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哪种做人备胎的心情，还是做储君备胎的心情太不好受了，就像被吊在高空，看着高高在上，但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风呼呼刮着，还得担心头顶那根绳子什么时候断了。

其实按现代人的观点，尊不尊生父为皇考，并不是什么大事。英宗为死去的父亲争个名分，也算是一片孝心，跟荒淫无道不理朝政还不是一个层次，群臣为啥要较真呢？其实这跟宋朝文官政治有关，大致的意思是皇帝得按规矩办事，不能随便破坏规矩，就连皇帝要提拔一个文官，也得根据资历政绩一步步来，绝不能搞一步登天，象剧中小公爷刚中进士不久就穿红袍那绝对扯淡。其实，一个王朝最怕的是皇帝乱来，因为他权最大，破坏力最强嘛。
换个登州阿云案，让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宋代文官的想法。

许遵：不许不遵的硬脑壳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州衙。所有的下人看着知州老爷许遵面色铁青，都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吱声。许遵来回踱着步子，内心怒火中烧，但脑子却清醒，把律法仔细地过一遍，盘算着翻案的胜算。其实手中的案子并不复杂，寥寥几句就可以道出：本地一个叫阿云的小姑娘，在为去世的父母服丧期间，被叔父卖给了邻村的光棍韦阿大。阿云原本就百般抗拒，又听闻那未曾谋面的郎君相貌奇丑，愤恨之际起了杀心，于是就在夜黑风高之时持刀跑到韦阿大的田舍，趁其熟睡砍了十余刀，由于身体瘦弱力量不足，只断他一指。韦阿大惊惶逃走报官，官府先是怀疑有贼人见财起意，在捉拿不得后，便将阿云拿去审问。可还没上刑审问，阿云就将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了。
按照法典《宋刑统》中“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这一条文，阿云当判绞刑。但许遵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政绩突出马上就要升官掌管大理寺的许遵，在入京之前给出了自己的初审结果。他先是否定了“杀夫”之说。因为在古代，杀夫属于“不睦”，是不可能被赦免的“十恶”之一。而阿云当时处于为母服丧期间，所谓“违律为婚”，婚姻无效，因此阿云和韦阿大的关系应以“凡人”（普通关系）论。而后，认为阿云主动交待，属于自首的范畴，于是参考神宗皇帝当年颁布的敕令：“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许遵将这案子的初审结果呈送审刑院、大理寺审核定案，不料，后者仍坚持判处阿云绞刑。这个结果上报到神宗面前，神宗仁恕，法外开恩，有条件地免除了阿云的死刑，“敕贷其死”，花钱赎死罪吧。
对于这个还算宽大的处理，本应感叹皇恩浩荡，许之遵之。但许遵却不买账，他认为出身贫寒的阿云，必定不能在期限内借到足够的钱来赎罪，因而再次提出减刑意见，请求刑部再审。岂料，刑部维持原判，许遵不服判决，“请下两制议”——请交给皇帝的秘书班子（负责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讨论。这么一来，先后有包括五位两制官在内的二十多名官员牵涉其中，并分成了以王安石、许遵、吕公著、韩维、钱公辅为代表的慎刑派，以及司马光、刑部、大理寺为代表的严惩派。
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小姑娘出手相助，仗义执言，除了有为生民立命的士大夫理想外，许遵还有出于现实的考量——“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首）之路”。也就是说，如果对自首者使用重刑，天下将再无案发自首之人，无疑将加大办案难度。
秉公执法、犯颜进谏的许遵，因此深陷舆论的旋涡，刚刚就任大理寺丞，就遭到他人弹劾。在他百年之后，南宋史官也不怀好意地将他这一行为讥之为“欲立奇以自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自我炒作。许遵的那句“请下两制议”，像蝴蝶轻扇了一下翅膀，大宋都城开封府里，一场暴风却要骤起了。而这场暴风中的先主沉浮者，就是在当时被世人戏称为“拗相公”的北宋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先赢一子的改革家
明人冯梦龙的小说《警世通言》有一回叫“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说的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微服告老还乡的故事。一路上他看尽世人对自己的嘲讽，有一天投身一老妇人家，看老妇呼猪道：“罗，罗，罗，拗相公来。”她的婢女呼鸡更加直白：“王安石来！”王安石哭笑不得，只能叹息掩面而去。
但是，在登州阿云案发生的时候，正值王安石受神宗青眼相待、权倾一时的光景。他在这件案子中看待问题独具只眼，司法解释鞭辟入里，一扫后世为其捏造的愚顽残酷形象。
王安石支持许遵的判决，但是摆在眼前的僵局却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认为，阿云谋杀亲夫，自首也不可以免其死罪，按律当处绞刑。王安石小心谨慎地掂量着手里每一枚棋子。思忖好每一步，开始落子如风——
第一手，阿云虽被许配他人，但其时尚处母丧，因此婚约无效，应以凡人论。按《宋刑统·贼盗》“谋杀”条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判阿云绞刑。
第二手，司马光说谋杀之“谋”只有字面意义，是“因杀生文”，王安石则称谋杀乃是杀伤罪之因，重在一个“谋”字，也是一罪，遂强分“谋”与“杀”为两部分。而根据阿云案情节，并不存在这样的“谋”，因此只治其“故杀伤罪”便可。《宋刑统·斗讼》规定：“故杀人者，虽已伤未死，已死更生，意欲杀伤，偶得免者，并同已杀人处分。”因此，阿云杀人已伤，当判斩刑。——斩刑重于绞刑，但为何判刑反而更重了？别急，还有后招。
第三手，正是有了“故杀伤”，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减刑处理。按照《嘉祐编敕》的减刑规定，须将斩刑减二等，因此，对阿云的最终判决是“徒三年”。
从绞刑到斩刑再到徒刑，如果在狱中的阿云听到整个罪名推断的过程，恐怕心情早已像坐过山车一般，吓个半死了。我们虽非案中之人，却也能够为这滴水不漏的司法解释击节赞叹。
赞叹之余，又不禁反思王安石绝地求生的两大杀招——其一，是将谋杀罪的“谋”“杀”分离，这样自
首可减“杀”罪的所因（“谋”）之罪；其二，是他在援引法律条文的同时，还将《嘉祐编敕》这一皇帝敕令当做法理依据，来弥补已有条文的不足。
但是，在与保守派较量的这局棋中，王安石先赢一子，阿云最终被判徒刑。而这一子他胜在时机（正大权在握），胜在身后站着一个暗中相助的贵人——神宗皇帝。

