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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提督”是不是如朱先生所说“宋代也不曾使用‘提督’这个官称”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史》中带有“提督”二字的官衔出现过数十次之多，例如《宋史》卷31有“李宝为浙西副总管、提督海船”，《孟珙传》中孟氏曾为“峡州兵马监押、兼在城巡检、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骑军马”。“主要史料”记载如此，想来朱先生并未深考。
四、断定《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一词是伪作根据不足
朱先生大作第三部分断定《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一词是伪作，根据有两条。第一条说词作写作的年份绍兴三年岳飞充任“江南制置使”后“始能成军”，当时岳飞并没有被称为“元帅”，因此《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便是“伪”。第二条朱先生引用《宋史》、《金史》、《南渡录》等史料，论说绍兴三年（公元1130年）南宋朝庭并不知道宋徽宗、宋钦宗被囚在“五国城”，因此词作中“五国城中迎二帝”一句，显然是后人作伪。然而，不幸的是，这两条也都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南宋官民真的在绍兴三年不知道徽、钦二帝在五国城，那么，《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一词便难逃“伪作”之名；反之，则是朱先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所以这个问题最为重要，咱们得先来考证它。
那么，南宋朝庭是什么时候知道徽、钦二帝在五国城的呢？是不是如朱先生所说，绍兴三年时南宋君臣对此还一无所知呢？答案是否定的。诚然，朱先生所引史料中有绍兴五年胡寅说过“知二帝所在者谁欤？”的话。然而，《宋史》中有明确记载，显示其实至迟在绍兴二年秋，南宋朝庭君臣就已知道徽、钦二帝的确切下落。
《宋史》卷371有《王伦传》，提到绍兴二年王伦回到南宋之前，“有商人陈忠密告（王）伦二帝在黄龙府，（王）伦遂与（朱）弁及洪皓以金遗（陈）忠往黄龙府潜通意，由是两宫始知高宗已即位矣。”
《宋史》卷373是朱弁、洪皓等使金大臣的传记。朱弁是王伦的副使，“建炎初”为“通问副使至云中”。绍兴二年，“弁与正使王伦探策决去留”，王伦回南宋，而朱弁“以印为信”，留在北方。《洪皓传》说到洪皓私下派人通问徽钦二帝时说：“方二帝迁居五国城，（洪）皓在云中，密遣人奏书，以桃梨粟麦献，二帝始知帝即位。”
《建炎以来系年要略》卷40记载建炎四年十二月的史事，写道：“初，徽猷阁待制洪皓与右武大夫龚璹持命至太原，金令其阳曲县主簿张维馆伴，留几岁，金遇使人礼益削。是岁，始遣皓、璹至云中，时通问使朝奉郎王伦、閤门宣贊舎人朱弁已被拘。伦、皓因以金遗商人陈忠，令密告两宫以本朝遣伦等来通问。于是二帝始知建炎中兴之实。”
“二帝迁居五国城”之事在建炎四年，所以，“方二帝迁居五国城”一句之中，“方”字正是说“私下派人通问二帝”就在当年。两史书的三处记载参照，可以知道说的是同一件事，都是在王伦回南宋的绍兴二年之前两年的建炎四年，王伦、朱弁、洪皓合谋，出钱让陈忠去见徽、钦二帝的事情。由此可知，徽、钦二帝迁于五国城，在当时正在金国，尤其是在云中的南宋使者中并不是什么秘密。
《王伦传》说的地点是“黄龙府”，而《洪皓传》则明确说是“五国城”，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其实不然。根据《辽史．营卫志》，“五国城”在辽代隶属于“黄龙府”，而岳飞抗金之际，金朝尚未设“胡里改路”。所以，此时的“五国城”依然可以被看作是“黄龙府”的属地。况且，无论如何，陈忠“通意”“二帝”成功是毫无疑问的，因而王伦、洪皓知道“五国城”其地其名，实在没有问题。
所以说，王伦、洪皓在建炎四年冬就知道徽、钦二帝在五国城，而王伦又于绍兴二年秋天回国，所以朝中官员在绍兴三年之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奇怪的。即便因为某些政治原因，朝庭忌谈二帝的下落，对一般臣民封锁徽、钦二帝被囚于五国城的消息，但既然朝中有人知道这个消息，岳飞又是一位真心想“迎还二帝”的将领，他通过自己的渠道知道“二帝”在五国城，就是正常而毫不奇怪的了。
