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偶读，看到有的医书中谈到中医治病的奥秘所在，有人说，“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药量”。
不传之秘果真在药量吗？我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之一在于辨证施治，要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的表现，人体疾病发作的不同时间，人体的不同体质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疗效。在治疗时，除了用药合适以外，还需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药量。药量的多少也对治疗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药的量和种类的应用都得在疾病这个基本前提下才能进行应用。
如在伤寒论中，有些药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方剂的名称，这就是说如果方中的某一种药的量增多或者减少的话，这个方剂的治疗作用就会有所不同了。如在《伤寒论》中，以治疗表虚症为主的“桂枝汤”，如果将其中的芍药量加倍，再加一味饴糖之后，就变成补虚止痛的“小建中汤”了。主治也由“桂枝汤”的“头痛，发汗，汗出，恶风”变成了“小建中汤”的“虚劳里急，悸，衄，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可见量的变化，可以决定药方的主治情况。在这里的药量的变化应用，是根据疾病的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证候才能用什么样的药量，药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需要随疾病的不同表现变化。
药量是根据人体疾病的寒热虚实情况来进行应用的。如果一个大寒的人，就得将热性药物的用量加大，一个大虚的人就得用足够量的药来补虚，一个大热的人也得用寒凉的药恰当才能祛除实热，一个虚实寒热错杂的人还得根据阴阳的基本原则来应用药物。
药量的应用也取决于每一个医生的胆略。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机械模式来治病，也不能单*书本上说的药的量来衡量一个病人该用的量，因为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凭病人的体质及疾病情况，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该用多时用得少，那么将会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延误病情；该用轻量时反而滥用药物以示自己“医术奇特”，这样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药物是有副作用，而使病人的身体承受到不应有负作用或者毒性。因此古代医家说用药如用兵，要根据疾病的情势来应用，很多药物，不能机械地依据某一种固定量，这也是中医学辨证施治的一个具体体现。
用药量多少的关键，在于如何掌握用药的组方含义。如果对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不掌握，那根本谈不上懂得方义。如完带汤是名医傅青主治疗妇女白带过多的一则经典方。在该方中，用量就特别讲究，白术、山药各用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术各三钱，甘草一钱，陈皮、荆芥、柴胡则份量更轻，仅仅用到半钱左右。这种药量的上差别是极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方义主要是想通过健脾利湿等以收到止带之功效。而其方义中，以补为主，但是重补中有轻散，寄消于升。有动有静，相反相成。此处的用量悬殊，正是达到这种作用的关键因素。
自古及今，医林中有不少用药独特的实例，其药量之大，之奇，远远超出常规。但这些奇特的用法仍然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辨证后才使用的。如____
宁波名医范文甫先生以擅长使用猛药峻剂著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他辨证准确，用药果断，如用越婢汤治风水，麻黄常用到18克，治小儿麻疹闭证竟一次用到了24克；用急救回阳汤时附子常用45克之多，让人听到都会感觉吃惊。热性药物的这种用量在寒冷的北方尚且让人感觉药量不轻，而范先生行医的地方是江南热带地区，如此大剂应用麻黄、附子等热性药更属非常少见之举。
张锡纯先生是民国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大家，他以善用石膏著称，有“张石膏”之美誉。他认为石膏系阳明实热之“圣药”，遇实热炽盛者，常常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顽症亦往往因他用药而豁然而愈。张锡纯善用石膏是从小剂量开始的。他初次重用石膏是从7岁儿子开始的：第一次用30g热稍退，加至60g热又再退，再加至90g病遂全愈，一昼夜间共用石膏18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