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人对“甄贾宝玉”的几种观点
关于《红楼梦》中的甄宝玉这一人物，以及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人物的关系问题，学者们的论述已有不少，有些人认为作者为什么这样写，是个谜。俞平伯说：“甄宝玉自然是宝玉的影子，并非实有其人。但何必设这样一个若有若无的人呢？这不但我们不解，即从前人亦认为不可解。”①蔡仪江则认为，甄宝玉的形象，是用典型化理论无法解说的现象；因为典型，是“这一个”，而《红楼梦》却偏偏写成了“这两个”。②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这是曹氏的败笔。
曹雪的的《红楼梦》是否有败笔，笔者未及研究，不敢断言。但甄贾宝玉的描写，决不是什么败笔，而是一种用独特的典型化方法塑造“矛盾人”的，和这部伟大名著的主旨密切相关的成功之笔。
说“甄贾宝玉”是败笔的主要论据是：
曹雪芹受古代小说戏曲的影响极深。他虽然竭力反对蹈袭前人，反对陈腔滥调，有许多创新和突破，可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仍无法摆脱旧作品的羁绊。谁都知道，双包案是我国旧小说旧戏曲中熟了又熟的俗套，《水浒传》里有真假李逵，《西游记》里有真假猴王，还有什么真假包公，真假济公等等，都是用一真一假的手法来刻划正反人物的性格。其下乘者，则更以此卖弄噱头，迎合低级趣味。可惜，曹雪芹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免俗，落入窠臼。如此看来，甄宝玉竟是《红楼梦》中的多余的人，是曹雪芹的一大败笔。③
说《红楼梦》的“甄贾宝玉”是因袭前人的俗套，说甄宝玉是《红楼梦》中的多余人。其实不然。
“真假包公”“真假悟空”等等，写的是正反两个对立的人物，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形象；而“甄贾宝玉”，写的则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二者在内容和手法上都是迥然不同的。
俞平伯说“甄宝玉自然是宝玉的影子”，这种说法也未尝不可。但准确的说，是宝玉这个人物矛盾的一个方面，本文后面要详说的。俞先生认为甄宝玉“并非实有其人”，又说是“一个若有若无的人”，不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人物。既然“非有其人”，却又“若有若无”，这种说法就自相矛盾了。其实，甄宝玉并不是一个若有若无的人。从第二回和第五十六回对这个人物的间接描写来看，雪芹在八十回后必定有所直接描写的。这个人物在书中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哪会若有若无？作为一代名著的《红楼梦》，作者设置这个人物，决不会是游离于全书之外的“多余人”，而应当是整个作品群体人物形象的有机构成的一个部份，肯定有他的重要作用。
蔡仪江用典型化的理论来考察甄宝玉的形象，认为甄贾宝玉是 “这两个”，不符合典型是“这一个”的原则，因而对此也无法理解。蔡先生在这里显然是没有弄清楚“甄贾宝玉”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看似“这两个”，这是其表面；其本质依然是合二而一的“这一个”。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典型的创造。
贾宝玉和甄宝玉，从名字看，就是假宝玉和真宝玉。这一点，多数学者的意见是相同的。
冯其庸先生在《伟大的作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四十周年祭》里说：“《红楼梦》里把具有真知灼见，真才实学，真性情，真思想的人叫作‘贾宝玉’（假宝玉），把走仕途经济，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的人叫做‘甄宝玉’（真宝玉），这就是对真假混淆的辛辣讽刺。”这个说法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这仅仅是曹雪芹写“真假宝玉”意图的一个方面。
近日看到网上有何华彦先生文章，说甄宝玉和贾宝玉这两个人“在现实中是一个人。甄宝玉是曹公现实生活的基本写照，而贾宝玉呢，是曹公理想生活的写照。甄宝玉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开始的生活和贾宝玉简直一模一样。到后来，甄宝玉家被抄，家道败落。再到后来，蒙上恩赦，虽然又重新开始，但根本不可能和从前比了。贾家呢，当然也是这一个格局，到后来因为是高鹗写的，所以，不知道曹公要把贾家写成怎么样，大体上看，应该也是这一般吧。只不过，所不同的是，贾宝玉肯定没有去考科举。贾家败落，族人俱流落他乡……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曹公是将现实中的一个原形分成两个人物来写的，只不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不是我所能明白的。”