[《宋史》卷27《高宗本纪》说绍兴二年九月“遣潘致尧等为金国军前通问使附茶药金币进两宫”，十月“潘致尧至楚州，通判州事刘晏劫其礼币奔刘豫”，三年五月“潘致尧还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这里，潘致尧出使走的线路是荆湖一线，这是值得注意的。即便因为政治原因，朝庭忌谈、封锁二帝的下落，但潘致尧是出使金国的使者，他知道二帝的行踪则是再正常不过的。而因为潘致尧走的是荆湖一路，祝允哲当时正是荆湖制参，他知道徽钦二帝身在五国城也是渠道明显，不足为怪的。更何况岳、祝二人写词唱和，信息可以共享，因此岳飞、祝允哲在作词的绍兴三年已经知道“五国城中囚二帝”，是非常可能的，丝毫不该怀疑的。]
因此，无论朱先生引用的文字是怎么说的，都不能推翻王伦、洪皓、潘致尧等使臣知道“五国城中囚二帝”之事，也不能否定岳飞、祝允哲知道“五国城中囚二帝”的可能，因而也不能“证明”《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中“五国城中迎二帝”一句是后人伪作！相反，从以上所引《王伦传》、《洪皓传》来看，在绍兴三年，关心徽钦二帝境况的南宋官员应该是知道他们的下落的。
有人会问，为什么绍兴五年胡寅还说“知二帝所在者谁欤”这样的话呢？笔者想说，这不是本文有义务讨论的问题。王、洪二《传》中事实俱在，胡寅此话是不正确的。如果非要说一句解释的话，那么笔者认为是政治气氛让朝臣忌谈“五国城”之事，所以胡寅可以冠冕堂皇地在他的“政论文”中声问“知二帝所在者谁欤？”其实，他自己很可能是知道的。
至于说岳飞是不是“元帅”，那要看是站在谁的角度。也许在祝允哲与岳飞见面的绍兴三年，岳飞还不能称为“元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祝允哲的词作被祝氏《族谱》题名为《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祝允哲当然不会自称为“允哲公”，由此可见题此名者是修撰《族谱》的祝氏后人。在后人的眼里，岳飞是“元帅”是不奇怪的，而由词的标题中有“元帅”一词而断定词作为“伪作”，实在不得不说是太轻率了。
五、断定《乞保良将疏》为伪作的根据不足
朱先生大作第四部分断定《族谱》中署名祝允哲的《乞保良将疏》为“伪作”的理由有两条。第一条是说《乞保良将疏》头一段中有“以复二帝”一句，而其时徽宗已死，说“以还二帝”是“笼统”而不确的。朱先生引了一些当时的议论文字，例如张戒提出“故地、梓宫及渊圣必无可归之理”（注：“梓宫”是徽宗的棺材，“渊圣”是钦宗），以此论说当时说话作文都应该把死、活分开，“笼统”就“显然是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随意编造的结果”。朱先生第二条理由是说当时的政治形势之下，如果祝允哲真的上《疏》以全家七十口保岳飞，肯定是当时轰动一时的大事，因而“主要史料”中一定会留下痕迹。而因为“有关记载却皆付诸阙如”，所以“不能不使人怀疑‘祝允哲’其人其事纯属子虚乌有”了。这两条理由，依笔者的观点，仍然是根据不足的。
首先，“死帝”、“活帝”都是“帝”，“以还二帝”虽嫌“笼统”，却不能说是错误的说法。单凭此句便说《疏》是伪作，未免太过武断。从逻辑上讲，就算有一百个像张戒那样的人把“梓宫”和“渊圣”分开说，只要朱先生没有证明所有史料中都是如此，就不能推出“事实上”都死活分开说的结论。而即便“事实上”徽宗死后南宋人都把死帝、活帝分开来说，也不能推出“理论上”必须死帝、活帝分开的结论。因此，朱先生的推断是不合逻辑、根据不足的。
如上文所说，朱先生的论证逻辑有误，笔者本不需要举出反证。为了不让读者认为笔者是“徒逞口舌之辩”，咱们来看一个朱先生也许没有注意到的反例。《建炎以来系年要略》卷119记载了绍兴八年左宣义郎王之道的政论文字，原文关键文字如下：
　　“时左宣义郎王之道亦遗矼书……乃若和议则有九不可而一可。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自徽宗皇帝、宁徳皇后上仙，虽云厌世，其实杀之……今金诚欲还二帝、六宫、与祖宗之故地……”
从这段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绍兴八年的时候，王之道前面说“徽宗皇帝”“上仙”，后面却还是说“今金诚欲还二帝、六宫、与祖宗之故地”！王之道把已死的徽宗和活着的钦宗合称“二帝”，“还二帝”三字连用，正与祝允哲《疏》相同！这“笼统”是“笼统”了，但王之道的这些议论不仅《建炎以来系年要略》有，《宋史全文》卷20、《三朝北盟会编》卷203也有，难道朱先生也会断定它是“伪作”吗？
