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篇访谈文章:潘维:把爱国者当做“贼”,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会遭到民众的唾弃。我认为把爱国作为一个罪名来骂人是一种极其不好的社会风气,骂爱国者是流氓的人实际上是真正的流氓,或者说,这种说法在今天的中国是一小撮自认为聪明的文人耍的流氓行为。
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样的风气在中国其实是有历史土壤的。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直落后,所以崇洋媚外成为了一种历史的留存,进而成为了一支很强大的思维模式和势力,早年间就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样的说法。这些人不能够客观看到中国人自己的进步和人民的努力,认为中国先天事事不如外国,要生存就得依赖外国的施舍,认为在任何对抗中都不可能以相对落后战胜先进。这种想法走向了极端,就诞生了汪精卫这样的人。
在“汪精卫”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怎么可以战胜日本呢,所以我们只能投降,日本人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才能保存自己,免遭灭顶之灾。反之,如果选择抵抗,就是狂妄自大、自不量力,是“害了我们中国人”,是“国贼”。这在当时就形成了这样一股重大的政治势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跟着汪精卫的人很多,不是一小撮,甚至在一批民众中间也构成了伪军的基础,伪军的数量几乎和国军一样多。潘维: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爱国主义的反面是卖国主义,而爱国主义走向了以邻为壑的自私就成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对他国的欺凌就变成了帝国主义。
我认为目前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这样积极的概念弘扬不够,而对于卖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击水平不高,除了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词汇含义的混淆以及我们对于西方政治运动的误解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是特别明白这些事情是需要拿出来讨论的,理越辩越明。
我们不能惧怕“汪精卫”,或者说对于“汪精卫”式的言论不能一封了之,相反,出了汪精卫,我们的抗日战争就好办了,我们就知道了哪些人不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那些可以团结的对象又可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的统一战线就容易形成了。
所以说还是得让大家在讨论中明辨是非,官方舆论固然肩负着引导正能量的职责,但是我认为认识问题需要在争论中解决,思想问题需要思想斗争来解决。
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析,这样的风气在中国其实是有历史土壤的。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直落后,所以崇洋媚外成为了一种历史的留存,进而成为了一支很强大的思维模式和势力,早年间就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样的说法。这些人不能够客观看到中国人自己的进步和人民的努力,认为中国先天事事不如外国,要生存就得依赖外国的施舍,认为在任何对抗中都不可能以相对落后战胜先进。这种想法走向了极端,就诞生了汪精卫这样的人。
在“汪精卫”们看来,落后的中国怎么可以战胜日本呢,所以我们只能投降,日本人要什么我们给什么,才能保存自己,免遭灭顶之灾。反之,如果选择抵抗,就是狂妄自大、自不量力,是“害了我们中国人”,是“国贼”。这在当时就形成了这样一股重大的政治势力,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跟着汪精卫的人很多,不是一小撮,甚至在一批民众中间也构成了伪军的基础,伪军的数量几乎和国军一样多。潘维: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爱国主义的反面是卖国主义,而爱国主义走向了以邻为壑的自私就成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为对他国的欺凌就变成了帝国主义。
我认为目前我们对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这样积极的概念弘扬不够,而对于卖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反击水平不高,除了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词汇含义的混淆以及我们对于西方政治运动的误解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是特别明白这些事情是需要拿出来讨论的,理越辩越明。
我们不能惧怕“汪精卫”,或者说对于“汪精卫”式的言论不能一封了之,相反,出了汪精卫,我们的抗日战争就好办了,我们就知道了哪些人不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那些可以团结的对象又可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的统一战线就容易形成了。
所以说还是得让大家在讨论中明辨是非,官方舆论固然肩负着引导正能量的职责,但是我认为认识问题需要在争论中解决,思想问题需要思想斗争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