“将一个原形分成两个人物来写的”，就是说，“甄贾宝玉”看似两个形象，实际上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何先生的这个看法是很独到的。
笔者依据何华彦先生的意见，对这个问题再加以补充和申述。

二、“甄贾宝玉”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
歌德的《浮士德》有言：“有两种精神居在我们心胸，一个想要同另一个分离。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另一个猛烈地要离凡尘而去。”纪伯伦有诗：“有两个我，一个我在黑暗中醒着，一个我在光明中睡着。”按照辩证法的观点，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人，也不例外。人，是矛盾的合体。所谓纯粹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现实中的个人，其性格和品德，是复杂的，多方面多层次的，心灵世界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往往同时并存着，矛盾着，甚至是无时无刻在斗争着，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着。《浮士德》的作者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恩格斯对歌德就作过精辟的评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谨慎的儿子或魏玛的枢密顾问官之间的斗争；前者对于环绕在他四周的俗气抱着厌恶的心情，后者使自己必须和它妥协，适应于它。因此，歌德有时候是非常伟大的，有时候是渺小的；他有时候是反抗的、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候是谨小慎微的、事事知足的、胸襟狭隘的小市民。”⑤在文艺创作中，那种把人物的性格简单化和类型化的情形固然也不少，但杰出的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立体地把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展示出来。
歌德所言 “有两种精神居在我们心胸”的人，在现实中很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人，可称之为“矛盾人”。这种“矛盾人”在艺术作品中是很多的。艺术家在塑造这种“矛盾人”时，可以通过多种艺术形式来表述。通常的手法是把这人物的这种矛盾性格合在一个形象之中，来写这一个人的思想矛盾和思想斗争。中外文学，大多采用这种写法。
还有一种很独特的表现方法，就是把同一个人的性格矛盾的两个方面，分成两个对立的形象来写。唐代作家陈玄佑的《离魂记》所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这篇小说中的倩娘，与表哥王宙热恋。父亲要把她另嫁。她不从，一心爱着王宙。父亲于是把王宙调往京城。王宙临上船前和倩娘痛苦决别。写到这里，小说笔锋一转，把倩娘分成了两个形象。一个倩娘迫于封建礼教，听凭父母包办婚姻的摆布，害着相思病，安分守己在家中。另一个倩娘，却冲破了封建牢笼，在恋人王宙离去的当夜，只身私奔到王宙的船上，跟随王宙到了蜀地。二人结为夫妇。婚后五年，生了两个孩子。因思念父母，倩娘又同丈夫回家里来。父母亲听说女儿从外地回来，很奇怪，“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两个倩娘，一个病在家中，一个在船上。家中的倩娘听到这一消息，“闻喜而起，饰妆更衣，出与相迎。”于是两个倩娘合而为一。这是很明白的。小说中的两个倩娘，就是一个倩娘矛盾着的两个方面。这种写法是突出人物思想矛盾斗争的激烈，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形象，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有主有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作品的主旨，是冲破包办婚姻牢笼、追求自由爱情并获得胜利的方面。
这种把一个人物的矛盾分成两个形象来写的艺术手法，陈玄佑的《离魂记》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创新。
