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英国全球政策与分析智库“欧亚未来”负责人，亚当·加里
如果英国人的确对1997年之前享有香港“主权”的日子那么怀念，我们不妨把自己的金融中心拿出来用于交换，这应该是一笔双赢的交易。是的，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用伦敦来交换香港了。
对于外界来说，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多次读错他的姓氏，而他最近更是因为自己“无聊到要去跟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辩论”而收获恶名。
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次听到杰里米·亨特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这个事实还是有些意外的。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上，任何一个人在做英国外交大臣这份工作时都会尽力去取悦世界各国，以便为英国在脱欧后将面临的自由贸易新时代铺平道路。然而杰里米·亨特却并没有这样做。在香港问题上，这位外交大臣的言论已让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服用的后悔药。
英国全球政策与分析智库“欧亚未来”负责人亚当·加里2019年7月4日在“欧亚未来”官方网站刊发评论文章：《为了得到香港，我们应该把伦敦交给中国》
事实上，英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出卖香港，因为英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过香港。
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对香港实施军事占领，直到1898年，英国逼迫中国的清政府签订了99年租约，英国就这样通过一纸租约获得了香港的正式“主权”（英国从未获得香港主权，中国一直拥有香港主权，1997年6月30日晚“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零时开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观察者网注）。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地区的香港岛永久割让给了英国。然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英双方出于现实原因一直将整个香港地区视为一个整体。
我们不要再听那些政客用令人反胃的人权说辞来掩饰自己的个人利益诉求了（politicians’ moan about their desired personal entitlements disguised in vomit enduing talk of human rights），我们还是看看那些条约到底是怎么签订的，其法律效力到底如何。由于中英之间的所有条约都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人们当然可以主张所有条约从签订之日起就是完全无效的（all such agreements were null and void from the get-go）。然而由于中英双方事实上已经履行了那些条约，这样的主张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一些人应该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首相曾赴北京与邓小平协商99年租约到期后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很显然英国是不愿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然而当她希望延长租期时，撒切尔首相并没有采取现实世界里人们的惯常思路，她并没有向邓小平出价（show Deng the money），而是在政权交接问题上提出了多个前提条件（impose multiple preconditions on the transfer）。
如果撒切尔当时对中国人说：“为了延长租期N年，我们会付给你们X英镑”，那样的话说不定双方都能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虽然中国人坚持要收回香港，但是在谈判桌上，一切都是有价格的。英国并没有为了延长租期而出价，这一事实说明当时我们内心的傲慢情绪压倒了务实精神。很可惜，中英两国政府1984年签署《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时，特朗普那本《交易的艺术》还没有出版。
今天的中国已经比80年代或90年代的中国富裕了很多，因此如果现在中国要把香港租让或出售给英国，它一定会提出一个很高的价格。这就让那些英国领导层的高官们面对了一个新的现实，他们中很多人在私下里或公开场合一直是很渴望香港能由伦敦而非北京来统治的。然而杰里米·亨特并没有承认这一新的现实，他在7月3日发了这样一条社交状态：“敬告中国政府，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共同执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维护英中之间良好关系的最佳方式”。
杰里米·亨特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不遵守“主权”移交时签署的协议，中国将面临“严重后果”（serious consequences）。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回应称，“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像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