于情于理，轻判可怜的阿云真不是什么大事，也与天下苍生国家兴亡无关，更与权力更替无关，为啥司马光如此执拗呢？无非是维持一个规矩，皇帝不能乱来！！
站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宋神宗这叫什么乱来啊。。。。

对，齐衡入官没多久就红袍加身，实在是。。。而且也没有细说他究竟做了什么功绩能有如此待遇。
另外，言官们一个小年轻打头阵？只是想利用一个愣头青？还是说以前的言官因为直谏被杀光了没有老臣子？未免太不尊重文官中最不怕死的言官们了
言官们确实是一柄双刃剑，能劝帝王做坏事，有时候在改革的时候也是不小的阻力。但是这部剧处处宣扬一种“识时务”、明哲保身的价值观，利己主义践踏理想主义，从小情小爱到朝堂事宜莫不如此

还真的会有这么个心理，不给自己也给父亲出口气

楼主，我看了你很多的言论，有些想法我十分赞同。也有一些我个人有我自己的认知。。首先以我们现在人的角度去看濮仪之争。这算什么事？我没有去贬低儒家学说。那肯定有很精华的东西。但是以现在人的角度价值观再去读儒学。是不是认为很多东西，都是那些文人士大夫曲解了？我个人很反对用儒学的那套标准去检验一个人是否道德。。而这套标准缺是那些言官手中最锋利的剑。。。其实我们仔细的思考一下。需要将这样的思想推崇到那么极致吗？

所有做的一切，为的就是权力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