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帅曾国荃外号曾铁桶，咬定青山不放松，凭借一股蛮劲加韧劲，安庆、天京等太平军重镇都被他拿下，是后期湘军阵营中地位极高的大将。要知道安庆是天京西大门，英王陈玉成在此经营多年；天京是太平天国首都，都有重兵把守，曾国荃硬是能把这两座坚城啃下来。这么看来，九帅似乎也能被称为名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个人认为，曾国荃非但不是名将，而且也不如塔齐布、李续宾、鲍超、多隆阿等人能打，他最多只能算是悍将。

所谓名将，要能征惯战，攻防兼备，在野战中击败强大对手，傲视群雄。比如卫青、霍去病、李靖、徐达、戚继光等等。曾国荃显然是不符合上述标准。他唯一擅长的就是铁桶围城，野战则泛善可陈。湘军的看家本领，扎硬寨，打死仗。就是在敌军城门前挖掘长壕、构筑碉堡、修建栅栏，然后躲进堡垒里面，封锁城池，凭借强大的后勤优势耗死对手。
这种战术能成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有充足的后勤补给，确保自己部队能吃喝不愁，保持旺盛的斗志，这就要靠清廷的资源，以及曾国藩之的大力支持。其二、能击败对手援军，防止自己被反包围。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曾国荃呢？第一点靠兄长曾国藩，第二点则靠鲍超、多隆阿、李续宜等队友。

胜者王侯，败者寇！简单的道理！

曾国荃唯一的亮点大概就是雨花台保卫战，可是他能打赢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后勤，军火，粮饷，军需从水路源源不断运来。一方面在于曾国藩的大力支持，除了援军方面实在抽不出来，后勤补给方面曾国藩对雨花台无限量供应。曾国荃要钱他给钱，要粮他给粮，要枪他给枪。另一方面就是水师的优势，湘军水师船坚炮利，训练有素，战船横行江面，保卫着运输生命线。太平军缺乏水师，无力争夺制江权，也很难切断湘军的运输线。曾国荃在此战中表现还不错，但并没有什么出色的指挥水平。只能说是凭借一股韧劲的死扛到底，具体指挥上非常保守，命令士兵死守营寨，不得出壕浪战。寓攻于守，反客为主。同时竭力守护后路，派自己的弟弟曾贞干把守三汊河，确保粮道畅通无阻。还有就是舍得花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曾国藩对部下大加犒赏，一下子赏银一千两，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如此机关算尽，曾国藩才勉强保住了雨花台营垒，避免了重蹈李续宾的覆辙。

因此安庆、天京这两场战斗，曾国荃是“围点”，但并没有“打援”，野战能力没有得到检验。也许有人会说，湘军分工明确，吉字营主要任务是围困太平天国的城池，而不是出去与对手野战；鲍超、多隆阿、李续宜是“打援”，协助湘军主力作战。所以，曾国荃不是野战不行，而是没机会展示。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
太平天国灭亡后，赖文光、范汝增等率残余兵马与捻军联合作战，号称“新捻军”。整编后的太平军，易步易骑，裁汰多余步兵，大规模增加骑兵数量，部队机动性非常强。此时，曾国荃就不行了，虽说他也参加了战斗，但始终都是充当二线，守卫城池而已。曾国藩根本没有把他派上一线，说起来对这个弟弟也是颇为照顾了，哪里安全放在哪里，可见并不能挑大梁。鲍超、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才是绝对主力，与对手多次野战，最终将捻军扑灭。

行文至此，可知曾国荃野战能力实在不怎么样。有意思的是，曾国荃却说自己很能打，击败了石达开几十万大军。《湘军记》载：“十一月，石逆由抚州、饶州趋吉安，众号数十万，曾国荃迎击于吉水三曲滩，大破之”。石达开是太平军中数得上的名将，曾国荃能在野战中击败他，自然是有料的。问题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众所周知，王闿运编写的《湘军志》含金量很高，却没捧曾氏兄弟，这让曾国荃很不满意。为此，曾国荃授意幕僚王定安编写《湘军记》，极力歌颂曾氏兄弟之功劳，与《湘军志》想抗衡。所以，《湘军记》之内容，基本都是按照曾国荃之意思编写，真实性不足。《湘军志》对此战的记载是：“张运兰移军吉水，相持数日，血战十数次，大破之。”主角是张运兰，不是曾国荃。

《湘军志》与《湘军记》记载内容不一，到底哪个才是真的？这次战斗发生在1857年11月，也就是石达开单干后6个月，进军江西3个月后的事。此时翼王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还没沦为战五渣。曾国荃当时在哪里呢？在吉安，与赖裕新作战，也是玩“龟壳战术”，与对手耗着。张运兰呢？也在吉安，却是追击石达开而来。
张运兰、曾国荃都参与战斗，谁才是主力呢？三曲滩位于赣江西岸，石达开大军没有水师，压根就无法渡过赣江，怎会在此处被击败呢？此时，曾国荃部队配有水师，可人数不多，陆师主力在围攻吉安，无法增援。所以，真实情况是，张运兰充当主力，曾国荃派遣水师扼守江面，阻止石达开军队渡江，最多只是开了几炮。《湘军志》、《湘军记》分别成书于1886年、1889年，而石达开早在1863年就被凌迟，张运兰则是在1864年追击李世贤时阵亡，都已经时过境迁，死无对证。所以曾国荃自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功劳据为己有。