《红楼梦》作者创造贾宝玉和甄宝玉这两个形象的用意和笔法，与《离魂记》中的两个倩娘笔法相似。这是文学的继承性。但《红楼梦》又不是简单的对《离魂记》的模仿，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自己独特的创造新意。
甄贾宝玉的共性，就是宝玉。宝玉，作为一个贵族公子，在贵族阶级统治者的眼里，在甄、贾二府主子的心中，他理应是一块纯粹珍贵的“宝玉”；这种纯粹的珍贵，就是能成为贵族阶级的接班人，走“学而优则仕”的正统之道，为贵族家庭光宗耀祖。然而，这块宝玉却并不纯粹，它有真和假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假的宝玉：他厌恶那个腐朽的贵族世界，讨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教，喜欢在封建主义所规定的礼教范围之外行动，不愿意走“学而优则仕”的正统之道，用避世主义的态度，躲在女儿国里消磨时光。这样的宝玉对于贵族阶级来说，当然是一块假货，故曰假（贾）宝玉。这是宝玉这个贵族公子性格的一个方面，在曹雪芹的笔下，是把宝玉的这种叛逆性的性格当作主要的方面来写的，所以贾（假）宝玉成了《红楼梦》的主人公。然而，人，既然是矛盾的合体，这个贵族公子，生活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之中，就不可能是天生的纯粹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必然会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必然会有矛盾和冲突。他对封建主义有叛逆，也有顺从；他想离开封建主义而独立逍遥，也想走“学而优则仕的”正统之道，为封建主义效力，因而就有了真（甄）宝玉。这个甄宝玉，虽然也曾叛逆过自己的阶级，与贾宝玉曾经是同一个人物，但他后来却有了转变，终于走向正道，成了贵族阶级所喜欢的接班人。对于贵族阶级来说，这个宝玉才是真的宝玉。
因此，贾宝玉和甄宝玉，实际上是同一个宝玉，同一个人物的真和假的相互矛盾着两个方面，是一个人物的矛盾性格的两个方面。作者在这里所用的方法，不是在一个形象之中，来写他的思想矛盾，写他的转变过程；而是采用《离魂记》中的“两个倩娘”这样的特殊手法，把思想的、性格的矛盾分成两个形象来表现。所不同的是，《离魂记》中“两个倩娘”，虽然各有形体，各有性格，各有自己独立的生活，但读者读到小说的结尾，两个倩娘合二为一，便立即明白了作者的意图，文学的意境明朗浅显。而《红楼梦》中的两个宝玉，由于作者用的是“烟云模糊”法，写得隐蔽含蓄，其所含蕴的《红楼梦》主旨，意境深遂，致使读者，甚至是研究者们也跟着“烟云模糊”，猜不透作者这样写的用意所在。这也是《红楼梦》在人物性格描写和艺术意境的创造上的一大特色。
“甄贾宝玉”是《离魂记》“两个倩娘”的继承和发展，但和什么“真假包公”，和《西游记》的“真假悟空”等，却完全是两码事。
俞平伯“甄贾宝玉，一式无二，即《西游记》之真假悟空”的说法，完全不对。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原著中，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跟随唐僧取经的过程中，虽然由于唐僧对他乱用紧箍咒而使他曾经有过某种动摇，但从总的倾向来说，他为取经效力的思想是纯粹的。书中出现的那个假的孙悟空，不是真的孙悟空的一个方面，而是一只六耳弥猴，和假包公相类似，是为了从从反面衬托孙悟空而设的一个独立的形象。
但在当代的电视剧《西游记》中，情形却有了改变。“真假悟空”的出现，似有“两个倩娘”和“真假宝玉”的意味：具有非凡本事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方面跟着唐僧取经，忠心耿耿地为平庸的唐僧效力；另一方面，在他的心灵深处，又时时梦想着在花果山唯我独尊为王。于是有了假悟空出来捣乱。假悟空也是本事非凡，谁也降服不了他，只有如来佛，一眼看穿了问题的实质：“二心生真假”；如来佛帮助孙悟空去掉了“二心”，牢固其“一心”，于是，真假悟空合而为一了。真假悟空这两个形象，在如来佛的眼中，原来只不过是同一个孙悟空的“二心生真假”。这比起原著，是更有味的！④
说甄贾宝玉即吴承恩《西游记》之真假悟空，不对。说是和当代电视剧中“二心生真假”的真假悟空，有点相似，可以说通。
