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览无余王之望 @暴论终结者◎ @小鑫先生1
@小鑫先生1 把你那个谥号诏书的出处也贴出来看看啊？

跪迎敌使、乞和投降失败之后，就应该是秦桧引咎辞职下野之时，而不是变着法搞督战继续掌控大权。
连因果关系都拎不清，哔哔哔个屁。

金之政变与第一次宋金和议
绍兴八年（1138）和议之形成经过，已见于第五章，然和议虽成，却并不稳定。宋、金双方皆未能有效统合其权力集团，挞懒和高宗、秦桧于仓猝间进行的和议，因此落入极大的不安状态。八年十二月的和议，不过是要宋拜受金的敕书，成为金的藩屏之国，金则允诺将原为齐所占领的河南地归还南宋。此外，即无任何有关两国关系的规定。可以确定的是，宋副使蓝公佐于绍兴九年归国之前，曾向金提出岁贡、表誓、正朔、册命等有关事宜（《要录》卷一三二，绍兴九年十月是月条）。九年三月既已归还河南、陕西、京西之地，故在九年上半年，事态大致尚维持稳定。
以下将就宋、金双方，检证其内在所以会造成第一次和议不稳定的结构。首先从宋方面来看，秦桧乃藉政变掌权，无怪乎有许多士人反对和议，也反对秦桧。然而自绍兴八年十一月至九年正月间，身在权力中枢，凝视着和议进行的殿中侍御史郑刚中却说：

臣窃见讲和之事，初则士大夫以为忧，中则民庶以为忧，今则将帅以为忧。士大夫见朝廷审处适中，未有失策，方朝夕为陛下同心谋虑，共图善后之计。初以为忧，而今少定。民庶则视士大夫为舒卷者也，见士大夫之情稍安于前，故其忧亦缓而未迫。闻之道路，独将帅之忧，汹汹如风涛尔。（《北山文集》卷一，三谏议和疏）
意即士大夫的反和议论已渐次平息，受到士大夫动向影响的庶民也逐渐安静，唯有岳飞、韩世忠等将军依然持强硬反对之说。如此一来，能否建立稳定的宋金关系，即与将军的动向特别有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正显示出皇帝对将军及其家军统制力之强弱。这个问题在绍兴十一年（1141）第二次和议中，成为最大的课题。

而在金的方面，和议亦未获得一致的支持，基础相当脆弱。根据外山军治的研究，先是主持对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宗翰兵权被夺，其所树立的刘豫政权被废，这都是宗磐、挞懒、宗干等人暗中所为。宗翰失势之后，即由挞懒负责对宋工作，在他的期待中，第一次宋金和议成立了。未几，宗干、宗弼、完颜希尹等人，又因忌恨挞懒、宗磐、宗隽之权势与跋扈，设计了另一场政变(1)。根据陶晋生的整理，宗弼、宗干等与挞懒、宗磐的对抗关系，是皇帝、官僚集团和贵族、军阀集团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最终关系着皇帝专权体制是否获得支持推进，以及中央政府权力应予强化抑或削弱的争执(2)。无论如何，金朝内部的权力配置和权力斗争，关系着第一次和议的成败，结果，随着金朝内部权力斗争的进行，第一次和议也宣告破产。

