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月上旬，我所在的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院领导，安排我到该院南楼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当时南楼设在外科楼的唯一一个高干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四层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队副军职干部和少数当时所谓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

那时，我是住院医师，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5床的那个病人叫“145号”。经科室领导介绍，“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因彭德怀在政法干校时的代号为“5号”，来医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专案组定为“145号”。
科室领导及专案组人员反复对我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事情；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5床的房间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接班后，我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复习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才得知他的详细病情。他是1973年4月12日晚8时许，因便血10多天，被监护人员搀扶着走进南楼14病室的。确诊为直肠癌后，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当月做了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我第一次进“145号”的病房，是和病区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时进去的。彭德怀半坐半卧在病床上，身上穿的是一套破旧的黑棉袄、黑棉裤。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就如同乡下田间劳作的老农，丝毫看不出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此时，距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走到生命尽头仅有最后两个多月。

“我就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也许看到我是新来的医生，他指着床头病历卡片对我们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

有时，他会突然变得很沮丧，呆呆地望着窗口投射进来的一束光线发愣；有时，他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或许是沉浸在回忆里；有时，他会独自流下眼泪，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旧事。

我们医务人员想尽办法，减轻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缓解，他就会不停地说下去：“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了，或让我解甲归田，回家当农民吧！这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我负责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但别人一般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常常响起他不屈的吼声。

他不愿应答医生查房时的询问，对如何给他治疗，用什么药，从不提出疑问及要求。他有时双眉紧锁，沉默无言。夜深时，我们曾多次听到他在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便是很长一阵无休止的咳嗽。

他受尽病痛折磨，经常痛苦呻吟，但医生查房时，他很少诉说身体状况，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些与病情无关的事。但我们有规定，听到不回答，不外传。
冤屈长期得不到申诉，他孤立无援，束手无策。他穿着破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连袜子也未穿，脚趾从鞋前沿的破洞里露出来；他面色铁青，但目光始终坚毅，双手插在袖筒里，浑身因剧烈的病痛而不由自主地瑟瑟颤抖。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全身多个部位，肩膀肿得厉害，痛得不能动弹。经医院及科室有关人员研究，拟给他进行“放射”治疗，并报专案组及他唯一的一个能联系得上的亲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后着手实施。

他侧过头去，眼泪无声地流在枕头上

医务人员推着他，通过死气沉沉、昏暗阴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疗”。他身穿黑棉袄，脚蹬圆口布鞋，头上戴着鸭舌帽，一个大口罩几乎遮盖了整个脸。他已经步履维艰，只能坐在轮椅上，更加显得老态龙钟，没有人能认得出这就是曾经叱咤风云、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