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柳传101
我读《柳如是别传》，简称柳传，用三联200101版。我边读边札记，这篇的编号是101，就是读第一章的第一篇札记，依序类推。
我写札记没计划，也没有章法，因为我不研究。我只是一路读下来，不时停一停，写写心得，议论品评些个。总起来说，这些札记算是一个杂拌儿的读书笔记。我不大懂中国古代传统或者说中国文人规矩的，也懒得在这方面“文明”或“文化”起来，因此我对柳传里的人都直呼其名，“钱谦益”、“柳如是”等等。说明完了。
第一章是陈老说做柳传的缘起。很浪漫。说在昆明时，陈老不要人家奉送，非要自家重金购，得“常熟白茅茆港钱氏故园红豆一粒”，于是“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
这里，陈老用了佛教术语“因缘”，我想是不是用“姻缘”更好？因为不论说“钱柳”，还是说“柳钱”，抑或单说一个“柳”，最重要的内容是“姻”。柳如是一生的亮点，现在看来，还就是偏偏做了“钱夫人”这一段时光，她之前的人生似乎是在为这亮点做铺垫。至于钱谦益，他不是落魄公子，却逢场作戏，弄花狎妓，这在我们都可以想得通。可为啥他偏娶柳如是？这真叫人感叹冥冥之中的力量了。所以我以前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陈老写的是“姻缘”两字，这当然是错了。可是佛教的“因缘”貌似科学上说的“因果”一词。可是在具体解释上，“因缘”的含义很不明快，而且用在柳如是身上，也没有提示她的一生之亮点。莫不是“因”“姻”同音，助手错写为“因”，而陈老无法眼校，于是听音而过？咳，不去说这个词儿了，老先生用了就用了呗，再说也不可能改变了。反正基本意思还是明白的，我们就把“因缘”当“关系”看。陈老买了豆，就想笺注钱柳两人关系的诗了。主义，陈老不想笺注成钱柳两人的“诗全集”。
再说这一章的标题。“缘起”，它和“因缘”、“姻缘”都有“缘”字，但是意思有不同。“缘起”就是“原因”，只不过暗含了“牵丝攀藤”的关系。好像是说由打哪儿起，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于是就结了个果。“缘起”比“因缘”好解释，容易懂，又比“姻缘”更宽泛，不限于一种关系，因此做章标题是很好的。说成大白话，章一的标题就是：“我是怎么会写这部书的？”之类。
第一章的开篇是“咏红豆（并序）”，说了写柳传的一个缘起，那是睹物思旧，可是我看不懂诗，除了最后一句。所以诗里有什么微言大义我就不管了，这一点，全书如此。反正陈老的诗有大家诠释了。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乃是：陈老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已经是大考据家了，本事最在从铜墙铁壁也似的文字里找出缝隙，然后一刀插进去，搞搞大，搞个墙倒砖碎，然后拿着自己更地道的证据来重新砌墙。他怎么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小书贩子说的“这粒红豆出自钱家故园”这种话的呢？即使小书贩子说这粒红豆是在钱家故园大墙外到的，可谁敢相信它偏是墙里结成墙外落的呢？柳传万事未写，就来这段浪漫故事，好像《红楼梦》写补天石。这从史学研究上讲，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我认为陈老是故意的。也许他正要示人以极荒诞的故事，才能透露出他有深深的隐情，那就是陈老太欣赏钱柳姻缘了，这个欣赏可以称为写柳传的“凄美爱情”之缘起。这个我信。不过我也想，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大历史学家、教授，而且执教着，当然知道国家或广东省的中华中古史研究的“攻坚”重点，以填补中国史研究的空白。陈老是学部委员（等值于今天的院士），完全有资格参与制定全国和广东省的社会科学研究X年规划的纲要，并就中华中古史的研究开列“指南”性课题名目，更能振臂一呼，挂帅拉起课题组，然后向中央或地方政府要经费，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做贡献。即便陈老要完全做个高校里的独立研究者，先生以名望和权威，搞完全属于自己的课题，那也可以申请到经费，只不过应该谨慎的还是要对选题做一番筛选，岂可但凭一己之私情而投入柳传这样的题目？所以，我说做柳传是感动于“凄美爱情”，这个写作缘起的解释力是孱弱的。
昆明得豆后20年，柳传才开笔。在这段时间里，陈老拒绝了新中国社科院盛情邀请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我以为这是一个转折点，是陈老自绝于国家主流研究领地的开始。尽管如此，北京和广州仍然给了陈老学术上的唯一特权，生活上的上乘照顾，政府和学校应该说是仁至义尽的。可是人情世故难免，至于日常的学术活动，你自绝于主流而孤傲，渐渐地，人家也不能老是来哄着你。所以我想陈老一定很孤独。孤独产生愤懑，愤懑容易自暴自弃，于是陈老偏要搞个杀鸡用牛刀，以大手笔做个无伤大雅却也不登大雅之堂的研究。我以为这是写柳传的心理因素缘起，可以叫“完美主义”。