金天眷二年七月（宋绍兴九年）“金右副元帅兀朮（宗弼）密奏于国主（金国皇帝）亶（熙宗）云：河南地本挞懒、宗磐主谋割与南宋，二人必阴纳彼国之赂，于是挞懒之蔚州避暑，与宗磐共谋为乱”。“是秋，金国主亶杀其伯父宋王宗磐等七人，皆夷其族，又遣兀朮杀挞懒于祁州。”于是，“拜兀朮为越王外都元帅，兀朮已决意举兵，复取河南地”（以上皆出自《皇宋十朝纲要》卷二三，绍兴九年条）。翌年五月，金毁弃和议，同时进军山东、陕西、河南，宗弼亲领精锐十余万攻占开封，几乎未曾遭遇任何抵抗。
金此次片面背弃和议，重启战端，并未提出任何明确的大义名分或正当化理由，只不过是把先前的和议视为挞懒的奸谋。《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条引《绍兴讲和录》，收录了金的开战诏书——战争宣言，其中仅归咎挞懒一人，声称先前的和议乃是：“挞懒等不俟诏命款报，遽割土疆，旋班屯军。凡此之为，皆挞懒等实稔奸谋。”“况河南中原之地，实惟天所授，天与不取，纵敌长寇，为患滋甚。”也就是将挞懒所放弃的河南地，视为天所授予的土地，理所当然地
重新纳入金的版图，但这不过是金人自己定义的战争目的。《要录》即将之整理为：
于是金主亶诏谕诸州县，以挞懒擅割河南，且言朝廷不肯徇其邀求之故。诏词略曰：非朕一人与夺有食言，恩威弛张之间，盖不得已。（《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丙戌条）
这样说来，两国间是战、是和，其实系受金朝内部意见及内讧左右。对宋之战既然欠缺大义名分而无法名正言顺，则与其全面对决，不如采取局部化的战争方式。假如战争不能恢复挞懒所放弃的河南地，那么藉政治交涉以解决问题，已是可以预见的结果。翌年宗弼和秦桧间为了第二次和议而纠缠不清的局面，对金而言，恐怕早在开战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宋的对应之道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军南下本是单方面的事，宋则苦于应对。五月戊戌（十三日）(3)，因金军占领旧都开封、再启战端而发布的文书——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中有言：“今乌珠（宗弼、兀朮）无名，再起兵端。”（《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对宋人来说这的确是无名之战。南宋虽无意战争，高宗却也只有紧急决定如何进行战争之基本指导方针，以应付当前的局面。五月二十五日南宋发布了对金战争宣言——诏书，枢密院的檄书则于六月一日发布，自五月十三日开战以来迄南宋决定应战，前后约十数日至半个月。在这段期间，高宗到底要和谁一起指导战争？或者授权给谁？又和谁共组权力中枢？都必须迅速作成决定，换言之，这是一次关系重大的政治抉择。这意味着政治上正陷入紧张的时刻，而对推动第一次和议的秦桧来说，此时更是坐立难安。
促成秦桧归宋、也第一次宋金和议负责人的挞懒在金朝政变中遇害，这不但使秦桧失去了敌国中的合伙人，也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所谓“桧于此时曾无远略”（《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辛丑条引《何俌龟鉴》），已透露出秦桧当时的处境。

和议在约成后一年半就宣告破裂，金的片面恣意违约，出乎意料地证实了多数反对和议论者的金不可信任论，对秦桧等和议推进论者则是一大打击。“初金人背盟，秦桧以其言不仇，甚惧。”（《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丙午条）秦桧的政治威信因而严重受损。这时秦熺妻郑氏叔父郑亿年虽已得授观职，然问题仍在，“初，边报至行在，从官会于都堂。工部尚书廖刚谓亿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讲和，今已背约，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亿年气塞。秦桧以为讥己也，乃曰：尚书晓人，不当如是。”（《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辛丑条）对郑亿年的攻击轻易地转向秦桧，秦桧罢免的可能性当然极高。
当时高宗可能做出的选择是：（1）赋予秦桧更深的信任，（2）再度起用绍兴八年因反对和议而去职的宰相赵鼎，（3）起用对金强硬论的代表张浚。无论选择哪一个出任宰相，都对日后宋、金间师出无名的战争影响甚巨，方向也会不同。其中以赵鼎复出的可能性最高，赵鼎“才闻边警，喜见颜间”（《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闰六月庚子条），他似乎觉得，宋、金间战争再启——和议破裂，意味着政敌秦桧的下台和自己的复出。史籍中又谓：初，鼎罢郡归绍兴，上书言时政。秦桧忌鼎复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劾鼎，顷以失职去位，既罢泉州，一向北来，已至绍兴，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选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条）

