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构架世界之意义的同时 就在构架人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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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思考“自我”的两种方式 在目的论的必然性中 整个世界被构造出来最终是我们自己被构造出来
虽然我们对“自我”的思考，原则上只能在反思中进行。但在反思的目光中，仍然可以区分出多重的思考路径，它们首先可以分为两类：横向的和的纵向的，或者说，静态的和发生的。如果再进一步，那么在对自我发生的研究中还可以区分出最宽泛意义上的自我的各个阶段，并与此相应地确定各种研究可能性。它们与胡塞尔的原自我现象学、前自我现象学和本我现象学的可能性有内在的关联。
“自我”
不仅是一个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它被用来说明胡塞尔意识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但未被充分关注的向度：纵意向性，以及一个重要的、但未被充分关注的方法：纵向本质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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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被看作是传统的观念论者，被看作是一个与康德一样缺乏或忽略历史意识的思想家。
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胡塞尔是一个更接近康德而非黑格尔的哲学家。
以往的哲学史家常常用唯理论和经验论来区分历史上的哲学家，或用唯心论和唯物论、唯名论和实在论，如此等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洛克。如今还可以提出对哲学思想的另一种划分，即分为偏重结构的一类和偏重历史的一类，如康德与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如此等等。
并非胡塞尔没有历史意识，而是他希望并致力于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稳定的结构。如果我们一定要指责胡塞尔在历史问题上的“过失”，那么我们只能说，
即使在历史研究领域，他在发生与结构的两极对立中仍然更多偏向于结构这一极。
当今的哲学，是一个处在历史意识尤为强烈之时代的哲学。看起来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最为强烈的对立是发生论和结构论，前者关注和强调事物的流动、变化，后者则留意和偏重事物的稳定、恒久。在现象学内部，胡塞尔基本上属于后者。而海德格尔的情况则相反。
事实上，现象学之前和之后的许多解释学家都可以纳入到发生主义的系列中，如狄尔泰、伽达黙尔等，这包括更早的维柯(G.B. Vico)。可以说，解释学是使历史意识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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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区分只是对哲学家就其总体思想特征而言的定位，它有可能以对哲学家思想中其他特征因素的放弃为代价。例如在海德格尔那里——尤其是在早期讲座和《存在与时间》中——就有上述意义上的结构论的成分。而在胡塞尔这里，如果不注意他的发生论思想层面，那么我们损失的思想资源也会很多。
可以注意到，胡塞尔早在1919年的“自然与精神”的讲演中就已经赋予“发展”与“历史”以如此之高的地位，以至于它成为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标志。
而在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更是直接面对和处理历史理性的问题，以至于在一些如哥德尔那样坚持本质和观念的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的思想家看来，胡塞尔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已经意味着对纯粹本质研究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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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发生、历史的关注可以归入到胡塞尔的纵意向性研究的系列中。
这个方向上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1911年期间的内时间意识研究上。
胡塞尔在这里区分两种意向性：纵意向性和横意向性。这种双重的意向性与他在内时间意识分析中所讨论的“滞留”(Retention)有关。
他认为，“每个这种‘滞留’的意识映射都具有一个双重的意向性：一个是为内在客体的构造、为这个声音的构造服务的意向性，即我们称作对（刚刚被感觉的）声音的‘回忆’的意向性；
另一个是对在河流中对这个原生回忆的统一而言构造性的意向性；就是说，滞留是与此相一致的：它是对这个声音的回忆，是对消逝了的声音－感觉的再造，更确切地说，对原感觉的再造。再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它于河流中持续地自身映射中的、关于持续先行了的相位的持续再造。”(Hua X, 379)
这种双重的意向性意味着双重的目光指向：“目光可以穿越那些在持续的河流进程中作为对声音的意向性而彼此‘相合’的相位。但目光也可以沿着这河流行进，朝向这河流的一个片段，朝向这个流动的意识从声音－启动到声音－结束的过渡。”(Hua X, 379 f.)