英中两国的首要工作本应该是签署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而如今两国关系正在恶化。杰里米·亨特没有勇气承认，事实上他很希望香港仍由英国统治。
面对目前的状况，我可以为杰里米·亨特提供几个解决方案。首先，他可以选择展现出英国人特有的不动声色的严肃气质，大方地承认香港属于中国，然后继续处理其他工作。可是在今天的英国，由于英国人的严肃品质已经让位于不善管理自己情绪的欧洲大陆式人格，他也可以选择给中国人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为了得到香港，我们愿意出X英镑”。
然而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比英国大得多，英国很可能已经付不起中国的要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想出一个更有创意的方案。如果英国人的确对1997年之前享有香港“主权”的日子那么怀念，我们不妨把自己的金融中心拿出来用于交换，这应该是一笔双赢的交易。是的，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用伦敦来交换香港了。
虽然大多数香港人事实上都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存在，然而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暴民政治（mob rule）的时代，已经无人在意什么事实民主（actual democracy）了，全社会都不得不向那些声音大甚至发出破坏性威胁的人屈服。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还会继续沉默下去，而那些大喊大叫的破坏公共设施的土匪们（the shouting vandals and bandits）将会实现他们恢复英国公民身份的夙愿。
至于伦敦，最近喜剧演员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表示“伦敦已经不是一个英国城市”。如果伦敦已经不再是一个英国城市，那么它做一个中国城市也未尝不可。在英格兰，伦敦是唯一投票要留在欧盟的城市。这意味着大多数伦敦市民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被外国人统治。此外，由于伦敦的犯罪现象太过猖獗，把它交由可以处决谋杀犯等重刑犯的司法体系来治理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我们在伦敦能吃到的都是西化的、并不地道的中餐。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伦敦人喜欢假模假式地标榜自己的国际化，喜欢炫耀自己能随口说出中餐菜名令人费解的中文发音。如果伦敦能从中国那里搞来丝毫未受到英国影响的原装进口的中餐，那么伦敦人品位不凡的文化心理一定会获得莫大的满足。
虽然英国失去了伦敦，可英国的统治阶级又可以经常飞往香港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又回来了。无论对于解决脱欧问题还是对于平息中英之间在香港问题上的争吵，我所提出的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像杰里米·亨特这样的“天才人物”竟然没有想出这个好办法真是令人感到意外。
如果英国人的确对1997年之前享有香港“主权”的日子那么怀念，我们不妨把自己的金融中心拿出来用于交换，这应该是一笔双赢的交易。是的，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用伦敦来交换香港了。
对于外界来说，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一些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曾多次读错他的姓氏，而他最近更是因为自己“无聊到要去跟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辩论”而收获恶名。
因此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次听到杰里米·亨特担任英国外交大臣这个事实还是有些意外的。在当下这个历史节点上，任何一个人在做英国外交大臣这份工作时都会尽力去取悦世界各国，以便为英国在脱欧后将面临的自由贸易新时代铺平道路。然而杰里米·亨特却并没有这样做。在香港问题上，这位外交大臣的言论已让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服用的后悔药。
英国全球政策与分析智库“欧亚未来”负责人亚当·加里2019年7月4日在“欧亚未来”官方网站刊发评论文章：《为了得到香港，我们应该把伦敦交给中国》
事实上，英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出卖香港，因为英国从未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过香港。
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开始对香港实施军事占领，直到1898年，英国逼迫中国的清政府签订了99年租约，英国就这样通过一纸租约获得了香港的正式“主权”（英国从未获得香港主权，中国一直拥有香港主权，1997年6月30日晚“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零时开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观察者网注）。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将香港地区的香港岛永久割让给了英国。然而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英双方出于现实原因一直将整个香港地区视为一个整体。