即李光罢免之后一个多月，王次翁出任御史中丞的要职。其前任者是廖刚，他曾批评郑亿年之复职将使士风败坏，“节夫义士，莫不解体”（《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正月甲辰条）。廖刚“本秦桧所荐”（同前，二月庚申条），至是为秦桧所嫌，遂降为工部尚书，取而代之者即工部侍郎王次翁。王次翁复于同年七月继李光之后就任参知政事，十三年闰三月去职，隐居四明。连御史中丞之任在内，他居显职的时间约三年有余，他和李光一样，都为这个时期的政治留下明显的残痕。
秦桧于六月一日对皇上进言，以盟约既破，当定“吊民伐罪之计”，如汉之高祖，“以马上治天下”，“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罢免”（《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甲辰朔条），即以此表示辞意。但是他同时也使心腹之人进行政治工作，“桧于此时，曾无远略，乃且持禄固位。犹使其党，以事有大变，更用他相为天子戒。桧之奸谋，为如何耶”（《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辛丑条引何俌《（中兴）龟鉴》）。此处所谓“其党”即指王次翁。王次翁拜谒皇上，提出勿更换宰相之要求：
是日，御史中丞王次翁请对，言：陛下既以和议为主，而诸将备御严，士卒勇锐。敌虽败盟，曲不在我，无能为也。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有小变，则更用他相。盖后来者未必贤于前人，而排黜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也。愿陛下以为至戒，无使小人异议，乘间而入，上深然之。（《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

王次翁这番拥秦论的要点是：（1）此次战争，罪在金而不在宋，秦桧并无错误。（2）人事更替之后，继任者不一定胜于前任，再者权力中枢若大幅交替，将难以应付紧急事态，反有不当。御史中丞是言事官，职在弹劾百官，这样的说辞内容实是特例。按照以往的惯例，罢免秦桧的理由已然十分充分，但是“上深然之”，于是秦桧并未因宋、金重新开战而被罢免。王次翁成功地说服了高宗。这段对话发生在五月二十五日，距十三日开封陷落已经过了十来天，高宗下定决心，重新信任秦桧，不再起用赵鼎。
又据《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丙午（三日）所载，给事中冯檝也曾为秦桧试探高宗心意：
初，金人背盟，秦桧以其言不雠，甚惧。一日谓（冯）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虑，独君乡衮，未测上意，君其为我探之。明日，檝入见，曰：金人长驱南下，势须兴师，如张浚者，且须以戎机付之。上正色曰：宁至覆国，（不）(4)用此人。桧闻之喜。

宋之对金宣战与战争指导原则
绍兴十年（1140）五月初，金片面违约，进军中原，并于中旬攻占开封，宋只有被迫应战。
面对着出乎意料的战况，以及强行和议的后遗症——反和论者为复归政坛，秘密发动权力斗争，宋的主政者必须在短时间内确定战争指导原则。大约是在五月底，秦桧于确定留任之后，提出了他的基本构想——以宋、金（南北）均衡共存论为根底的战争指导原则。高宗、秦桧集团对这次战争的展望，尽见于五月二十五日如同战争宣言的诏书，以及六月一日枢密院所下的檄书。
《要录》五月戊戌（二十五日）条，于“是日”之下记载了王次翁反对秦桧下台的言论，同日又记：
诏，罪状乌珠（宗弼或兀朮）。募有能生擒乌珠者，除节度使，赐银帛五万匹两，田千顷，第一区。（《要录》卷一三五，绍兴十年五月戊戌条）
附注称“此诏旨，日历全不载”，补以蜀刊《丝纶集》所收之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二则。不过，既已说是奉圣旨，则三省枢密院的布告大概和诏书不尽相同。《要录》编纂者李心传尚得目睹的《日历》，并未收录宋金战争开战宣言，其全貌究竟如何，今日已难窥知。但这份宣战诏书的要点既只在谴责此次战争的主谋宗弼个人，并开出赏额购买其首级，倒也十分特别。到了六月甲辰朔日，发下各路的枢密院檄书，尽管以先前的文书内容为本，却已有较明快的目标。当时秦桧为右仆射而独相，又兼军事方面最高职的枢密使，枢密使职也只有他一人，所以，六月一日发出的檄书已能表现出获留用之秦桧的意向。至少这份檄书的公布，说明了因宋、金重启战端而引发的权力斗争，是由秦桧取得完全的胜利，宋的应战原则也因此而明朗化。

