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管01《周易正义》04
一 论易之三名（一字多义之同时合用）续三
管锥：語出雙關，文藴兩意，乃詼諧之慣事，固詞章所優爲，義理亦有之。
抟扶摇按：“語出雙關，文藴兩意”，就是指一字词语句而虚含数义。“詼諧”、“詞章”分别指日常生活的幽默玩笑话和文艺作品言。比如相声里甲逗：“我爸爸和你爸爸是好朋友。”乙捧：“是啊。”甲逗：“所以你爸爸一天不见到我爸爸就跑到我家来喊我爸爸。”乙捧：“没错。”[乙作忽然大悟状：“嗯？你说什么来着？你再说一遍？你再说我就跟你急！”]原来“喊我爸爸”是异义双关语。一义是上我家来“呼唤我的爸爸”。另一义是“把我当爸爸来唤”。乙领悟了甲说话的“坏”心思，所以作怒状言。不过钱老这里要说的是在中国，即使是学术文章，也就是阐述“義理”的文章，也常常使用語出雙關、文藴兩意的手法。这在《管锥编》里不时可以看到钱老揭示，这里他聊举两例。
管锥：蓋“文家大體”，當曰：“彼出於此”或“非出於是”，他語之對舉者仿此；今乃文成破體，錯配非偶，成氏遂以“言約”、“角勢”疏通之，會心已不遠矣。
抟扶摇按：钱老表扬成玄英（约601-约690），“文家大體”就是阿成说的，意思是“写文章的话，一般而言（该如何如何）”。阿成是对《莊子·齊物論》一段话说的。这段话钱老抄了，抄得简练，全是筋骨，于是像绕口令。不过讨论的关键是这么几句：“……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説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这些话的逻辑含义或哲学意思现在可以不管，所以我不翻译。钱老是跟着阿成谈语法的。语法不通，那么意思就免谈了；语法不周到，那么意思也不会完满。所以先要疏通语法问题。
成玄英是说，一般而言，应该“是-非”配对；“彼-此”对举。现在庄子作“彼-是”匹配，这像是违背语法了。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就认为庄子会语法错乱，因此出现貌似的语法错误，那很可能是庄子有深意。阿成说庄子这是“舉‘彼’角勢也”。什么意思呢？阿成是说：这好比是“1是-2非”、“3此-4彼”的搭配（抟扶摇按，这里的数字编号是我加的，为了后面说话方便。），本来没有错。庄子写成“彼-是”呢，就好比把1-2和3-4上下排列，那么1-4就是对角搭配了，这就叫“角势”。一角势，那么本来要写1-2、3-4两对的，现在只要写一对“1是-4彼”就行了，它包含了1-2、3-4两对。所以成玄英说这角势“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因此庄子写文章，语法大体上没有错。阿成这么一说，钱老表扬他“會心已不遠矣”！这表扬按照今天的说法那就是“大方向对头了”，不过所谓“不远”，就还是“差一蹶子。”于是钱老自己捉刀了。
钱老解决古籍里这种字词意思和语法的问题，有一个好做派，那就是不完全根据字书词典来确定意思，而是从当时的文章里寻找同一字词的运用，看它在不同文章里表达什么意思，从而归纳出这个字词的通义。我把钱老确定字词义的这种做法说成是属于“语用学”的，而把主要根据字书词典来确定意思的做法称为“语义学”的。于是钱老从庄子的《秋水》篇里举证，表明“是”有两个等义解，一是“此”，二是“然”，好比上海人认为“马铃薯”有两个等义词，“土豆”和“洋山芋”。“是”作“此”解，先秦文章里就屡见不鲜。所谓“是之谓也”，就是“即谓此也”，白话就是“说的就是这事啊”。“是”作“然”解，今天的白话小说里也常用，比如“甲：你说是不是啊？”“乙：不然！（不是）”或者“乙：然也！（是啊！）”或者“乙：果然也！（真是呵！）”考订了“是”可等义于“此”、“然”后，钱老又考定了“‘彼’可作‘他’解，亦可作‘非’解”，书证请见钱老文。
我们在日常生活会自发地形成一些正确的具体的形式逻辑推理，比如可以说“妈妈是女人”，可是要说“女人是妈妈”，总觉得道理上别扭。这就是说，很有一些时候，我们说过去可以，比如说“A是B”，可是说回来不行，比如不能说“因此B就是A”。和这种情况类似，钱老发现“非”可以训为“彼”，因此“彼”可以代替“非”。可是“是”虽然可以训为“此”，“此”却不能倒回来训为“是”。于是，“非出于是”就不能写成“非出於此”，我们也不能把“是亦非也”写成“此亦非也”，而是只能把这里的“此”字换成“是”字，在加上“非”字换成“彼”字，这就成了：“彼出於是”、“是亦彼也”的写法。“是”和“彼”，从阿成说的“文家大體”上看，也就是从使用字书词典的“语义学”上看，好像有“搭配不当”的语法错误，可是从通行的、校勘没有问题的经典著作如《庄子》的用法看，那只得承认这里的搭配是正当的，不仅如此，这样的搭配必须补充为一条语法，岂能有应用之实，而无法则之名？人家副班长捏合了三十几名散兵游勇打了胜利仗，你不给他升个少尉军衔做排长啊？