其次，咱们来说一说朱先生的第二条理由。朱先生提到赵士囗（注：此“囗”字无法输入，原字是“亻”傍，右边“衣”内一个“马”字）、范澄之、韩世忠等人营救岳飞，于是成为“新闻”，史料上留下痕迹，而祝允哲却是“有关记载却皆付诸阙如”，因此断定无“其人其事”。这样的推论，也是根据不足，很难说得通的。赵士囗之所以传下营救岳飞之事，是因为他是宋朝宗室，有人替他写下传记；范澄之是因为岳飞的孙子岳珂记下了他的文章而留名，而韩世忠则是南宋名臣……总之，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很多，记录下来的是少数。祝允哲只是区区一个“制参”，他做的事情能保存在“家族记忆”中已属万幸，因为“有关记载却皆付诸阙如”就断定其为“子虚乌有”，如此武断，何能服人？按照朱先生的逻辑，是不是除了现存史料上所记的可数几人之外，就没有人有过营救岳飞的举动？
六、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不是伪作
朱先生断定《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一篇十足的伪作”，理由也是两条。第一条是说，“不难发现它不过是根据《满江红．写怀》改写而成的。”第二条是说它的副标题直称“祝允哲”之名，“完全违反了宋代的习惯”。宋代文人为了表示尊重对方，是“不能直呼对方之名”的。咱们也来分析分析，看看朱先生的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
先说第二条。其实不仅是宋代，其他的朝代也是这样，对人尊重，要么称表字，要么称官衔，要么称排行、别号。以常理而论，朱先生说的是不错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断定《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伪作”，原因有很多，咱们在下面分别论说。
首先，词作标题中直称他人之名的例子在宋朝并不是没有，咱们可以拿宋朝最伟大的词人苏轼来做例子。东坡有一首《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词，其标题就是直呼“张先”之名的。而其另一首词《满庭芳．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虽然标题很长，其中直称“陈慥”，却是明明白白。因此，单凭苏东坡的两首词，便可知道，因为《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直呼“祝允哲”之名而断定其为“伪作”，实在是草率之举。
其次，词作本以词牌为主，以标题为辅，所以很多词没有标题。而有标题的，也未必是本人当时所题，所以常有同一词的不同版本“标题”却不相同的情况。例如张孝祥《西江月．丹阳湖》一本题作“洞庭”，《水调歌头．泛潇湘》一本题作“过潇湘寺”，《水调歌头．和庞佑父》一本题作“闻采石战胜”，《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塞》在宋版《于湖居士乐府》却没有标题。因此，《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也许原来没有标题；也许原来有题，却不与《族谱》中的题相同。存在这样多种可能性，单凭标题中的一个小疑问是不能下什么断语的。
第三，前面提到祝允哲的和词，原题是“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咱们已经讨论过，这显然是后人追题。正因为此，《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标题为祝氏后人追题的可能性极大。后人可能学问不高，不知道该用祝允哲的字，犯了错误。总之，“与祝允哲述怀”可能词作原题如此，也可能是祝氏后人补题如此，与原词是不是伪作扯不上关系。
总而言之，虽然朱先生引用《宾退录》、《曲洧旧闻》等书为证，如挥起重拳，却是打在空处，是全无着落，什么也证明不了。
朱先生的第一条理由说“不难发现”以上词作“不过是根据《满江红．写怀》改写而成的”，这，就只能用太主观来评价了。“不难发现”，试问“不难”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