缘起，有近缘，有远缘。排一下，昆明后20年是最近的缘起；昆明是中间缘起，亏得一粒豆；远的缘起可以称为“英雄情怀”，起于陈老的少年时代。“余少时见牧斋初学集，深赏”钱谦益书生谈兵论武的英豪之气，经典的是钱氏说在洞房里还和新娘柳如是“说剑”。陈老打小就“深赏”这个，这表明他自小并不文弱。能文能武是不少男孩的憧憬，《初学集》里说中国要亡“天下”了，于是复兴中华是匹夫有责，包括书生也不耻于谈兵。陈老童少时期虽然中国还太平，“而识者知其将变”。我们虽不知道陈老当年对这一变会是挺清呢还是助明？但是他要在心理上做得“英雄”，这和《初学集》里的钱谦益是没啥区别的。
写到这里，陈老可真来事了。他要考研钱柳因缘，可是说得简单些，这不能仅仅写爱史，而要通过两人的爱史来反映当时的中国社会史，反映这段历史里的有关人士的行藏、嘴脸……问题在于史料奇缺。陈老是极其重视史料的，史料不足，宁可不研究。陈老曾自陈为什么不研究上古史，即不研究顾颉刚研究的一段史，就因为缺史料而多传说、伪书。所以陈老研究中古史，特别是隋唐史。这段历史好比一个两头封住而中间有破绽的筒子。两头封住，有前史，有后史，于是桶内的史料一个也跑不掉。即便中间有破绽，也可以溜出去，于是就有中古的域外交往史。这是多好的一段原材料啊！可是陈老坚辞了中古所所长之职，这叫人想到他是否真有点耍小孩子脾气了？可是现在，钱柳因缘是明清之际的事，本不在陈老的主业里。虽然陈老可以溜进场子敲敲边鼓，柳传也真是小鼓咚咚两下声。但问题还是缺史料，陈老为什么这次铤而走险呢？难道还是赌气在作怪？我虽然认为陈老写柳传，是有赌气的成分，不过我更认为陈老是深思熟虑的。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方略。诗主要是钱柳的，容易找到。史料呢？在那时代，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末文人有个相对集中的诗歌主题，就是谈兵论战。因此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会有很多人写诗涉及。此外，文人喜欢做笔记，喜欢书信往来，喜欢斥责无行，乃至在注释诗集时，会把某诗涉及的时代背景讲得很详细，等等，这些就构成“史料”，它们一般是真实的，因为当初落下这些文字并不是供以后作假的。所以，人们只要收集到这些文字，再按史学研究的规矩，再审慎地做逻辑编排，那就可以实现“证史”了。
我读《柳如是别传》，简称柳传，用三联200101版。我边读边札记，这篇的编号是101，就是读第一章的第一篇札记，依序类推。
我写札记没计划，也没有章法，因为我不研究。我只是一路读下来，不时停一停，写写心得，议论品评些个。总起来说，这些札记算是一个杂拌儿的读书笔记。我不大懂中国古代传统或者说中国文人规矩的，也懒得在这方面“文明”或“文化”起来，因此我对柳传里的人都直呼其名，“钱谦益”、“柳如是”等等。说明完了。
第一章是陈老说做柳传的缘起。很浪漫。说在昆明时，陈老不要人家奉送，非要自家重金购，得“常熟白茅茆港钱氏故园红豆一粒”，于是“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
这里，陈老用了佛教术语“因缘”，我想是不是用“姻缘”更好？因为不论说“钱柳”，还是说“柳钱”，抑或单说一个“柳”，最重要的内容是“姻”。柳如是一生的亮点，现在看来，还就是偏偏做了“钱夫人”这一段时光，她之前的人生似乎是在为这亮点做铺垫。至于钱谦益，他不是落魄公子，却逢场作戏，弄花狎妓，这在我们都可以想得通。可为啥他偏娶柳如是？这真叫人感叹冥冥之中的力量了。所以我以前总是想当然地以为陈老写的是“姻缘”两字，这当然是错了。可是佛教的“因缘”貌似科学上说的“因果”一词。可是在具体解释上，“因缘”的含义很不明快，而且用在柳如是身上，也没有提示她的一生之亮点。莫不是“因”“姻”同音，助手错写为“因”，而陈老无法眼校，于是听音而过？咳，不去说这个词儿了，老先生用了就用了呗，再说也不可能改变了。反正基本意思还是明白的，我们就把“因缘”当“关系”看。陈老买了豆，就想笺注钱柳两人关系的诗了。主义，陈老不想笺注成钱柳两人的“诗全集”。
再说这一章的标题。“缘起”，它和“因缘”、“姻缘”都有“缘”字，但是意思有不同。“缘起”就是“原因”，只不过暗含了“牵丝攀藤”的关系。好像是说由打哪儿起，就这么一路走过来，于是就结了个果。“缘起”比“因缘”好解释，容易懂，又比“姻缘”更宽泛，不限于一种关系，因此做章标题是很好的。说成大白话，章一的标题就是：“我是怎么会写这部书的？”之类。