我们不要再听那些政客用令人反胃的人权说辞来掩饰自己的个人利益诉求了（politicians’ moan about their desired personal entitlements disguised in vomit enduing talk of human rights），我们还是看看那些条约到底是怎么签订的，其法律效力到底如何。由于中英之间的所有条约都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人们当然可以主张所有条约从签订之日起就是完全无效的（all such agreements were null and void from the get-go）。然而由于中英双方事实上已经履行了那些条约，这样的主张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一些人应该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首相曾赴北京与邓小平协商99年租约到期后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很显然英国是不愿把香港交还给中国的。然而当她希望延长租期时，撒切尔首相并没有采取现实世界里人们的惯常思路，她并没有向邓小平出价（show Deng the money），而是在政权交接问题上提出了多个前提条件（impose multiple preconditions on the transfer）。
如果撒切尔当时对中国人说：“为了延长租期N年，我们会付给你们X英镑”，那样的话说不定双方都能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虽然中国人坚持要收回香港，但是在谈判桌上，一切都是有价格的。英国并没有为了延长租期而出价，这一事实说明当时我们内心的傲慢情绪压倒了务实精神。很可惜，中英两国政府1984年签署《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时，特朗普那本《交易的艺术》还没有出版。
今天的中国已经比80年代或90年代的中国富裕了很多，因此如果现在中国要把香港租让或出售给英国，它一定会提出一个很高的价格。这就让那些英国领导层的高官们面对了一个新的现实，他们中很多人在私下里或公开场合一直是很渴望香港能由伦敦而非北京来统治的。然而杰里米·亨特并没有承认这一新的现实，他在7月3日发了这样一条社交状态：“敬告中国政府，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共同执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的基础上的，这也是维护英中之间良好关系的最佳方式”。
杰里米·亨特随后进一步表示，如果不遵守“主权”移交时签署的协议，中国将面临“严重后果”（serious consequences）。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此回应称，“他似乎还沉浸在昔日英国殖民者的幻像当中，还执迷于居高临下对他国事务指手画脚的恶习当中。英方动不动就以‘守护者’自居，这纯粹完全是自作多情、痴心妄想。”
英中两国的首要工作本应该是签署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而如今两国关系正在恶化。杰里米·亨特没有勇气承认，事实上他很希望香港仍由英国统治。
面对目前的状况，我可以为杰里米·亨特提供几个解决方案。首先，他可以选择展现出英国人特有的不动声色的严肃气质，大方地承认香港属于中国，然后继续处理其他工作。可是在今天的英国，由于英国人的严肃品质已经让位于不善管理自己情绪的欧洲大陆式人格，他也可以选择给中国人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为了得到香港，我们愿意出X英镑”。
然而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比英国大得多，英国很可能已经付不起中国的要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想出一个更有创意的方案。如果英国人的确对1997年之前享有香港“主权”的日子那么怀念，我们不妨把自己的金融中心拿出来用于交换，这应该是一笔双赢的交易。是的，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用伦敦来交换香港了。
虽然大多数香港人事实上都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存在，然而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暴民政治（mob rule）的时代，已经无人在意什么事实民主（actual democracy）了，全社会都不得不向那些声音大甚至发出破坏性威胁的人屈服。沉默的大多数（the silent majority）还会继续沉默下去，而那些大喊大叫的破坏公共设施的土匪们（the shouting vandals and bandits）将会实现他们恢复英国公民身份的夙愿。
至于伦敦，最近喜剧演员约翰·克利斯（John Cleese）表示“伦敦已经不是一个英国城市”。如果伦敦已经不再是一个英国城市，那么它做一个中国城市也未尝不可。在英格兰，伦敦是唯一投票要留在欧盟的城市。这意味着大多数伦敦市民并不在意自己是否被外国人统治。此外，由于伦敦的犯罪现象太过猖獗，把它交由可以处决谋杀犯等重刑犯的司法体系来治理是最好的选择。
最后，我们在伦敦能吃到的都是西化的、并不地道的中餐。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伦敦人喜欢假模假式地标榜自己的国际化，喜欢炫耀自己能随口说出中餐菜名令人费解的中文发音。如果伦敦能从中国那里搞来丝毫未受到英国影响的原装进口的中餐，那么伦敦人品位不凡的文化心理一定会获得莫大的满足。
虽然英国失去了伦敦，可英国的统治阶级又可以经常飞往香港了，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又回来了。无论对于解决脱欧问题还是对于平息中英之间在香港问题上的争吵，我所提出的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像杰里米·亨特这样的“天才人物”竟然没有想出这个好办法真是令人感到意外。
要伦敦做啥子？还不如要要北爱尔兰，支持他们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