和《离魂记》的“两个倩娘”电视剧《西游记》的“真假悟空”一样，曹雪芹并没有让真假两个宝玉平分秋色。全书着力刻画的，是叛逆性的贾宝玉。八十回前，甄宝玉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二回，冷子兴和贾雨村谈到贾宝玉时，贾雨村也说起了金陵甄府的甄宝玉。他与贾宝玉在相貌和性格上简直一模一样。贾宝玉说：“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人。”甄宝玉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第二次是在第五十六回，那是写甄府四个女人来贾府请安，谈起甄宝玉生活和学习情况，竟与贾宝玉毫无区别，贾母惊奇了，叫贾宝玉出来相见，四个女人一看大为诧异，都说：“模样是一样”，“淘气也一样”。后来，贾宝玉在对大镜子睡觉的梦中见到甄宝玉，则是他自己在镜子里照着的影儿，双玉相会，竟不辨是梦是真。实际上，这时候的甄、贾宝玉，是合二而一的，因此时人物的思想矛盾尚在潜伏之中，未曾发生。作者这样的写法，有两种用意：一是用渲染法，反复强调贾宝玉性格中的混沌天性之美，这种美是和封建礼教格格不入的；二是为后来的甄、贾两个宝玉的思想矛盾和思想斗争作铺垫。这里，曹氏写甄宝玉的形象是间接的，模糊的；而写贾宝玉则是直接的，明朗的。有人说甄宝玉的形象的模糊，是雪芹的败笔。殊不知这正是他的神笔所在。

四、续书写“甄贾宝玉”中的败笔
在曹氏原著里，这甄宝玉在八十回后是肯定要出现的。甄宝玉的性格转变了。由礼教的叛逆儿变成了走仕途经济，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的儒家信徒。
续作者对曹雪芹的这一创作意图，是明白的。也写了甄宝玉的思想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写了甄宝玉和贾宝玉，即两个真假宝玉的思想矛盾和对立。从这一方面来说，续作是有一定价值的。但续作者是从自己的正统思想，用自己的封建卫道观念来赞美甄宝玉的思想转变的，因此，所用的笔法便有异于原作。猜测在曹氏原著的八十回后，作者对甄、贾两个宝玉的思想矛盾必有所描写，写甄宝玉的思想转变当用批判法，和高鹗的续作中的赞美法是迥然不同的。
宝玉这个人物的性格虽然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但在雪芹的笔下，他的对于传统的叛逆思想，却始终是占主导的。对于甄宝玉的向传统势力投降，雪芹不但依然会像八十回前那样，用的是模糊笔法，而且，对于甄宝玉的这种转变，肯定是寓含着批判的。而续书的作者，在整个后四十回中，把贾宝玉这个《红楼梦》的第一主角，写成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忠实信徒，在写甄宝玉时，是津津乐道地赞美他的转变，赞美他的的种种封建主义思想。续书第九十三回和第一百十五回中，就有这样的内容。
先看第九十三回，续作者写甄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甄宝玉生了大病，快要死了；在梦里来到太虚幻境，看见那无数的女子，多变了鬼怪似的，也有变作骷髅儿的；把他吓醒了，病竟然好了。这似乎在寓示：甄宝玉能从反面来看“风月宝镜”，认识了美人的本质，从而能够死里逃生；往后竟然改了原先的那些坏脾气，惟有念书为事。这和贾瑞只从正面看“风月宝镜”，致被女人的美色所杀，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节文字也在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这甄宝玉原先的种种不肖，其原因是迷恋女人，被女人的美色所误；如今认识了“女人是祸水”这一本质，才改邪归正了。续书的这种写法，完全背离了曹雪芹的原意。这使人想起了唐代传奇元稹的《莺莺传》：张生因贪恋莺莺的美色，堕入情网差点误了功名大事。幸不久即觉悟了，认识到像莺莺这类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殷纣王因妲己而身败，周幽王恋褒姒而亡国；张生认识了女人的本质而改过，是值得赞赏的。元稹的这篇小说，表现了封建士大夫玩弄女性的大男子主义，是应予批判的。《红楼梦》续书这节文字所反映的思想，与元稹的《莺莺传》，何其相似乃尔！这绝不可能是曹雪芹的原意。早在元代的的王实甫，已在《西厢记》中用剧情批判改造了《莺莺传》的封建思想，歌颂赞美了张生和莺莺的自由恋爱；后于王实甫400多年的曹雪芹，还会重蹈元稹的封建思想覆辙吗？
再看第一百十五回“证同类宝玉失相知”中：贾宝玉原先是把甄宝玉当作自己的知己的，对他曾时时思念过，在梦中见过，在迷离恍惚的镜像中见过，在亲戚的传说中听到过；甄宝玉的相貌，和他那“只爱美人不爱官”的脾气，既然与自己相同，那么必然是自己的知己无疑了。岂知，这次一见面，甄宝玉原来也是一只“禄橐”。希望中的失望使宝玉的老毛病复发。这意味着甄（真）宝玉在这里占了上风，压倒了贾（假）宝玉。这是续作者的思想。在曹雪芹的原著中，断不会这样写；极有可能依然是用朦胧模糊笔法批判地写甄宝玉，用明朗热情笔法歌颂贾宝玉的继续叛逆，让贾宝玉绝对压倒甄宝玉。而续书的作者，在这里，虽然也写了贾宝玉对甄宝玉向往“言忠言孝”“立德立言”的不满，而总的倾向却是津津乐道写甄宝玉的“悔过”，且为这种无耻的“悔过”作了冠冕堂皇的辩护；通过宝钗和贾兰的言语，赞美了甄宝玉的功名利禄思想：宝钗对贾宝玉说：“（甄宝玉）这话是正理，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贾兰对甄宝玉的向往八股文章，更是阿谀奉承：“世叔所言固是太谦，若论到文章经济，实在从历练中出来的，方为真才实学。