写到这里，我不免要提到李泽厚，他说：“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李泽厚这样的人居然也会犯简单的形式逻辑错误，难道“大家大都”数典不能，那就是钱老徒有虚名了？那“大家”里的“大都”之外还有“一小撮”呢！而一个天才往往就是三五个人率先服膺在说服“大家”的，那就是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真正认识了毛泽东的历史嘛。再说了，即使大家“全都”不知道钱老的学术发明，那也不等于钱老没学术啊，学界的眼睛全瞎了、脑子统统进水了，这不可以吗？这就是梵高的命运嘛。扯回来趟钱钟书。钱老此则管锥在这里，他强调从语用学而不是一味地从语义学来解字释词，这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小东西，却是解决了大问题，并且具有“长久价值的”，试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史哲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中国辞书界，有谁那么重视语用学并且扎扎实实地用于说文解字而有新发明的？当代只有钱钟书。我国的“当代”之开端，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所以我要补充两个人，他们是在中国的“现代”末期认识到语用学的重要性，并且有过重要应用的。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为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写序。陈先生夸奖杨先生注疏《论语》不一般，方法仿佛佛典采用的“合本子注”法，那就是对《论语》语句里的目标字词语，列出先秦时期其他诸子书中使用这些字词语的完整话，让你领悟这些字词语在《论语》的这句那段话里是啥意思更靠谱，这就避免了自古以来的儒师经生之迂腐，他们只是翻阅字书词典，单从语义学上来辗转解释一字词，一路上争吵不休，到头来常无定论。
一 论易之三名（一字多义之同时合用）续三
管锥：語出雙關，文藴兩意，乃詼諧之慣事，固詞章所優爲，義理亦有之。
抟扶摇按：“語出雙關，文藴兩意”，就是指一字词语句而虚含数义。“詼諧”、“詞章”分别指日常生活的幽默玩笑话和文艺作品言。比如相声里甲逗：“我爸爸和你爸爸是好朋友。”乙捧：“是啊。”甲逗：“所以你爸爸一天不见到我爸爸就跑到我家来喊我爸爸。”乙捧：“没错。”[乙作忽然大悟状：“嗯？你说什么来着？你再说一遍？你再说我就跟你急！”]原来“喊我爸爸”是异义双关语。一义是上我家来“呼唤我的爸爸”。另一义是“把我当爸爸来唤”。乙领悟了甲说话的“坏”心思，所以作怒状言。不过钱老这里要说的是在中国，即使是学术文章，也就是阐述“義理”的文章，也常常使用語出雙關、文藴兩意的手法。这在《管锥编》里不时可以看到钱老揭示，这里他聊举两例。
管锥：蓋“文家大體”，當曰：“彼出於此”或“非出於是”，他語之對舉者仿此；今乃文成破體，錯配非偶，成氏遂以“言約”、“角勢”疏通之，會心已不遠矣。
抟扶摇按：钱老表扬成玄英（约601-约690），“文家大體”就是阿成说的，意思是“写文章的话，一般而言（该如何如何）”。阿成是对《莊子·齊物論》一段话说的。这段话钱老抄了，抄得简练，全是筋骨，于是像绕口令。不过讨论的关键是这么几句：“……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説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这些话的逻辑含义或哲学意思现在可以不管，所以我不翻译。钱老是跟着阿成谈语法的。语法不通，那么意思就免谈了；语法不周到，那么意思也不会完满。所以先要疏通语法问题。
