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妇女能顶半边天”,常被当作毛语录,甚至被当作毛时代中国妇女地位的写照。实际上,官方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最高指示”,那时的妇女地位,也没有那么美。
“妇女能顶半边天”,常被当作毛语录,甚至被当作毛时代中国妇女地位的写照。实际上,官方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最高指示”,那时的妇女地位,也没有那么美。
关于妇女,毛到底说过些什么?抛开私下流露,仅就公开表达,相比马恩列斯,毛关于妇女的论述显得短、稀、少。毛的妇女观散见于他的文章、报告、讲话、信件、题词。论篇幅、频次或时间跨度,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妇女论述也许略逊一筹,但这三人或有专门文章、讲话,或有对相关的某一具体问题的集中阐发。早期中共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对妇女问题则有更深入的探讨。毛的妇女观最早发表于1919年;最深刻地影响中共妇运方向的,是他1940年代在延安的一些意见;他最后的口号,是1964年6月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时和青年的谈话(1965年5月发表)。
妇女解放问题上,毛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早年他呼喊过“婚姻自由”、“恋爱主义”(1919),后来他概括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束缚中国妇女的四大绳索(1927),他预言过“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1939),他宣布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1964)。所有这些,最后都归结到经济。
他认为,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是经济不独立。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在迎亲花轿中用割喉自杀。毛在12天中连续发表9篇文章,指出问题“就是社会上不容有女子位置”,个人自主、妇女解放最基本的还是经济独立,唯此女子才能改变作为男性附属的命运。几年后,在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农妇运动后,他断言,要完全解除四大绳索,“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后来,在江西苏区调查时,他认为,农民特别是贫雇农不再打老婆,害怕老婆跑掉,是因为劳动力的考虑。毛的这种经济优先和“自然而然”论,显示了他对性别革命的认识的局限。
“中国的妇女是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这个观点贯穿毛的妇女观。“女子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在延安,他致信中央妇委,称“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他批评中共根据地的“妇女组织领导机关的同志们,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其实她们的第一个工作就应是研究和帮助边区的妇女群众广大地参加到劳动生产的问题,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前线”。“边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放脚,大大妨碍劳动生产,运用宣传与强制两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使她们放脚。”1943年2月,毛亲自审改了中央妇委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方针的决定》(即妇运史上著名的“四三”决定),强调组织妇女参与生产劳动,要求妇女干部 “必须学会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自此,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妇女权益,成为中共妇女工作的第一要务。
1957年,毛号召“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毛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写的按语,道出了孰是目的孰是手段。“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
“妇女能顶半边天”,常被当作毛语录,甚至被当作毛时代中国妇女地位的写照。实际上,官方记录中找不到这样的“最高指示”,那时的妇女地位,也没有那么美。
关于妇女,毛到底说过些什么?抛开私下流露,仅就公开表达,相比马恩列斯,毛关于妇女的论述显得短、稀、少。毛的妇女观散见于他的文章、报告、讲话、信件、题词。论篇幅、频次或时间跨度,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的妇女论述也许略逊一筹,但这三人或有专门文章、讲话,或有对相关的某一具体问题的集中阐发。早期中共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对妇女问题则有更深入的探讨。毛的妇女观最早发表于1919年;最深刻地影响中共妇运方向的,是他1940年代在延安的一些意见;他最后的口号,是1964年6月在十三陵水库游泳时和青年的谈话(1965年5月发表)。
妇女解放问题上,毛是一个经济决定论者。早年他呼喊过“婚姻自由”、“恋爱主义”(1919),后来他概括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这束缚中国妇女的四大绳索(1927),他预言过“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1939),他宣布过“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1964)。所有这些,最后都归结到经济。
他认为,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是经济不独立。1919年11月,长沙青年女子赵五贞被父母强迫出嫁,反抗无效,在迎亲花轿中用割喉自杀。毛在12天中连续发表9篇文章,指出问题“就是社会上不容有女子位置”,个人自主、妇女解放最基本的还是经济独立,唯此女子才能改变作为男性附属的命运。几年后,在考察了湖南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农妇运动后,他断言,要完全解除四大绳索,“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后来,在江西苏区调查时,他认为,农民特别是贫雇农不再打老婆,害怕老婆跑掉,是因为劳动力的考虑。毛的这种经济优先和“自然而然”论,显示了他对性别革命的认识的局限。
“中国的妇女是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这个观点贯穿毛的妇女观。“女子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需要通过妇女”。在延安,他致信中央妇委,称“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他批评中共根据地的“妇女组织领导机关的同志们,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其实她们的第一个工作就应是研究和帮助边区的妇女群众广大地参加到劳动生产的问题,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前线”。“边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放脚,大大妨碍劳动生产,运用宣传与强制两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使她们放脚。”1943年2月,毛亲自审改了中央妇委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方针的决定》(即妇运史上著名的“四三”决定),强调组织妇女参与生产劳动,要求妇女干部 “必须学会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自此,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不是妇女权益,成为中共妇女工作的第一要务。
1957年,毛号召“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毛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写的按语,道出了孰是目的孰是手段。“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