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电影《攀登者》在珠峰大本营举行了关机仪式，确认9月30日上映，成为今年国庆档“最晚定档”的影片。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电影史上最高海拔的杀青。珠峰也给足面子，艳阳蓝天下，峰顶清晰可见。除了监制徐克，主演吴京、张译、何琳、曲尼次仁、拉旺罗布，曾经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桑珠也重回大本营。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完成登顶，同时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距离首登15年后，当时23岁的桑珠和队员们又在峰顶树起测量觇标，测量出8848.13米的精确高度，并在北坡路线从北坳至峰顶全程架设路线绳，这样曾经的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第三台阶架都有了金属梯，使被线也成为非专业登山者也相对安全的线路。
图：中国首次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
登山于很多人确实是充满勇气和英雄浪漫主义的冒险。王小波在解释自己为何写作时也曾用登山举例，调侃「因为山在那里」的回答充满幽默感——明明自己要去尝试这种充满危险又未必有实际好处的事，偏说是山在哪里使人心里痒痒，如同反熵的现象。
即便如今以相同线路登顶珠峰变得常见，当年面对未知时的难度，也要远比如今想象的高很多。回溯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登珠峰先行者，1960年首登的一拨，1975年再登顶的一拨，他们的登顶绝非单纯体育运动的范畴，更像是在当时极度落后、条件又无法想象的艰苦情况下，展示出国家实力的行动。
登顶的荣耀之下，珠峰也见证了那一代攀登者的使命和牺牲。
首登珠峰的背景：要独立完成登峰，也要划分珠峰“归属”
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不长。1953年，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两人沿南坡登上珠峰，成为人类第一次有纪录的成功登顶。在此之前，无数登山家半途折戟，从海拔四五千米的垭口开始，上百座登山遇难者的衣冠冢都在证实，通往天堂的路也远比通往峰顶更容易些。
共和国建立之初，登山成为众多率先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之一。同样的，苏联老大哥也总是先抛出橄榄枝，而后新中国蹒跚学步，再独自上路。其中缘由脱离不了当时世界冷战格局下的复杂背景。
1955年，第一批中国登山队员们应邀前往苏联外高加索学习登山技术，他们也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职业登山运动员。次年，登山队在北京西郊八大处正式设立了训练基地。之后中国登山队和苏联登山队一起陆续完成了慕士塔格（7546米）、公格尔九别峰（7530米）等山，以及独立完成了贡嘎山（7556米）登顶。
1958年，苏联建议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争取第二年完成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北坡线路的难度远高于南坡，当时还没有登山队做到过。到了这一年6月，攀登珠穆朗玛峰第一次被正式提上日程，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准备挑战北坡。
为了选拔攀登珠峰的队员，登山协会在香山公园举办了第一期训练班。首批学员90名，其中，科学工作者20名、大学生25名、解放军官兵26名、厂矿职工11名及其他人员8名。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的骨干。
按原定计划，1958年中国登山队会派出两批运动员先后到苏联特训，而后次年两国登山队联合登顶。但该年年末，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印度借机干涉，登顶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中方提议改为1960年登顶，苏联却要求再推迟一年，到1961年再议。这背后是苏联在中印间选择的原因，苏联并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又寄望能同时在中印两国得到更多好处。
中苏的蜜月期也从那时开始不再，直至后来彻底决裂。
另外也有一点，当时中国正在与尼泊尔明确两国的边界划分，关于珠穆朗玛峰（尼方称为萨加玛塔峰），中方提议应为两国共同所有，尼泊尔则略带嘲讽的表示，“如果你们都没有登顶过珠峰，为何我们要分享这座最高峰？” 中尼几次谈判期间，印度登山队也在加紧他们的登顶计划。
当时国内经济困难重重，这样的大背景下，共和国依然展现出要以国家的独立能力登顶珠峰的决心，并没有任何暂缓退让的余地。
所以说，当时的珠峰攀登从来不只是登山运动而已，某种程度上它和中国两弹一星、和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的登月计划们类似，都有更深远的显示国家实力的一面。