第一章的开篇是“咏红豆（并序）”，说了写柳传的一个缘起，那是睹物思旧，可是我看不懂诗，除了最后一句。所以诗里有什么微言大义我就不管了，这一点，全书如此。反正陈老的诗有大家诠释了。我觉得匪夷所思的乃是：陈老1938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已经是大考据家了，本事最在从铜墙铁壁也似的文字里找出缝隙，然后一刀插进去，搞搞大，搞个墙倒砖碎，然后拿着自己更地道的证据来重新砌墙。他怎么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小书贩子说的“这粒红豆出自钱家故园”这种话的呢？即使小书贩子说这粒红豆是在钱家故园大墙外到的，可谁敢相信它偏是墙里结成墙外落的呢？柳传万事未写，就来这段浪漫故事，好像《红楼梦》写补天石。这从史学研究上讲，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我认为陈老是故意的。也许他正要示人以极荒诞的故事，才能透露出他有深深的隐情，那就是陈老太欣赏钱柳姻缘了，这个欣赏可以称为写柳传的“凄美爱情”之缘起。这个我信。不过我也想，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大历史学家、教授，而且执教着，当然知道国家或广东省的中华中古史研究的“攻坚”重点，以填补中国史研究的空白。陈老是学部委员（等值于今天的院士），完全有资格参与制定全国和广东省的社会科学研究X年规划的纲要，并就中华中古史的研究开列“指南”性课题名目，更能振臂一呼，挂帅拉起课题组，然后向中央或地方政府要经费，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做贡献。即便陈老要完全做个高校里的独立研究者，先生以名望和权威，搞完全属于自己的课题，那也可以申请到经费，只不过应该谨慎的还是要对选题做一番筛选，岂可但凭一己之私情而投入柳传这样的题目？所以，我说做柳传是感动于“凄美爱情”，这个写作缘起的解释力是孱弱的。
昆明得豆后20年，柳传才开笔。在这段时间里，陈老拒绝了新中国社科院盛情邀请他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我以为这是一个转折点，是陈老自绝于国家主流研究领地的开始。尽管如此，北京和广州仍然给了陈老学术上的唯一特权，生活上的上乘照顾，政府和学校应该说是仁至义尽的。可是人情世故难免，至于日常的学术活动，你自绝于主流而孤傲，渐渐地，人家也不能老是来哄着你。所以我想陈老一定很孤独。孤独产生愤懑，愤懑容易自暴自弃，于是陈老偏要搞个杀鸡用牛刀，以大手笔做个无伤大雅却也不登大雅之堂的研究。我以为这是写柳传的心理因素缘起，可以叫“完美主义”。
缘起，有近缘，有远缘。排一下，昆明后20年是最近的缘起；昆明是中间缘起，亏得一粒豆；远的缘起可以称为“英雄情怀”，起于陈老的少年时代。“余少时见牧斋初学集，深赏”钱谦益书生谈兵论武的英豪之气，经典的是钱氏说在洞房里还和新娘柳如是“说剑”。陈老打小就“深赏”这个，这表明他自小并不文弱。能文能武是不少男孩的憧憬，《初学集》里说中国要亡“天下”了，于是复兴中华是匹夫有责，包括书生也不耻于谈兵。陈老童少时期虽然中国还太平，“而识者知其将变”。我们虽不知道陈老当年对这一变会是挺清呢还是助明？但是他要在心理上做得“英雄”，这和《初学集》里的钱谦益是没啥区别的。
写到这里，陈老可真来事了。他要考研钱柳因缘，可是说得简单些，这不能仅仅写爱史，而要通过两人的爱史来反映当时的中国社会史，反映这段历史里的有关人士的行藏、嘴脸……问题在于史料奇缺。陈老是极其重视史料的，史料不足，宁可不研究。陈老曾自陈为什么不研究上古史，即不研究顾颉刚研究的一段史，就因为缺史料而多传说、伪书。所以陈老研究中古史，特别是隋唐史。这段历史好比一个两头封住而中间有破绽的筒子。两头封住，有前史，有后史，于是桶内的史料一个也跑不掉。即便中间有破绽，也可以溜出去，于是就有中古的域外交往史。这是多好的一段原材料啊！可是陈老坚辞了中古所所长之职，这叫人想到他是否真有点耍小孩子脾气了？可是现在，钱柳因缘是明清之际的事，本不在陈老的主业里。虽然陈老可以溜进场子敲敲边鼓，柳传也真是小鼓咚咚两下声。但问题还是缺史料，陈老为什么这次铤而走险呢？难道还是赌气在作怪？我虽然认为陈老写柳传，是有赌气的成分，不过我更认为陈老是深思熟虑的。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方略。诗主要是钱柳的，容易找到。史料呢？在那时代，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明末文人有个相对集中的诗歌主题，就是谈兵论战。因此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会有很多人写诗涉及。此外，文人喜欢做笔记，喜欢书信往来，喜欢斥责无行，乃至在注释诗集时，会把某诗涉及的时代背景讲得很详细，等等，这些就构成“史料”，它们一般是真实的，因为当初落下这些文字并不是供以后作假的。所以，人们只要收集到这些文字，再按史学研究的规矩，再审慎地做逻辑编排，那就可以实现“证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