成玄英是说，一般而言，应该“是-非”配对；“彼-此”对举。现在庄子作“彼-是”匹配，这像是违背语法了。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就认为庄子会语法错乱，因此出现貌似的语法错误，那很可能是庄子有深意。阿成说庄子这是“舉‘彼’角勢也”。什么意思呢？阿成是说：这好比是“1是-2非”、“3此-4彼”的搭配（抟扶摇按，这里的数字编号是我加的，为了后面说话方便。），本来没有错。庄子写成“彼-是”呢，就好比把1-2和3-4上下排列，那么1-4就是对角搭配了，这就叫“角势”。一角势，那么本来要写1-2、3-4两对的，现在只要写一对“1是-4彼”就行了，它包含了1-2、3-4两对。所以成玄英说这角势“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因此庄子写文章，语法大体上没有错。阿成这么一说，钱老表扬他“會心已不遠矣”！这表扬按照今天的说法那就是“大方向对头了”，不过所谓“不远”，就还是“差一蹶子。”于是钱老自己捉刀了。
钱老解决古籍里这种字词意思和语法的问题，有一个好做派，那就是不完全根据字书词典来确定意思，而是从当时的文章里寻找同一字词的运用，看它在不同文章里表达什么意思，从而归纳出这个字词的通义。我把钱老确定字词义的这种做法说成是属于“语用学”的，而把主要根据字书词典来确定意思的做法称为“语义学”的。于是钱老从庄子的《秋水》篇里举证，表明“是”有两个等义解，一是“此”，二是“然”，好比上海人认为“马铃薯”有两个等义词，“土豆”和“洋山芋”。“是”作“此”解，先秦文章里就屡见不鲜。所谓“是之谓也”，就是“即谓此也”，白话就是“说的就是这事啊”。“是”作“然”解，今天的白话小说里也常用，比如“甲：你说是不是啊？”“乙：不然！（不是）”或者“乙：然也！（是啊！）”或者“乙：果然也！（真是呵！）”考订了“是”可等义于“此”、“然”后，钱老又考定了“‘彼’可作‘他’解，亦可作‘非’解”，书证请见钱老文。
我们在日常生活会自发地形成一些正确的具体的形式逻辑推理，比如可以说“妈妈是女人”，可是要说“女人是妈妈”，总觉得道理上别扭。这就是说，很有一些时候，我们说过去可以，比如说“A是B”，可是说回来不行，比如不能说“因此B就是A”。和这种情况类似，钱老发现“非”可以训为“彼”，因此“彼”可以代替“非”。可是“是”虽然可以训为“此”，“此”却不能倒回来训为“是”。于是，“非出于是”就不能写成“非出於此”，我们也不能把“是亦非也”写成“此亦非也”，而是只能把这里的“此”字换成“是”字，在加上“非”字换成“彼”字，这就成了：“彼出於是”、“是亦彼也”的写法。“是”和“彼”，从阿成说的“文家大體”上看，也就是从使用字书词典的“语义学”上看，好像有“搭配不当”的语法错误，可是从通行的、校勘没有问题的经典著作如《庄子》的用法看，那只得承认这里的搭配是正当的，不仅如此，这样的搭配必须补充为一条语法，岂能有应用之实，而无法则之名？人家副班长捏合了三十几名散兵游勇打了胜利仗，你不给他升个少尉军衔做排长啊？
写到这里，我不免要提到李泽厚，他说：“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李泽厚这样的人居然也会犯简单的形式逻辑错误，难道“大家大都”数典不能，那就是钱老徒有虚名了？那“大家”里的“大都”之外还有“一小撮”呢！而一个天才往往就是三五个人率先服膺在说服“大家”的，那就是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真正认识了毛泽东的历史嘛。再说了，即使大家“全都”不知道钱老的学术发明，那也不等于钱老没学术啊，学界的眼睛全瞎了、脑子统统进水了，这不可以吗？这就是梵高的命运嘛。扯回来趟钱钟书。钱老此则管锥在这里，他强调从语用学而不是一味地从语义学来解字释词，这就是他提出的一个小东西，却是解决了大问题，并且具有“长久价值的”，试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史哲研究所、语言研究所、中国辞书界，有谁那么重视语用学并且扎扎实实地用于说文解字而有新发明的？当代只有钱钟书。我国的“当代”之开端，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所以我要补充两个人，他们是在中国的“现代”末期认识到语用学的重要性，并且有过重要应用的。那就是陈寅恪先生为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写序。陈先生夸奖杨先生注疏《论语》不一般，方法仿佛佛典采用的“合本子注”法，那就是对《论语》语句里的目标字词语，列出先秦时期其他诸子书中使用这些字词语的完整话，让你领悟这些字词语在《论语》的这句那段话里是啥意思更靠谱，这就避免了自古以来的儒师经生之迂腐，他们只是翻阅字书词典，单从语义学上来辗转解释一字词，一路上争吵不休，到头来常无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