在小侄年幼，虽不知文章为何物，然将读过的细味起来，那膏粱文绣比着令闻广誉，真是不啻百倍的了。” 甚至还通过紫鹃的嘴，说：“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时，就将那甄宝玉配了他，只怕也是愿意的。”林黛玉会嫁给向往“禄橐”的甄宝玉？这样的话会从紫鹃口中说出？真的是奇谈怪论了。这当然决非是曹氏的主旨，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卫道者的观点，把一部《红楼梦》糟蹋透了。
当然，续作者的赞美甄宝玉的转变，从贵族阶级的视角来看，是有积极意义的。浪子回头是个宝。清姚燮对此就表示了赞赏，指出了甄宝玉存在的意义。他在《红楼梦总评》中说：“败子回头真宝贝，故曰甄宝玉。”

五、曹雪芹因何采用这种特殊的典型化艺术方法
曹氏写贾宝玉的性格矛盾采用这种特殊笔法，是有其重要原因的。
如上述何华彦先生所说，“甄贾宝玉”是曹雪芹的自我写照，是作者自己的性格和思想矛盾的反映。
是的，曹氏的《红楼梦》是反王权、反权贵的；这是从这部书总的倾向方面来说的。曹雪芹的思想倾向是在这个方面；但这个出身于大贵族家庭的王孙公子，他的世界观，他的艺术思想是矛盾的，复杂的。他的总的思想倾向，是在批判曾经属于他的那个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但另一方面，他又是流着热泪对他的自身的阶级的灭亡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于昔日的那逝去的荣华富贵，曹氏是在无限的留恋，无限的婉惜中，进行回忆，进行赞赏，进行婉悼，进行痛哭，进行批判。你看他描写秦可卿的丧礼，写皇帝，王亲国戚们的吊丧队伍，浩浩荡荡，何其威风。这不是纯粹的批判，而是对逝去的繁荣的某种留恋。对于权贵势力，曹氏的总倾向是持批判态度的，但其中也怀着某种矛盾。因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和那班权贵人物有过亲密的接触，甚至在他落魄倒霉之际，为了了生存，他还去叩过权贵之门呢？他的好友敦诚在《寄怀曹雪芹霑》一诗中，写道：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的这种矛盾，在《红楼梦》中的许多人物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反映。例如对北静王这样的人物，作者描写他的英俊风流，描写贾宝玉对他的巴结，就是作者自己曾经有过倾慕权贵的表现。特别是王熙凤这一人物，极为深刻地反映了作者对自己的贵族阶级，对最高的皇权主义的矛盾态度。王熙凤，仅从她的名字的意义，就是高贵的王权之象征。“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四句诗概括了曹氏对王熙凤的全部观点：王熙凤是一位有才能的被人爱慕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不幸的是她生长在贵族社会的末世，贵族阶级曾经把希望寄托予她，无奈她不争气，搞贪污腐败，胡作非为，以致失掉民心，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王熙凤的悲剧是整个贵族阶级和贵族社会的悲剧，令人痛心。⑦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持“自传说”的学者们认为就是曹雪芹自己。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划上等号，这当然不甚准确。但贾宝玉这一形象，包含着作者曹雪芹的某种经历和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许多学者都承认并且论证了这个问题。甄宝玉和贾宝玉既然是同一人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那么甄宝玉向往权贵，向往八股文章，这也反映了曹氏自身也曾有过这种思想。而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始终居于主导的位子，最终压倒并战胜甄宝玉对权贵的妥协，说这是曹雪芹自己真实的历程的反映，是不会过的。
人，是一种虚荣的生灵，喜欢自我隐恶扬善。莎士比亚说过，上帝给人造就了一张真实的面孔，人又为自己造就了一张涂脂抹粉的面孔。像法国的卢梭那样勇于暴露自己负面性格的人，是微乎其微的。大多数人，都喜欢宣扬自己的光明面，而竭力掩蔽自己的阴暗面。唯其如此，曹氏在写《红楼梦》时，在贾宝玉这个有着浓厚自我成份的形象中，不想不愿意直接地暴露矛盾，不想正面地把自己的负面直接写在这个人物身上。但曹雪芹又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他要写真实的人，要写真实人的真实矛盾，对于自己曾经向往科举仕途的思想，很想通过书上的主人公暴露出来自我批判。既不愿意写自我矛盾，又不得不写，这种创作中的思想矛盾的解决，只好用了这种特殊的典型化艺术方法了：宝玉的光明面属于我，阴暗面嘛，把它分离出去，属于另一个人吧。