通过对时间意识分析而把握到的这个以滞留为起点的双重目光指向，在两个方向上的进一步延伸之后便为意识发生的现象学和意识结构的现象学提供了可能。
所有意识现象学的分析，不是横意向性分析，便是纵意向性分析。
前者是对贯穿在此河流中、在河流的流程中持续地与自己本身处在相合统一之中的“横意向性(Querintentionalität)”的研究，即对意识流中的恒定、稳固之要素的研究，
简言之，对意识结构的研究；后者则是对沿河流而行的“纵意向性”(Längsintentionalität)的研究，即对意识的生成、变化、流动的研究，但也包括对它们的形式和规律的研究，简言之，对意识发生的研究。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与横意向性相关的研究是指向意义构成(Sinnbilden)的, 与纵意向性相关的研究是指向意义积淀(Sinnsedimentierun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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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思考“自我”的两种方式 在目的论的必然性中 整个世界被构造出来最终是我们自己被构造出来
虽然我们对“自我”的思考，原则上只能在反思中进行。但在反思的目光中，仍然可以区分出多重的思考路径，它们首先可以分为两类：横向的和的纵向的，或者说，静态的和发生的。如果再进一步，那么在对自我发生的研究中还可以区分出最宽泛意义上的自我的各个阶段，并与此相应地确定各种研究可能性。它们与胡塞尔的原自我现象学、前自我现象学和本我现象学的可能性有内在的关联。
“自我”
不仅是一个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而且同时还是一个特殊的案例，它被用来说明胡塞尔意识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但未被充分关注的向度：纵意向性，以及一个重要的、但未被充分关注的方法：纵向本质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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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被看作是传统的观念论者，被看作是一个与康德一样缺乏或忽略历史意识的思想家。
这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胡塞尔是一个更接近康德而非黑格尔的哲学家。
以往的哲学史家常常用唯理论和经验论来区分历史上的哲学家，或用唯心论和唯物论、唯名论和实在论，如此等等，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和洛克。如今还可以提出对哲学思想的另一种划分，即分为偏重结构的一类和偏重历史的一类，如康德与黑格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如此等等。
并非胡塞尔没有历史意识，而是他希望并致力于在历史中找到一个稳定的结构。如果我们一定要指责胡塞尔在历史问题上的“过失”，那么我们只能说，
即使在历史研究领域，他在发生与结构的两极对立中仍然更多偏向于结构这一极。
当今的哲学，是一个处在历史意识尤为强烈之时代的哲学。看起来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最为强烈的对立是发生论和结构论，前者关注和强调事物的流动、变化，后者则留意和偏重事物的稳定、恒久。在现象学内部，胡塞尔基本上属于后者。而海德格尔的情况则相反。
事实上，现象学之前和之后的许多解释学家都可以纳入到发生主义的系列中，如狄尔泰、伽达黙尔等，这包括更早的维柯(G.B. Vico)。可以说，解释学是使历史意识成为当今时代精神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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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区分只是对哲学家就其总体思想特征而言的定位，它有可能以对哲学家思想中其他特征因素的放弃为代价。例如在海德格尔那里——尤其是在早期讲座和《存在与时间》中——就有上述意义上的结构论的成分。而在胡塞尔这里，如果不注意他的发生论思想层面，那么我们损失的思想资源也会很多。
可以注意到，胡塞尔早在1919年的“自然与精神”的讲演中就已经赋予“发展”与“历史”以如此之高的地位，以至于它成为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标志。
而在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胡塞尔更是直接面对和处理历史理性的问题，以至于在一些如哥德尔那样坚持本质和观念的非时间性和非历史性的思想家看来，胡塞尔对历史问题的关注已经意味着对纯粹本质研究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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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发生、历史的关注可以归入到胡塞尔的纵意向性研究的系列中。
这个方向上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1911年期间的内时间意识研究上。
胡塞尔在这里区分两种意向性：纵意向性和横意向性。这种双重的意向性与他在内时间意识分析中所讨论的“滞留”(Retention)有关。
他认为，“每个这种‘滞留’的意识映射都具有一个双重的意向性：一个是为内在客体的构造、为这个声音的构造服务的意向性，即我们称作对（刚刚被感觉的）声音的‘回忆’的意向性；
另一个是对在河流中对这个原生回忆的统一而言构造性的意向性；就是说，滞留是与此相一致的：它是对这个声音的回忆，是对消逝了的声音－感觉的再造，更确切地说，对原感觉的再造。再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它于河流中持续地自身映射中的、关于持续先行了的相位的持续再造。”(Hua X, 379)
这种双重的意向性意味着双重的目光指向：“目光可以穿越那些在持续的河流进程中作为对声音的意向性而彼此‘相合’的相位。但目光也可以沿着这河流行进，朝向这河流的一个片段，朝向这个流动的意识从声音－启动到声音－结束的过渡。”(Hua X, 379 f.)
通过对时间意识分析而把握到的这个以滞留为起点的双重目光指向，在两个方向上的进一步延伸之后便为意识发生的现象学和意识结构的现象学提供了可能。
所有意识现象学的分析，不是横意向性分析，便是纵意向性分析。
前者是对贯穿在此河流中、在河流的流程中持续地与自己本身处在相合统一之中的“横意向性(Querintentionalität)”的研究，即对意识流中的恒定、稳固之要素的研究，
简言之，对意识结构的研究；后者则是对沿河流而行的“纵意向性”(Längsintentionalität)的研究，即对意识的生成、变化、流动的研究，但也包括对它们的形式和规律的研究，简言之，对意识发生的研究。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与横意向性相关的研究是指向意义构成(Sinnbilden)的, 与纵意向性相关的研究是指向意义积淀(Sinnsedimentierung)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