1960年成功从北线登顶的三位中国人里，突击队长王富洲（1935年－2015年）回忆当时，众人都抱着破釜沉舟不惜一死的决心，“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完成登顶任务”。
图：1960年珠穆朗玛峰北坡首次攀登时，队员在在8000米高的岩壁上练习行走。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电影史上最高海拔的杀青。珠峰也给足面子，艳阳蓝天下，峰顶清晰可见。除了监制徐克，主演吴京、张译、何琳、曲尼次仁、拉旺罗布，曾经登顶珠峰的中国登山队队员桑珠也重回大本营。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登山队完成登顶，同时也是人类首次从北坡路线登上珠穆朗玛峰。距离首登15年后，当时23岁的桑珠和队员们又在峰顶树起测量觇标，测量出8848.13米的精确高度，并在北坡路线从北坳至峰顶全程架设路线绳，这样曾经的第一台阶、第二台阶、第三台阶架都有了金属梯，使被线也成为非专业登山者也相对安全的线路。
图：中国首次登顶珠峰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
登山于很多人确实是充满勇气和英雄浪漫主义的冒险。王小波在解释自己为何写作时也曾用登山举例，调侃「因为山在那里」的回答充满幽默感——明明自己要去尝试这种充满危险又未必有实际好处的事，偏说是山在哪里使人心里痒痒，如同反熵的现象。
即便如今以相同线路登顶珠峰变得常见，当年面对未知时的难度，也要远比如今想象的高很多。回溯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登珠峰先行者，1960年首登的一拨，1975年再登顶的一拨，他们的登顶绝非单纯体育运动的范畴，更像是在当时极度落后、条件又无法想象的艰苦情况下，展示出国家实力的行动。
登顶的荣耀之下，珠峰也见证了那一代攀登者的使命和牺牲。
首登珠峰的背景：要独立完成登峰，也要划分珠峰“归属”
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不长。1953年，新西兰人艾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两人沿南坡登上珠峰，成为人类第一次有纪录的成功登顶。在此之前，无数登山家半途折戟，从海拔四五千米的垭口开始，上百座登山遇难者的衣冠冢都在证实，通往天堂的路也远比通往峰顶更容易些。
共和国建立之初，登山成为众多率先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之一。同样的，苏联老大哥也总是先抛出橄榄枝，而后新中国蹒跚学步，再独自上路。其中缘由脱离不了当时世界冷战格局下的复杂背景。
1955年，第一批中国登山队员们应邀前往苏联外高加索学习登山技术，他们也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职业登山运动员。次年，登山队在北京西郊八大处正式设立了训练基地。之后中国登山队和苏联登山队一起陆续完成了慕士塔格（7546米）、公格尔九别峰（7530米）等山，以及独立完成了贡嘎山（7556米）登顶。
1958年，苏联建议组织中苏联合探险队，争取第二年完成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北坡线路的难度远高于南坡，当时还没有登山队做到过。到了这一年6月，攀登珠穆朗玛峰第一次被正式提上日程，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准备挑战北坡。
为了选拔攀登珠峰的队员，登山协会在香山公园举办了第一期训练班。首批学员90名，其中，科学工作者20名、大学生25名、解放军官兵26名、厂矿职工11名及其他人员8名。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都成了中国登山运动的骨干。
按原定计划，1958年中国登山队会派出两批运动员先后到苏联特训，而后次年两国登山队联合登顶。但该年年末，由于地区局势不稳，印度借机干涉，登顶计划不得不暂时中止。
中方提议改为1960年登顶，苏联却要求再推迟一年，到1961年再议。这背后是苏联在中印间选择的原因，苏联并不愿意放弃自身利益，又寄望能同时在中印两国得到更多好处。
中苏的蜜月期也从那时开始不再，直至后来彻底决裂。
另外也有一点，当时中国正在与尼泊尔明确两国的边界划分，关于珠穆朗玛峰（尼方称为萨加玛塔峰），中方提议应为两国共同所有，尼泊尔则略带嘲讽的表示，“如果你们都没有登顶过珠峰，为何我们要分享这座最高峰？” 中尼几次谈判期间，印度登山队也在加紧他们的登顶计划。
当时国内经济困难重重，这样的大背景下，共和国依然展现出要以国家的独立能力登顶珠峰的决心，并没有任何暂缓退让的余地。
所以说，当时的珠峰攀登从来不只是登山运动而已，某种程度上它和中国两弹一星、和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的登月计划们类似，都有更深远的显示国家实力的一面。
1960年成功从北线登顶的三位中国人里，突击队长王富洲（1935年－2015年）回忆当时，众人都抱着破釜沉舟不惜一死的决心，“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完成登顶任务”。
图：1960年珠穆朗玛峰北坡首次攀登时，队员在在8000米高的岩壁上练习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