宋以吊民伐罪为主体的檄书内容如下：（1）先说金军自靖康以来，侵略中国，俘虏两帝，所至焚灭，殆无遗类，其残忍不道，载籍靡闻。前岁割还河南地，皇帝深念十余年间，南北生灵，肝脑涂地，许其修睦，因以罢兵，庶几休养生息，各正性命，仰合天心。今金军袭取旧都（开封），“信义俱亡，计同寇贼”。（2）檄书又云，金之不道，如同盗寇，全因金将乌珠残忍无道。乌珠乐祸贪残，阴蓄无君之心，为倡乱之首，戕杀叔父（挞懒），擅夺兵权。为个人私欲，苦河东、河北、京东之吾朝赤子，又夺女真、契丹、渤海将兵之休息，至“罪在一人，谋己之私，毒被寰宇兆民之众”。（3）皇帝既如人之父母，代天君师，兼爱生灵，不能坐视民之焚溺。况彼兵出无名，神人共怒。“誓与中外，蠲除首恶，期使南
北，共享太平。”（4）最后，望南北官员、军、民，为义奋起，若能生擒金将乌珠、萨里干或斩首来归者，必赐以官职、银绢、良田宅第。（以上均据《要录》卷一三六，绍兴十年六月甲辰朔条）
五月戊戌（二十五日）的诏书，只是提示性地非难乌珠（兀朮），列出悬赏；这里则除了这一条之外，还整然有序地罗列出开战理由、战争目的、宋的基本因应路线。单就这份檄书所见，可将宋的基本见解整理如次：
首先，这次战争完全出自乌珠（兀朮）个人的野心，不是金国举国之战，因此宋也尽量回避和金对决，或进行全面战争。其次，宋当然无意积极攻击金国，并且表明以恢复绍兴八年和约之南北共存旧状为目标。再次，不要求恢复中国故地，也不呼吁宋之军民死守驻屯地、居住地甚至坟地。最后，于是，只以去除“首恶”为其最终目标，希望金更换乌珠，或中止、变更乌珠现正进行的侵宋战争政策(6)。
由于战争并非宋之本意，故这篇檄书充满了浓厚的厌战气氛。而且完全没有对军民作积极性的要求：如对金复仇、报复、道义的谴责、恢复失地、死守故地等。因此，高宗认为，在此次战争中不必为宋朝官兵作道义上的支持准备，战争只需依赏罚来推进。高宗明言：上谓大臣曰：用兵惟在赏罚，若用命者必赏，不用命者必罚，何患人不尽力。（中略）朕若亲提一军，明赏罚，以励士卒，必可擒取乌珠。（《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十月壬辰条）

战争既非宋之本意，自然缺乏积极的攻击性，战争的基本性质不得不转向防御性。高宗、秦桧等南宋政权中枢，在指挥宋军——诸家军团之时，完全采用防御战，即只阻挡敌人的攻势或只予以迎击。这样的战争形态，和岳飞等将军们的想法尖锐对立，岳飞等人抵挡了金军的侵寇，要求乘势追击，甚且想要“深入敌境，复取旧疆，报前日之耻。”（《要录》卷一三七，绍兴十年七月壬申条引《岳侯传》）可是，高宗、秦桧却一直坚守着十年六月的战争指导方针，对金无积极进攻之意，并在各家军和金军会战后要求他们班师撤兵。

高宗、秦桧是以两淮为这次战争的主要战场，故在基本上就是场防御性的战争，具体而言，则是江南防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