺取宋国政权后立即篡位,完成戴氏取宋。
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前期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对战国早期宋国世繫、积年的记载也有重大错误,史学界对于戴氏取宋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直到清华简《繫年》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