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毕竟愿意借出四楼礼堂(然而,灯是不肯借的,还要另外想办法),演员胡军,郭涛,雅特,王涛均已到位。多年以后,廖一梅还记得公演前两天的那个晚上,一个电话打到亲戚家,把她喊到了四楼礼堂,看见的是暮色中一群无比困乏的男女,也就是包括演员在内的全体剧组成员,他们倒在地板上打盹——他们熬夜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作,把礼堂重新粉刷了一遍。因为导演孟京辉觉得,礼堂的墙壁太脏,不够雪白,跟演员上场的黑西装不足以形成反衬。刷到后来,老孟认为,玻璃也必须刷白,这样才像教堂般封闭,医院般恐丨怖。
现在廖一梅开始打扫战场,绕过那些一块白一块灰的酣睡男女。
天亮的时候,这些人醒了,从礼堂出去,解散之前还在门口照了张相。那时候中戏基本还在沉睡,除了廖一梅,没人知道这几个合影的家伙,有着何等猖獗的蓄谋。
其实,《升降机》剧组里,戏文八七的廖一梅同学是负责张贴满墙的报纸,撑死了算个剧务。这回到了《等待戈多》,她荣升为音效,不过工作很简单,就是攥着一个闹钟,等到预定的时刻,几次按响,传递一种气氛。
结果,真正演出的时候,她还是出了一次错,无缘无故多按了一次,还好台上的胡军补了一句:“怎么又响了?”让观众没有觉得是出错,还以为是故意的调侃。
那时候排戏的开支并不大,省得出来也借得到。记得拍《等待戈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笔开支,就用在四楼礼堂的玻璃上——每晚演到结尾,胡军都会抡起雨伞将玻璃窗砸碎。第二天早起,孟京辉就要找师傅来安玻璃,刷白,因为晚上还要演出,还要砸。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我一连几晚看到那儿都满怀期待,象是看到闪电的人必然会期待一个炸雷。
我深深铭记那出戏的舞美,柳青同学那次真的展示了大师风范。剧中需要一棵树,柳青就找了一束枯枝,捆在吊扇上,枯枝的一面刷着白漆,一半刷着绿漆。当剧情表示这是一棵枯树,就固定在这一面,当剧情发展到树都绿了,一切恍惚有了希望,吊扇不慌不忙的开动,所有观众仰头看它的旋转,最后停住的时候,漆绿的一面对着观众,传递着一种可能。
剧场的黑钢琴是不许挪动的,校方已经再三强调,那么柳青就找来油漆,在地上画了一个白影子——那时候因陋就简的设计里,都有一种神奇的意会和共鸣,我描述得不好,只能说,我有幸在场。
胡军和郭涛扮演的两个流浪汉是那样无赖而动人,随便拍张剧照都是神采飞扬的,两个人都是上身只穿一件黑西装,敞着怀,轮流擦一辆自行车。这自行车是导演孟京辉的私人财产,当场拆成几份,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得以复原。不过擦车的设计真的是对的,这常见的劳动里面有一种世俗的茫然,让我们觉得胡同口如果有擦车的人,他也是在等待戈多,马路对面如果有人擦车,他还是在等待戈多。后来北京人艺又出现过几个版本的《等待戈多》,有酒吧,有水池,没有自行车了。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一想到路上的风景那么美丽,路上的行人那么善良……”
这些台词现在想来还是亲切,天真,把你感动得一塌糊涂。郭涛是世故中的亢奋,胡军是友善中的绝望。他们搂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吹起口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作者正从台口经过,踮着脚,带着微笑。
负责通报戈多到来的孩子,破例由一对双胞胎姐妹扮演,花容月貌,异口同声。据说这出戏到德国演出的时候,评论界对这个处理大为赞赏,认为负负得正,一个孩子说的话像是真相,两个孩子出现就证明纯属谎言。我印象更深的是孟京辉执意要她们穿上护士服装——廖一梅认为,这跟执意要刷得雪白的门窗墙壁一样,透露出导演私人的“医院恐惧”。
现在廖一梅开始打扫战场,绕过那些一块白一块灰的酣睡男女。
天亮的时候,这些人醒了,从礼堂出去,解散之前还在门口照了张相。那时候中戏基本还在沉睡,除了廖一梅,没人知道这几个合影的家伙,有着何等猖獗的蓄谋。
其实,《升降机》剧组里,戏文八七的廖一梅同学是负责张贴满墙的报纸,撑死了算个剧务。这回到了《等待戈多》,她荣升为音效,不过工作很简单,就是攥着一个闹钟,等到预定的时刻,几次按响,传递一种气氛。
结果,真正演出的时候,她还是出了一次错,无缘无故多按了一次,还好台上的胡军补了一句:“怎么又响了?”让观众没有觉得是出错,还以为是故意的调侃。
那时候排戏的开支并不大,省得出来也借得到。记得拍《等待戈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笔开支,就用在四楼礼堂的玻璃上——每晚演到结尾,胡军都会抡起雨伞将玻璃窗砸碎。第二天早起,孟京辉就要找师傅来安玻璃,刷白,因为晚上还要演出,还要砸。这笔钱是值得的,因为我一连几晚看到那儿都满怀期待,象是看到闪电的人必然会期待一个炸雷。
我深深铭记那出戏的舞美,柳青同学那次真的展示了大师风范。剧中需要一棵树,柳青就找了一束枯枝,捆在吊扇上,枯枝的一面刷着白漆,一半刷着绿漆。当剧情表示这是一棵枯树,就固定在这一面,当剧情发展到树都绿了,一切恍惚有了希望,吊扇不慌不忙的开动,所有观众仰头看它的旋转,最后停住的时候,漆绿的一面对着观众,传递着一种可能。
剧场的黑钢琴是不许挪动的,校方已经再三强调,那么柳青就找来油漆,在地上画了一个白影子——那时候因陋就简的设计里,都有一种神奇的意会和共鸣,我描述得不好,只能说,我有幸在场。
胡军和郭涛扮演的两个流浪汉是那样无赖而动人,随便拍张剧照都是神采飞扬的,两个人都是上身只穿一件黑西装,敞着怀,轮流擦一辆自行车。这自行车是导演孟京辉的私人财产,当场拆成几份,也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得以复原。不过擦车的设计真的是对的,这常见的劳动里面有一种世俗的茫然,让我们觉得胡同口如果有擦车的人,他也是在等待戈多,马路对面如果有人擦车,他还是在等待戈多。后来北京人艺又出现过几个版本的《等待戈多》,有酒吧,有水池,没有自行车了。
“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
“一想到路上的风景那么美丽,路上的行人那么善良……”
这些台词现在想来还是亲切,天真,把你感动得一塌糊涂。郭涛是世故中的亢奋,胡军是友善中的绝望。他们搂在一起,亲亲热热的吹起口琴的时候,你真的觉得作者正从台口经过,踮着脚,带着微笑。
负责通报戈多到来的孩子,破例由一对双胞胎姐妹扮演,花容月貌,异口同声。据说这出戏到德国演出的时候,评论界对这个处理大为赞赏,认为负负得正,一个孩子说的话像是真相,两个孩子出现就证明纯属谎言。我印象更深的是孟京辉执意要她们穿上护士服装——廖一梅认为,这跟执意要刷得雪白的门窗墙壁一样,透露出导演私人的“医院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