曹氏采用这种特殊笔法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贾宝玉是曹雪芹的理想人物，是他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正面人物。他喜爱这个人物，他不愿意让这个人物身上有负面的东西，他要这个人物的正面形象纯粹些，更纯粹些。然而，他又知道，纯粹的人，在世上是没有的。他以自己的经验，从现实生活中认识到，人是矛盾的合体，暴露矛盾，写出矛盾的对立，人物的形象才会有血有肉。这种创作思想是自相矛盾的。“甄贾宝玉”的出现，正是作者这种创作矛盾的反映。
2001年12月9日初稿
2007年9月12日定稿

注：
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第38页。
②见《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3辑128页。
③陈沼《甄宝玉——曹雪芹的败笔》，人大复印资料1983年第1期。
④见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读红楼梦随笔二则》，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第266页。
⑤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6、37页。
⑥见《黄山学院学报》 2002年04期 >> 詹虎 ：《论《浮士德》的"分裂人格"》，转引自“百度网”。
⑦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从王熙凤看曹雪芹的思想矛盾》中有详细论述。
⑧这里所说的真假孙悟空，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内容。在吴承恩的《西游记》原著中，假的孙悟空是一只六耳弥猴，是独立的形象。笔者认为，电视剧的这方面的内容更有味。
⑨转引自“卡尔维诺著作简介”和“写作技巧合集”网。

祝秉权,大学教授,贵州省红楼梦研究会常务理事

学界对“甄贾宝玉”的几种观点：
1.俞平伯说：“甄宝玉自然是（贾）宝玉的影子，并非实有其人。但何必设这样一个若有若无的人呢？这不但我们不解，即从前人亦认为不可解。”
2.蔡仪江则认为，甄宝玉的形象，是用典型化理论无法解说的现象；因为典型，是“这一个”，而《红楼梦》却偏偏写成了“这两个”。
3.有的学者甚至还认为，这是曹氏的败笔。
4.冯其庸先生说：“《红楼梦》里把具有真知灼见，真才实学，真性情，真思想的人叫作‘贾宝玉’（假宝玉），把走仕途经济，读圣贤书，走科举之路的人叫做‘甄宝玉’（真宝玉），这就是对真假混淆的辛辣讽刺。”
5.何华彦认为是“将一个原形分成两个人物来写的”。他说：甄宝玉和贾宝玉这两个人“在现实中是一个人。甄宝玉是曹公现实生活的基本写照，而贾宝玉呢，是曹公理想生活的写照。甄宝玉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开始的生活和贾宝玉简直一模一样。到后来，甄宝玉家被抄，家道败落。再到后来，蒙上恩赦，虽然又重新开始，但根本不可能和从前比了。贾家呢，当然也是这一个格局，到后来因为是高鹗写的，所以，不知道曹公要把贾家写成怎么样，大体上看，应该也是这一般吧。只不过，所不同的是，贾宝玉肯定没有去考科举。贾家败落，族人俱流落他乡……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曹公是将现实中的一个原形分成两个人物来写的，只不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不是我所能明白的。”
6.祝秉权认为“甄贾宝玉”，写的是同一个形象的两个方面，这种写法是一种用独特的典型化方法塑造“矛盾人”的，和这部伟大名著的主旨密切相关的成功之笔。但，祝秉权说：“贾宝玉和甄宝玉，从名字看，就是假宝玉和真宝玉。这一点，多数学者的意见是相同的。”甄贾宝玉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特殊的典型化艺术方法——矛盾分身术。
冯先生是“简单地把甄当作了真，把贾当作了假”（贾如泽语），所以祝秉权认为冯先生“这个说法无疑是很有道理的”。

甲戌本第二回 脂批“凡写贾宝玉之文，则正为真宝玉传影”，此处为什么是“真宝玉”而不是“甄宝玉”，难道脂砚斋也搞不明白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